卧读琐记
卧读琐记
纪果庵
几日秋雨，已可衣袷，这是骚人的好题目，思妇的愁光阴。我则欣喜于此已凉天气未寒时，乃读书的好日子。回想暑中，室内热至百度，汗出如雨，头昏脑胀，不害虎列拉已为幸事，何敢想到读书？且暑假里，作教师的可得闲，我们负学校行政之责的反而大忙，招生，奔走预算，聘请教员，最麻烦的还有应付人情请托，终日汲汲，如不暇给，实在于人于己，都没有做了什么，思之堪叹。现在心境和气候一般凉爽下来，虽然尚未孜孜努力，读书的动机和趣味总算有了，有志者事竟成，不能不这样期待着。但是以我们的个性论，几乎可以说始终没有正式努力读过书，若正襟危坐，像煞有介事的定出一个时间，譬如刚经柔史或像现在学生订的自修表似的用功，那真是永远作不到的事。郁达夫先生《闲书》自序云：“凡一个人到了拿笔管写写的时候，总是属于闲人一类居多，忙人是决不会去干这些无聊的余事的；同样，想拿起一册书来读读的人，必然地也非十分有闲者不可，忙人连吃饭睡觉的工夫都没有，又哪里会起看书的心思？”这话虽是有些牢骚，颇亦道着肯綮。现在是穷得连吃睡都没有的人固不能读书，但阔得只知计算股票市场百物涨落，有闲且去捧歌女明星志在做过房爷者，也一样忙得不能读书。于是徒然余下我们这些在年青的人认为是老朽，而又被志士骂作清谈，货殖家笑为无用者流，在费尽力气挣扎吃睡的光阴里，读上几册无裨实际的旧书，想起来可悲亦可怜矣。既是读书就号作有闲，而且如吕蒙正所云：“玉皇若管人间事，报到文章不值钱”的今日，又何必真想黄金屋与颜如玉呢？不才如愚，也就乐得以此为自己无恒心无毅力来解嘲了。
古人三上读书，好像是很勤学，其实还是出之趣味，现在“马上”只好改为车船，唯中国人在车船上仅有工夫去应付扒手与拥挤，现在则尤须注意被敲竹杠，其不能养成读书习惯是后天环境造成，而非出于本性，此外则是中国文盲太多，根本谈不到读书一事，也是原因。我在旅行时好带一两本书，可是能读的机会总是没有，新途程要全神贯注去看风物，觉得这知识似比书更好，熟道路则常常困睡，颇是憾事。（自然此乃从前的事，若近日则何能睡乎）入厕读书，无此训练，钱思公入厕读小词，那仿佛今日读通行之曲本俗调，设今日亦读古人词，不免有点唐突矣。唯枕上读小说，似可仿行，所以采用了卧读两个字。可是小说与我无素缘，因我个人的生活完全是散文的，缺乏传奇浪漫之气息，而是一味平实简单，看着那些无尽无休的故事，有时是不信，有时是动了真感情，弄得失眠，于是搁起来不看，且亦从来不买。大约我的意思，这种书应当是聪明的生活丰富的去写作，也就应当这些人去欣赏批评。如此归结，其与古人同者，殊亦不多，虽然是卧读等于枕上，不亦可以说是有名无实耶？
手倦抛书午梦长，这情味是堪喜的，要紧仍在其无所干系，不是奉令与求道。我在睡前必须读书半小时乃至一小时，这习惯至少有十五年了，从前住在北京，始而是为生活奔走，别人午梦时节，我还在电车上赶钟点，尽管是机会居三上之二，也只有打盹的份儿。后来到外面小城市去当教师，这生活很简单，上午课毕，下午就蒙被而睡，虽无好书，亦可涉猎不少。例如有一时期教学生国学概论一类课程，中国式的概论确是很概的，在半年之中要学生上通经史，下明词曲小说，以至新文化新思潮，除去昔贤所诟詈的“横通”之外，无他办法。于是破例的在枕上读些沉闷的书，什么江侠庵译的先秦经籍考呀，古文尚书疏证呀，日知录呀等等，睡前读书本意为睡作媒，读此类书可算特别容易达到目的。但对于无干涉一层未免有些不合，好在此种书虽沉重，终非自己所彻底讨厌，斯为幸耳，不然，前些时还特地买了刻本的尔雅义疏来在枕上诵阅，岂不更刺谬乎？这里究竟有点不同的就是，并不像入了书院似的作劄记，作考订，还是行云流水一般，不愿看则止了，如果在学海堂南菁书院这便第一不行，古人可佩者在此，古人可厌者何尝不在此。在中学时也曾遵守一书不毕不读他书之训，唯所读今日大体均已忘记，因之觉得还是枉然，那么就从歧路上走下去，让枕畔的书常常堆满，且均是展卷摺页的在那里静待罢。例如近顷略加检视，就有乙丙日记，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缘督庐日记抄，心史丛刊，郎潜三笔，桐城吴先生日记等数种，求学不循轨道，可见一斑。
能够得到一本理想的“闲书”在枕上浏览，实为最大的幸福。此种书无论如何不宜过长，其真理之中夹杂风趣，或在风趣中见道理，像近思录类与陈硕父毛诗疏等最不合理想，前者是属于摆面孔的道学，后者是属于规规矩矩的汉学家。可见我的意思绝不薄宋厚汉，有所轩轾。笔记日记，当然顶合理想，且亦颇为时髦了，然如越缦堂连补编达六十四册，纵使看着骂人有趣，终朝促促如吾辈，亦难一口气读完。我见耆臣的日记（中和月刊载）记读此书，只用五天工夫，那除非是遗老一流，终日无事，又对清季掌故特别熟悉，可以作到，我则是抽出一册随便翻翻的机会为多。为了知道越缦翁早年及初入京时状况，和为什么与周氏昆仲龃龉，补篇的几册反而是全看了的。此外则每因时，地，人的关系，觅出考查。如今年是甲申，当然愿意抽出光绪十年的来看了。翁文恭日记之趣味更不好，说话吞吞吐吐，只看见几起几起，换什么袍褂，与读甚佳，读不佳等词句而已。作大官的人要能不说老实话，滑头滑脑，连日记也是预备死后给别人看的。缘督与桐城吴氏，皆摘抄；复堂亦同，趣味更为低减。还有昔贤日记总好攔入学问，著述，我意此应别为笔记，日记只管私生活，和姨太太吵架可以细叙，如王壬翁之与周妪，与朋友交恶或要好，又何必不细记邪？越缦的好处在是，湘绮之风趣亦在是，唯湘绮文字枯窘，后人读之嫌其太粗枝大叶耳。
古人著书，由长编而成专著，往往历史尽数十年，终身不过一书，自然是精微奥衍，无懈可击，如今卖文为生之人，何能梦想？唯在无意中得到自己正想觅蒐的材料，或文字已发表而又得到若干未曾知道的东西，其乐正不减于古人著作，枕上阅书，有时也会遇此佳境，这大约也可以叫做“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罢？数月前写清人窃书一文，其起因自是看了陆氏的冷庐杂识，但一有动机，便须收罗材料，这就转成一种苦痛，盖材料乃是披沙拣金的，并不是摆在面前也。寻觅材料，当然首先向有可能的书去找，反索引，看目录，桌上弄得獭祭一般，好容易写得成篇，可以休息了，这天一随手翻翻胡漱唐国闻备乘，却有托名著书一条曰：
“文士厄于时令，托身卑泽，不能及物，欲借一二空言，光显于世，往往依附于人，为富贵强有力者所掩。世传吕氏八览，成于门客之手，以余观国朝诸著述家，如吕览一流者，盖不少也。南海伍崇曜，以赀雄于一乡，延谭莹于家，为辑粤雅堂丛书数百种，各有题跋，殿以崇曜之名，后其书盛行，海内士林，交口颂南海伍氏，鲜有道及莹者。行水金鉴，本郑余庆撰，题曰傅泽洪，皇朝经世文编，本魏源传，题曰贺长龄，续经世文编，本缪荃孙汪恂合撰，题曰盛康，读史兵略，本汪士铎撰，题曰胡林翼，左宗棠始入张亮基幕，继入骆秉章幕，今所传张骆二司马奏稿，皆宗棠笔也。李鸿章奏议，先为薛福成等拟，后为吴汝纶于式枚等拟。徐松代松筠撰新疆识略，筠遂进呈御览，称为钦定。毕沅开府武昌，幕宾最盛，精研史学者推邵晋涵，今所传毕氏续通鉴一书，半系晋涵裁定，分任纂述者，岁久不能具述，盖湮没久矣。至徐乾学谄事明珠，刻通志堂经解成，驾名纳兰成德，携板赠之，其卑鄙益不足道矣。”
以上所说，或为我所已知，或一时想不起，或竟不知，总之，是很好的补充了。就中李文忠公的尺牍原稿，出于于晦若者，我曾买到影印本，其间颇有文忠改笔，但非常无理由，例如致某国使馆信约会会晤写了“为荷”之字样，文忠则改为“为盼”“为幸”，然在另一天致同一人的函中用了为盼，却又改成为荷了，情形仿佛如此，不一定就是这个字句，但可知作文人充幕府是很苦痛的，于晦若亦通人，何至连这么一点都弄不清，只是看“大人”们之高兴罢了。又有一时期我收集反对桐城派的意见，已在清初觅到若干，忽在涧于日记中亦被发现，始知晚清此风披靡时，亦有不少识者对此不满，但涧于日记又岂能逆料其有此乎？至于李莼客之不满意桐城，尚在意中，若张幼樵却是完全想不到的。为了偶而看到这种材料，也许便对夙日冷淡了的书重新生出快感，我买涧于集奏议等数年，未曾细看，为此日记所引诱，又找到其文集书札看看，颇有不少妙文，在黄哲维笔记中捧得不得了的王湘绮翁，张氏却加以诟辱；其致李鸿章函有云：
“王壬秋主成都讲席，乃香涛所荐，闻香翁言之，其人学问甚博，他非所知，承示致公书，反复研寻，仍袭我公之唾余，而未得洋务之要领，枝蔓太多，矛盾杂出，所谓腐儒之经济，门客之游谈，不足尚也。此公倘在左右，佩纶当手捉松枝，力折五鹿之角，令其目瞠舌挢而去。今徒千里致书，藉求相公色目，束之高阁而已。都门此类甚多，略假齿牙，便栩栩然自令为知洋务者矣！”
从这些字句里，一面可以认识王壬公之另一面目，一面亦可明白张君之吃醋意味，文人之丑态盖不啻夫子自道矣。于是而感觉着单文孤证的大为危险，识见不广如我们，往往易成盲目，然以中国典籍之繁，文人立异之甚，如何能够从各角度来看一个问题，可真有点不容易。无怪我有一友人戏云“报纸是新谣言，历史是老谣言”，盖欲求信史，几乎是不可能的。何况这又是今文学者流风方长的怀疑时代，平常看得千真万真的古史都会打上一个五折，了解一椿事情岂容如明人之信意为之。我看了许多记载，以为杭大宗窃取全谢山文集之事是定谳了，甚至老远从北京买了烟屿楼文集来查勘，岂知有一晚检查王重民君所编的《清代文集篇目索引》前面的提要，王君就第一否认此说，其语略云：“人谓堇浦卖友，徐时栋烟屿楼文集言之最详，余别有考，恐堇浦不若是也。”手头无国学论文索引，不知所考刊于何处，自己之贫乏，即此可知。除去为求知之真切计，要看几方面的书，有时从缝子中看出一点个人生活态度与立场，如此于矛盾中求统一，更是有趣，唯大抵可遇而不可求耳。暑假中因知堂先生寄赠书房一角，其《看书偶记》《思痛记》条说收李氏此书已有四册，身在江宁，而不能有此本地先贤著作，颇为怅怅，我倒是自从两三年前就注意物色了的，无奈碰不到，这回不免去讨了一册，结果先生所赠给者，竟为第十一册，由杭州收得的，扉页题云：“民国癸未十月廿八日，从杭州得来，此思痛记第十一本也，知堂记。”又曰：“果庵先生欲得此书，因以第十一本奉赠，作人。”此可与书房一角所说以后遇此书仍拟继续收之以备转赠他人之意相印证，但先生曾以此书假胡适之一阅，胡不作一语而还，盖亦深有恫于洪杨杀戮之惨，却又忸于时下风气，不敢作半句坏批评乎？知堂翁曾示我其感想，以为中国人杀中国人，读之有鞭尸之痛，扬州十日记虽亦惨痛，但究有民族观念可以开一个洞，出了这股气，如此书则只有令人愀然不欢也（大意如是）云云，此意已写入另外一小文中（题曰读思痛记）并引用思痛记中数段以示其事实，周先生在《谈活埋》一文，也引过同一段落，为了读者便利，还是再抄一通罢：
“十九日，汪典铁来约陆畴楷杀人，陆欣然握刀，促余同行，至文庙前殿，东西两偏室院内各有男妇大小六七十人，避匿于此，已数日不食，面无人色。汪提刀趋右院，陆在左院，陆令余杀，余不应，以余已司文札，不再逼，而令余视其杀，刀落人死，顷刻毕数十命，地为之赤！有一二岁小儿，先置其母腹，腰截之，然后杀其母，复拉余至右院视汪杀，至则汪正在一一剖人腹焉。陆已惫，拖刀而回，面色呆白，气喘语急，余曰：何必杀，渠众不杀，亦必死！陆言杀人最快事，尔敢劝我耶！目复努，余惧祸，遂不尽言。噫！此辈若得善死，直无天也！回馆命小使取烧酒饮，又大声命水浴身，来稍迟，则蹬足狂詈，怒不可遏，浴毕，吸鸦片十数筒，始复人形。”
此不过千百分形容之一，但已令人极不畅快，古人所云天地好生之德，实则天地好生与否姑不论，人乃是生物，而相残如是，盖无论如何，不能解释也。然在当时与李氏同被寇难者且自己的女儿亦被逼得上吊之汪悔翁士铎，在乙丙日记中就大赞此滥杀政策：
“贼之胜人处，去鬼神祷祀，无卜筮术数，禁烟及惰，早起夕眠，眠不解衣，杀之外无他刑，以多杀为贵，此皆胜我万万也！”（乙丙日记卷二）
“天下最愚最不听教诲不讲理乡人，自守其所谓理而不改，教以正则哗然动怒，导以为非为乱，则挺然称首。其间妇人又愚于男人，山民又愚于通途之民，唯商贾则巧猾而不为乱，山民之读书者不及也。在外经商之人，又文弱于当地之商贾。……呜呼，安得一始皇在上，而使王翦白起章邯项羽黄巢朱温张献忠李自成等效力于下，而为苍苍一洗之！稂莠除，嘉谷植，恶木伐，美箭生，益烈山泽之德也，杀无道以就有道，季康子先得我心矣！善民善儒者，好空言处理以欺人，此言其尤也。” （同）
其他也抄不胜抄，此公霸道主义，对于提倡仁心仁术的孔孟是要大骂的，治乱用重，不明政治如我们，也不敢说出什么学理上的反对。但让黄巢李自成张献忠来除恶，正恐玉石不焚，连水次之良民，城市之硁硁，也是不得其死，那就大糟，盖再生也仍然是稂莠不齐耳。何况这里盛赞之商贾，试看今日之乱世，其罪恶如何，古代虽不至如此暗无天日，正亦难免囤积居奇，好利乃是商人的传统，或者因间接剥削而逼得人反叛，岂不更可杀乎？传闻曾左颇用汪说，但我总有点嫌其味道太辣，不免心中惴惴。固然，由于粮食统制或是什么特税舞弊骤致万万，不过在监狱中特别优待两年，十分轻微，惹人不快，惟若真的流起血来，其不快恐更甚于此。汪君本意，亦是由于痛心贼乱之惨，人心之坏，政治之麻痹而起，其意未尝不悲天悯人，如记旌德一童子云：
“有无赖童子，年十一二，与游兵狎，或戒而怵之，童子曰：彼敢凌我，我降长毛，杀若无种矣！其父母闻而爱其能，嘻，人乎哉！……余所见童子，则故邻罗元吉，岳新堂之子双林，及经甫之子元福，及此子也。此子骂其父母尊长，视死如归，昨见其偷暇跣足，学行杉木上，缘橦上二丈，其志不与人同，他日请念者此也，然皆其父母因其伶俐能言，骄纵之使如此也。洪秀全杨秀清之类，使当石勒倚啸东门之时，擒而杀之，一亭卒力尔！而以逆迹未彰恕之，呜呼，逆迹既彰，尚能制乎！”
防微杜渐，也是不错，但投鼠不稍忌器，甚至连屋宇一齐拆撤，那才得不偿失。由一个泉发源的水可以流到不同的海，如汪君李君殆是好例，现在只凭自己直觉判断，若在事功上之成败，固非所知也。
假定这也可以算作为读书得闲，倒是颇为好玩，盖在本人著作中，是不会看出自己的缺点的。月前由北京旧书店寄到几种旧笔记，在途已被水湿，又内容陈腐不堪，决定退回，偶然翻翻苏州陆中台的《啬庵随笔》，乃是光绪重刊本，其记张苍水先生死事事云：
“张煌言诡称削发为僧，潜伏普陀后山，为水师提标效用官孙憔法徐元生所获，先是于海上侦缉，得一小艇，内有数人，乃煌言差出，窥探消息者，审得其情，即押原船为向导，夜半，直抵其处，应手擒之，盖郑成功器海陆梁，唯恃煌言为谋主。己亥江宁之役，六月兴师，深入安庐，上下江同时戒严，势亦张甚，乃复身正典型，其子张奇观，先已投诚，今亦骈戮，二十余年，结局如此！”
然鲒埼亭集明故校兵部尚书鄞张公神道碑铭部分明说：
“是年，浙督赵公廷臣与中朝所谴安抚使各以书招公，公复安抚书，大略言：不佞所以百折不回者上则欲臣扶宗社，下则欲保捍桑梓，……今执事既以保兵息民为言，则莫若尽复滨海之民，即以滨海之赋畀我。在贵朝既捐弃地以收人心，在不佞亦暂息争端以俟天命，当与执事从容羊陆之交，别求生聚教训之区于十洲三岛间，而诏海籍我外兵以御他盗。……闽南消息既杳，郑经偷安海外，公悒悒日甚，壬寅冬十一月，鲁王薨于台，公哭曰：孤臣之栖栖有待，徒苦部下，相依不去者，以吾主上也，今更何所待乎！癸卯，遣使祭告于王，甲辰六月，遂散军居南田之悬嶴，嶴在海中荒瘠无人，山南有汊港可通舟楫，而其北为峭壁，公结茅焉。从者惟故参军罗子木门生往居敬侍者杨冠玉，将卒数人舟子一人。初公之航海也，仓卒不得尽室以行，有司系累其家，以人告，世祖以公有父，弗籍其家，即令公父以书谕公，公复书曰：愿大人有儿如李通，弗为徐庶，儿他日不惮作赵苞以自赎。公父亦潜寄语曰：汝弗以我为虑也！壬辰，公父以天年终，鄞人李邺嗣任其后事，大吏又强公之夫人及子，以书招公，公不发书，焚之。己亥，始籍公家，然犹令镇江将军善抚公夫人及子而弗囚。……于是浙之提督张杰惧公终为患，期必得公而后已，公之诸将孔之章符端源等皆内附，已而募得公之故校，使居翁洲之普陀为僧，以伺公，会公告粜之舟至，以其为故校，且已为僧，不之忌也，故校出刀以胁之，其将赴水死，又击杀数人，最后者乃告之曰：虽然，公不可得也，公蓄双猿以俟动静，舟在十里之外，则猿鸣木杪，公得为备矣。故校乃以夜半出山之背，攀藤而入，暗中执公并子木冠玉舟子三人，七月十七日也。十九日，公至宁，杰以轿迎之，方巾葛衣而入，至公署，叹曰：此沈文恭故第也！而今为马厩乎！杰以客礼延之，举酒属曰：迟公久矣！……杰遣官护行，有防守卒史丙者，坐公船首，中夜忽唱苏子卿牧羊曲以相感动，公披衣起曰：汝亦有心人哉！虽然，吾志已定，尔无虑也，扣舷和之，声朗朗然。欧罢，酌酒慰劳之。而公之渡江也，得无名氏诗于船中，有云：此行莫作黄冠想，静听先生正气歌。公笑曰：此王炎午之后身也。浙督赵公者寄公狱中，而供帐甚隆，许其故时部曲之内附者，皆得来慰问，有官吏愿见者，亦弗禁。公终日南面坐拱手不起，见者以为天神，杭人争赂守者入见。或求书，公亦应之。呜呼，制府之贤良在张洪范之上！九月初七日公赴市，遥望凤凰山一带曰：好山色！挺立受刑，子木等三人殉焉。”（郎潜随笔与此同，殆转录也。）
抄得不免太多，但亦无法，非此无见公之节，亦即无以见啬庵之为何如人。不过啬庵随笔在紧邻的一段，就记着下面的事：
“苏城本无防兵，顺治十八年，大臣苏纳海衔安兵之命，从闽中移都统郎赛汉军营二千余名驻娄齐两门之间，亡何，郎以事去，宁海将军祖永烈代之，名为防海，而郑成功自己亥败遁后，海波实不一扬也。康熙三年闰六月，忽传旨撤回，三年荆棘，一旦廓清，于是中泽集鸿，士民复业有日矣，然岂易哉。抚台韩公先事之绸缪，临行之遣送，无不周详，我苏乃恃以安全，此功此德，何以为报，当世世尸祝之。”
可见对于荆棘，也不是不怕，不厌嫌，只是为了怕，才不敢说公道话，未免令后人看着太歪曲耳。陆君生年，尚早于全氏，对于清初的奏销、哭庙、通海、闱场、关节诸大案，皆亲历之，只一味寅畏态度，盖是典型的保身主义者，其说金圣叹则谓为大聪明而不轨于正，说李贽则以为索隐行怪，说庄氏史狱则目为过于好名，不知持盈保泰，此岂非缙绅一流代表邪？此公与卢象升祁彪佳同科进士，然其度量则不但去卢甚远，并祁亦未如，看此类书，虽无裨见解，到底也可窥知当时一大部分人普通心理，而就是这样记载，在自序上还说：“有伤时取忌处，秘不敢示人”呢。（陷张公者，孙徐二人，可以补全记，又其子亦死，陆笔亦颇感慨也。）
袁于令作西楼记，为争穆素徽（真名应为周绮生）而诟辱沈志学，当时名士，如龚定山，尤西堂，曹溶，汪琬峰，……无不赞誉，诗咏连篇，唯董含三冈识略云：
“吴中有袁于令者，字箨庵，以音律自负，遨游公卿间，所著西楼记传奇，优伶盛传之，然词品卑下，殊乏雅驯。其为人贪污无耻，年逾七旬，强作年少态，喜话闺阃事，每对客，淫词秽语，冲口而发，令人掩耳。余屡谓人曰：此君必当受口舌之报。未几寓会稽，冒暑干谒，忽染异疾，觉口有奇痒，因自嚼其舌，片片而堕，不食二十余日，竟不能出一语，舌根俱尽而死。”
这种世俗见解，原非高明，但可见袁君之本来面目，不为其“绣房传娇语”及诸大名士之诗所掩塞，便可贵重。与首例相比，其美刺之意，恰恰相反，不免贪多，而附及之。袁君乃是随清兵南下，入苏州代士绅作请降呈文，十足之虎伥，自然与龚君脾胃投合，则又是一点内幕，而有不忍言者也。
不觉乱七八糟，写了这么多，倚枕读书，懒于起来抄节略笔记等，前已言之，随手把要用的地方摺起页来，如今所抄，大率属此，则此文只能当作自己的笔记，可以重申原意的说：“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请原谅。
卅三年九月十四日夜，防空警报中。
（原载1944年11月16日《文史》创刊号。黄恽先生录入。文韬先生提供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