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与通今
博古与通今
果厂
鲁迅书简第四十五页致姚克书云：
“中国不但无正确之本国史，亦无世界史；妄人信口开河，青年莫名其妙，知今知古，知内知外，都谈不到。当我年青时，大家以胡须上翘者为洋气，下垂者为国粹，而不知这正是蒙古式，汉唐画像，须皆上翘；今又有一班小英雄，以强水（镪水）洒洋服，今人改穿袍子马褂而后快，然竟忘此乃满洲服也，此种谬妄，我于短评中已层（屡）次道及，然无效，盖此辈本不读书者耳。”
此处所说以强水洒西服，大约在三十左右年纪的人都记得，那时以此为爱国举动，我在北平时，一位朋友刚作了一件新大衣，第一天穿起来就在电车上被所谓“锄奸团”者沃以“强水”，归来大为懊丧。汉唐画像，我所见者不多，只记得故宫周刊影印的《南薰殿圣哲画像》中有不少蓄着“威廉式”胡子的人物，如唐太宗尤其代表也。鲁迅翁所说的知古知今，知内知外，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岂唯现代青年谈不到，就是前一代甚至古代的人物也一样有许多人谈不到，不过他们的毛病，多半犯在知古而不知今罢了。
顾亭林先生可谓够得上通今博古了，一肚子经济，一头皮计画。他的古音学，开有清及近代研究者的先河，但是有一天他的朋友去看他，他还没有起床，就和他开玩笑说：“丁茫矣胡不起！”先生听了莫名其妙，细叩其故，始知是根据他自己的讲法，“天明”二字当读“丁茫”，顾老先生不禁哑然失笑。可见古难知了，但将古的东西，硬拿到现代来应用，究竟是不行的。清朝的人，太耽古了，犯这个毛病的很不好，随手翻翻汉学师承记，江艮庭（声）先生一条云：
“先生精于小学，以许叔重说文解字为宗，说文所无之字，必求假借之字以代之，生平不作楷书，即与人往来笔札，皆作古隶，见者讶以为天书符箓，俗儒往往非笑之，而先生不顾也。……喜为北宋人小词，亦以篆书书之。”
以说文篆法写信，请问谁能字字识得呢？而一讥笑便成了俗儒，其实，我们写信不是为让别人知道我们的意思吗？这样天书符箓实不是完全丧失了书信的效率吗？可是因为他“古”，先生便给他个不顾。还有一位钱坫先生是钱大昕先生的侄儿，也是精于篆籀，从来不肯写楷书的，他会点儿医道，有次给人看病，连处方也写了很恭致的小篆，弄得药店郎中莫名其妙；害病的人家，还得奔驰几十里去请教他，照这样医病，真可以把人急死了。晚清的吴大徵先生，研究金石，为世所宗，他写信就往往用金文（即钟鼎，商务影印的吴愙斋尺牍，共七册，内均系致潍县陈簠斋的信，多讨论金石之事，什九以金文书写），幸而受信的人也是内行，所以常收到他的信的人如潘伯寅尚书，总是说：“你的信写得太好，我预备裱起来作字画挂，”不至于如江艮庭那么认为天书符箓。现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文章专用古字，虽不是非说文之字不写，却也使人看了比天书差不多，不信请你翻翻章氏的著作，一定会感到头疼的。这还是从“今”的方面说“古”的未必适于用，实则从“古”的一方面说“古”又那有一定的标准？江、钱以为说文解字是顶古了，所有的字，全合于六书，可是许叔重上距周秦数百年，当时通行的是隶书，他所记的小篆又焉能尽信？自宋代以来，钟鼎文开始有人研究，这都是周秦时的实物，自然要比说文小篆古得多，清末此学已臻极盛，到光绪二十年以后，河南安阳商代甲骨出土，于是又由周金文字上溯千百年，虽然像章太炎先生那样笃守古文家法，不相信此种地下发掘出来的东西，但事实上已竟成为最可信的史料，不容丝毫怀疑；假使江钱数公，生于今世，不也要笑守说文之说者，尚非真正笃古乎？（自甲骨钟鼎文字研究风行以来，不但改正了说文中若干错误，连古史的面目都改变了不少，这当然更非前一个时代的人所能梦见，我们不是专门谈考古和文字问题，所以不详为举例。）当文学革命之初，所谓“桐城”“选学”的传人，也是把“不古”“不雅驯”的罪名加在语体文身上的，“文必八家，诗必盛唐”，然八家盛唐又模仿何人？自明代公安派的文人，已讥此说之陋，（见袁宏道雪涛阁集序）到今日差不多成了每一个人的常识了，而且大家拿起笔，不由自主的便是“语体”，这就是说，时代已竟演变到了这一步，任谁也不能抗逆的，不然请看那许多反对语体文的老先生又能奈何？到民国二十二年左右，汪懋祖先生还来高唱其文言复兴论，湖南省主席何键更主张小学必念四子书，可是结果只是哇啦哇啦一场罢了，于实际上的影响究竟很小的。况且，即使是摹古者的本身，也不见得对于古有深切的了解与认识，犹之上述以说文为古，实则说文并非极古的道理一样，例如：
“宋景文修唐史，好似艰深文浅近之语，欧阳公同在馆，思有以训之，一日，大书壁云：‘宵寐匪祯，札闼弘休’。宋见之，笑曰：非‘狂梦不祥，题门大吉’邪？何必求异如此！公笑曰：李靖传云：迅霆不暇塞聪，亦是类也。景文大惭。”
这是一则很通行的故事，古人有叶公好龙见真龙而股栗却走的笑话，宋祁大与此类。关于他的新唐书，批评的人太多了，而众口一词，都是说他那拟古式的以艰深文浅陋为无聊。欧阳已是很好摹古的了，尚有此论，则我们又何必非唐宋八家不可呢？像章太炎先生主张更上一层，“文学魏晋”，有人就更上一层，文学秦汉，推而至于非作到典谟训诰不可，但假使真的作到那样，是连韩退之也嫌他“佶屈聱牙”的，其实呢，尚书的文字，却正是当时的白话！
读书的要点，是由过去的事实以推证将来。而尤要知如何处理现在，若只是钻研故纸，想把什么东西都拉回去几千年，当然是无意义的事。顾亭林骂宋明人空疏不务古学，正是想从古代的教训里找出复兴祖国的道理和计划，并不是要人人开药方写八行都用小篆。所惜是因为文字狱的严厉，使得有清三百年学者，不能不向用篆书开药方的路上走，鲁迅先生说得好：
“清初学者，是纵论唐宋，搜讨前明遗文的，文字狱后，乃专事研究错字，争论生日，变了‘邻猫生子’的学者。革命以后，本可开展一些了，而还是守着奴才家法。”……鲁迅书简与姚克书
说是奴才家法，未免太过，总是太唯美化了，逃避现实了，这种“博古”殊无意味而已。然而，像篇首所说，用强水强迫人穿袍子马褂而不知是胡服，则又太知“古”了，这就很容易闹出浅薄幼稚的笑话！
老实说：只有不是真能知古的人，才会弄出食古不化的现象。钱坫如果知道文字是必须随时代变化的道理，也就不会开那样麻烦的方剂了。文化演进，犹之乎袁中郎所比喻的冬裘夏葛，知道裘只宜冬而不适于夏，当然不会强迫人在三伏天穿皮袄了，但所难的即在此“知道”一点。好像是前几年有人提倡“民族文学”，于是便有某公将忽必烈大大恭维了一番，他只记住忽必烈曾在中国作皇帝，却忘记了他的蒙古人，更不知他入主中国后把中国人降为三等的汉人和四等的南人，受着极不平等的待遇。又譬如自宋代理学家以来所提倡的寡妇守节一事，到如今还虐害许多人，他们把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作以金科玉律，但哪里理会得宋代以前中国全无此种风俗。即以宋而论，北宋时尚不如是利害，范仲淹的母亲就是再嫁的，仲淹且是后父抚养成人，所以到后来还给他的养父请封赠。这事设在今日，一定会引起许多嘲刺。关于妇人缠足，现在总算打破了，二十年以前还很不容易劝导，作父母的老以为此是古已有之的事，却不知在五代以前，中国绝无此风。民国初年剃去发辫的事情也可作如是观，与此同类者，如八股文是宋明的产物，四书是宋儒提倡的结果，科举是唐人遗制，在抱残守缺的人看来，好像都是由来远矣，圣人所遗，万难反对的，却不知并不曾古到哪里去。我们研究历史，必须注意一种风俗习尚的时代背景，与当时环境，然后晓然于今日文化之取径。不可以似是而非的笃古论为反抗时代思潮的唯一理由。这里再打一个比喻，在百余年前，中国文化采取闭关主义，以为一切只有中国的好，似乎中国文化自生成来就好，不假于外求，而不知中国文化里面实包涵了许多外族文化的精髓。汉唐两代吸收西域文明至多，在艺术和文学方面表现得尤其显明。隋唐时音乐，舞蹈，戏曲，游戏，装饰，以及日常生活，几乎到处充满“胡风”，连文明今日所持的早点中的烧饼，都是从西域传来的，故谓之“胡饼”，乐府羽林郎有“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炉”之句，恐怕汉代时西安早已有了异族的饭馆和女招待呢。唐代的功臣如尉迟氏，豆卢氏，苾伽氏，都是外国人，后来归化汉族，甚至改了名姓。除此以外，印度文化对中国影响更为惊人，我们民间到现在还流行着循环报应天堂地狱的信念，这差不多全是印度小乘佛教的思想。由此看来，我们今日要吸收东西洋先进国的文化，又有什么与古相悖之处？可是当光绪中，我国第一任派往英国的大使郭嵩焘赴任时，朝野上下都认为是国家莫大耻辱，当时一说到英法等国，必须加一夷字，英法也要写成“口子旁加英”“口加法”以示与“上国”有别，在今日观之，委实觉得近代人的见识不如汉唐远甚了。
既知道了解过去，正所以解决现在和未来，“博古”亦非全无所用，论衡谢短篇：“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而不知古，谓之盲瞽”王充所举的例子，是儒生大都犯了陆沉之病，而官吏则病在盲瞽，因为儒生只知道古书，不知明时事，官吏只知通律例，不知考史实。今日的官吏，且不必批评，而学生诸君，则大体如鲁迅先生所云，古今中外一无所知，他们觉得古就是古董，可以不必知，更有人学了一套革命的理论，仿佛连中国字都应当整个送到毛厕坑里，过去的文化全是臭垃圾！所以才有大学生在四月里写信写出“桂子飘香”的笑话。我以为，真正的博古，当然该让考古专家去做，可是对祖国文化应有的常识总不能任他不及格。从小学至大学，只好说全是在充实常识的时期，有了基础的常识，才能谈得到专门的研究。我常常听见大学校学文学的人说：为什么我要学生物？又常听见学科学的人说：为什么我要学基本国文？学生物正是要给学文学的一点科学常识，懂得科学上做人的道理；学国文正是要给学科学的一点文化陶冶，使他们不要弄到数典忘祖，一个可以说是“通今”，一个所谓“博古”，而最要紧的一句话，就是“博古”也是为了“通今”，而欲“通今”，又是不能不真正的“博古”。
十二月九日于红纸廊
（原载1942年12月26日出版之《中国学生》第一卷第三期。黄恽先生录入。文韬先生提供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