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与通今
博古与通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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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书简第四十五页致姚克书云:
“中国不但无正确之本国史,亦无世界史;妄人信口开河,青年莫名其妙,知今知古,知内知外,都谈不到。当我年青时,大家以胡须上翘者为洋气,下垂者为国粹,而不知这正是蒙古式,汉唐画像,须皆上翘;今又有一班小英雄,以强水(镪水)洒洋服,今人改穿袍子马褂而后快,然竟忘此乃满洲服也,此种谬妄,我于短评中已层(屡)次道及,然无效,盖此辈本不读书者耳。”
此处所说以强水洒西服,大约在三十左右年纪的人都记得,那时以此为爱国举动,我在北平时,一位朋友刚作了一件新大衣,第一天穿起来就在电车上被所谓“锄奸团”者沃以“强水”,归来大为懊丧。汉唐画像,我所见者不多,只记得故宫周刊影印的《南薰殿圣哲画像》中有不少蓄着“威廉式”胡子的人物,如唐太宗尤其代表也。鲁迅翁所说的知古知今,知内知外,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岂唯现代青年谈不到,就是前一代甚至古代的人物也一样有许多人谈不到,不过他们的毛病,多半犯在知古而不知今罢了。
顾亭林先生可谓够得上通今博古了,一肚子经济,一头皮计画。他的古音学,开有清及近代研究者的先河,但是有一天他的朋友去看他,他还没有起床,就和他开玩笑说:“丁茫矣胡不起!”先生听了莫名其妙,细叩其故,始知是根据他自己的讲法,“天明”二字当读“丁茫”,顾老先生不禁哑然失笑。可见古难知了,但将古的东西,硬拿到现代来应用,究竟是不行的。清朝的人,太耽古了,犯这个毛病的很不好,随手翻翻汉学师承记,江艮庭(声)先生一条云:
“先生精于小学,以许叔重说文解字为宗,说文所无之字,必求假借之字以代之,生平不作楷书,即与人往来笔札,皆作古隶,见者讶以为天书符箓,俗儒往往非笑之,而先生不顾也。……喜为北宋人小词,亦以篆书书之。”
以说文篆法写信,请问谁能字字识得呢?而一讥笑便成了俗儒,其实,我们写信不是为让别人知道我们的意思吗?这样天书符箓实不是完全丧失了书信的效率吗?可是因为他“古”,先生便给他个不顾。还有一位钱坫先生是钱大昕先生的侄儿,也是精于篆籀,从来不肯写楷书的,他会点儿医道,有次给人看病,连处方也写了很恭致的小篆,弄得药店郎中莫名其妙;害病的人家,还得奔驰几十里去请教他,照这样医病,真可以把人急死了。晚清的吴大徵先生,研究金石,为世所宗,他写信就往往用金文(即钟鼎,商务影印的吴愙斋尺牍,共七册,内均系致潍县陈簠斋的信,多讨论金石之事,什九以金文书写),幸而受信的人也是内行,所以常收到他的信的人如潘伯寅尚书,总是说:“你的信写得太好,我预备裱起来作字画挂,”不至于如江艮庭那么认为天书符箓。现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文章专用古字,虽不是非说文之字不写,却也使人看了比天书差不多,不信请你翻翻章氏的著作,一定会感到头疼的。这还是从“今”的方面说“古”的未必适于用,实则从“古”的一方面说“古”又那有一定的标准?江、钱以为说文解字是顶古了,所有的字,全合于六书,可是许叔重上距周秦数百年,当时通行的是隶书,他所记的小篆又焉能尽信?自宋代以来,钟鼎文开始有人研究,这都是周秦时的实物,自然要比说文小篆古得多,清末此学已臻极盛,到光绪二十年以后,河南安阳商代甲骨出土,于是又由周金文字上溯千百年,虽然像章太炎先生那样笃守古文家法,不相信此种地下发掘出来的东西,但事实上已竟成为最可信的史料,不容丝毫怀疑;假使江钱数公,生于今世,不也要笑守说文之说者,尚非真正笃古乎?(自甲骨钟鼎文字研究风行以来,不但改正了说文中若干错误,连古史的面目都改变了不少,这当然更非前一个时代的人所能梦见,我们不是专门谈考古和文字问题,所以不详为举例。)当文学革命之初,所谓“桐城”“选学”的传人,也是把“不古”“不雅驯”的罪名加在语体文身上的,“文必八家,诗必盛唐”,然八家盛唐又模仿何人?自明代公安派的文人,已讥此说之陋,(见袁宏道雪涛阁集序)到今日差不多成了每一个人的常识了,而且大家拿起笔,不由自主的便是“语体”,这就是说,时代已竟演变到了这一步,任谁也不能抗逆的,不然请看那许多反对语体文的老先生又能奈何?到民国二十二年左右,汪懋祖先生还来高唱其文言复兴论,湖南省主席何键更主张小学必念四子书,可是结果只是哇啦哇啦一场罢了,于实际上的影响究竟很小的。况且,即使是摹古者的本身,也不见得对于古有深切的了解与认识,犹之上述以说文为古,实则说文并非极古的道理一样,例如:
“宋景文修唐史,好似艰深文浅近之语,欧阳公同在馆,思有以训之,一日,大书壁云:‘宵寐匪祯,札闼弘休’。宋见之,笑曰:非‘狂梦不祥,题门大吉’邪?何必求异如此!公笑曰:李靖传云:迅霆不暇塞聪,亦是类也。景文大惭。”
这是一则很通行的故事,古人有叶公好龙见真龙而股栗却走的笑话,宋祁大与此类。关于他的新唐书,批评的人太多了,而众口一词,都是说他那拟古式的以艰深文浅陋为无聊。欧阳已是很好摹古的了,尚有此论,则我们又何必非唐宋八家不可呢?像章太炎先生主张更上一层,“文学魏晋”,有人就更上一层,文学秦汉,推而至于非作到典谟训诰不可,但假使真的作到那样,是连韩退之也嫌他“佶屈聱牙”的,其实呢,尚书的文字,却正是当时的白话!
读书的要点,是由过去的事实以推证将来。而尤要知如何处理现在,若只是钻研故纸,想把什么东西都拉回去几千年,当然是无意义的事。顾亭林骂宋明人空疏不务古学,正是想从古代的教训里找出复兴祖国的道理和计划,并不是要人人开药方写八行都用小篆。所惜是因为文字狱的严厉,使得有清三百年学者,不能不向用篆书开药方的路上走,鲁迅先生说得好:
“清初学者,是纵论唐宋,搜讨前明遗文的,文字狱后,乃专事研究错字,争论生日,变了‘邻猫生子’的学者。革命以后,本可开展一些了,而还是守着奴才家法。”……鲁迅书简与姚克书
说是奴才家法,未免太过,总是太唯美化了,逃避现实了,这种“博古”殊无意味而已。然而,像篇首所说,用强水强迫人穿袍子马褂而不知是胡服,则又太知“古”了,这就很容易闹出浅薄幼稚的笑话!
老实说:只有不是真能知古的人,才会弄出食古不化的现象。钱坫如果知道文字是必须随时代变化的道理,也就不会开那样麻烦的方剂了。文化演进,犹之乎袁中郎所比喻的冬裘夏葛,知道裘只宜冬而不适于夏,当然不会强迫人在三伏天穿皮袄了,但所难的即在此“知道”一点。好像是前几年有人提倡“民族文学”,于是便有某公将忽必烈大大恭维了一番,他只记住忽必烈曾在中国作皇帝,却忘记了他的蒙古人,更不知他入主中国后把中国人降为三等的汉人和四等的南人,受着极不平等的待遇。又譬如自宋代理学家以来所提倡的寡妇守节一事,到如今还虐害许多人,他们把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作以金科玉律,但哪里理会得宋代以前中国全无此种风俗。即以宋而论,北宋时尚不如是利害,范仲淹的母亲就是再嫁的,仲淹且是后父抚养成人,所以到后来还给他的养父请封赠。这事设在今日,一定会引起许多嘲刺。关于妇人缠足,现在总算打破了,二十年以前还很不容易劝导,作父母的老以为此是古已有之的事,却不知在五代以前,中国绝无此风。民国初年剃去发辫的事情也可作如是观,与此同类者,如八股文是宋明的产物,四书是宋儒提倡的结果,科举是唐人遗制,在抱残守缺的人看来,好像都是由来远矣,圣人所遗,万难反对的,却不知并不曾古到哪里去。我们研究历史,必须注意一种风俗习尚的时代背景,与当时环境,然后晓然于今日文化之取径。不可以似是而非的笃古论为反抗时代思潮的唯一理由。这里再打一个比喻,在百余年前,中国文化采取闭关主义,以为一切只有中国的好,似乎中国文化自生成来就好,不假于外求,而不知中国文化里面实包涵了许多外族文化的精髓。汉唐两代吸收西域文明至多,在艺术和文学方面表现得尤其显明。隋唐时音乐,舞蹈,戏曲,游戏,装饰,以及日常生活,几乎到处充满“胡风”,连文明今日所持的早点中的烧饼,都是从西域传来的,故谓之“胡饼”,乐府羽林郎有“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炉”之句,恐怕汉代时西安早已有了异族的饭馆和女招待呢。唐代的功臣如尉迟氏,豆卢氏,苾伽氏,都是外国人,后来归化汉族,甚至改了名姓。除此以外,印度文化对中国影响更为惊人,我们民间到现在还流行着循环报应天堂地狱的信念,这差不多全是印度小乘佛教的思想。由此看来,我们今日要吸收东西洋先进国的文化,又有什么与古相悖之处?可是当光绪中,我国第一任派往英国的大使郭嵩焘赴任时,朝野上下都认为是国家莫大耻辱,当时一说到英法等国,必须加一夷字,英法也要写成“口子旁加英”“口加法”以示与“上国”有别,在今日观之,委实觉得近代人的见识不如汉唐远甚了。
既知道了解过去,正所以解决现在和未来,“博古”亦非全无所用,论衡谢短篇:“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而不知古,谓之盲瞽”王充所举的例子,是儒生大都犯了陆沉之病,而官吏则病在盲瞽,因为儒生只知道古书,不知明时事,官吏只知通律例,不知考史实。今日的官吏,且不必批评,而学生诸君,则大体如鲁迅先生所云,古今中外一无所知,他们觉得古就是古董,可以不必知,更有人学了一套革命的理论,仿佛连中国字都应当整个送到毛厕坑里,过去的文化全是臭垃圾!所以才有大学生在四月里写信写出“桂子飘香”的笑话。我以为,真正的博古,当然该让考古专家去做,可是对祖国文化应有的常识总不能任他不及格。从小学至大学,只好说全是在充实常识的时期,有了基础的常识,才能谈得到专门的研究。我常常听见大学校学文学的人说:为什么我要学生物?又常听见学科学的人说:为什么我要学基本国文?学生物正是要给学文学的一点科学常识,懂得科学上做人的道理;学国文正是要给学科学的一点文化陶冶,使他们不要弄到数典忘祖,一个可以说是“通今”,一个所谓“博古”,而最要紧的一句话,就是“博古”也是为了“通今”,而欲“通今”,又是不能不真正的“博古”。
十二月九日于红纸廊
(原载1942年12月26日出版之《中国学生》第一卷第三期。黄恽先生录入。文韬先生提供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