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诗詅痴
写诗詅痴
纪果轩
本来不是会作诗的人，而偏要谈写诗，这就有点颜之推来说“詅痴符”的嫌疑，以此取了这个名字作题目。
一说是诗，我们就深深感到在形式上它与散文划着很清楚的界线；虽然在意境上也不无分别，但我总觉得在形式一方面更显著些。我一向迷信着诗的形式的重要性，也许这很错误，但如朱孟实先生所云，说诗是不妨加上“我觉得”三个字的。新诗虽然在形体上得到解放，但我们还不如说这只是由旧形体蜕变到另一新形体好些。解放了旧的束缚，并非完全不要规律的意思。我们不过觉得旧躯壳不适宜装进新思想，新概念，（我在大学读书时，确确实实知道一位先生作旧诗把“汽车”二字用上，而大被“诗坛”辱诟。）于是才建设起新形式来，宽泛的说来，形式原来是一切文字的符号，不过在诗，特别对形式要加以藻饰罢了。恰如解放了缠足的妇女，也一例要穿鞋子似的，新诗也该建立起一个统括的法式概念来才对。至少，韵脚，节奏，旋律是不能不讲的；像前几年《中国新诗坛之昨日今日和明日》所揭櫫的《一个蜜蜂嗡嗡嗡》的作法，无论如何，是不敢赞扬的。一个美的意境全靠一个美的形态把他充分表露出来，作诗的人说是“走笔”“即兴”，实际在从意象化为文字符号时，中间已竟经过了炉锤，并不是粗糙的生料了。何况灵感有时能化成不可知的力量，他会从不知何处造出一批神奇的字样来供你驱策呢？（老杜所说的“下笔如有神”正是此意，不过这总是不可多得的际遇，一个作者究当注意平时的“推敲”）
手头放着一张十一月一日的《大公报文艺版》的《诗特刊》，上面刊了近十首的诗，但那上面倒有七八首是形式很整饬韵脚很稳定流丽的篇什，比如林庚先生的《抽烟》一首吧：
轻轻的抽起一只烟
静静的石榴花红了
今天有朋友来谈天
半梦里燃着甘草味
不记得什么时候里
离别如窗外的青天
又如徽因君的过杨柳
反复的在敲问心同心，
彩霞片片已烧成灰烬；
街的一头到另一条路，
同是黄昏扑尘土。
都是在整齐的韵脚与节奏中给人以格外生动的意象的。我们不晓得这个诗刊是虽有意提倡这一类的诗句，但我们总可以约略断定新诗近来显然有一种韵律化的趋势。这倒不一定是开倒车，一切事在盲目的破坏后往往还是得寻出一条轨道来的。为了这一点，我觉得旧诗的诵读有时是必需的，并不是我们抱了“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的理想，而是因为诗的意境与韵律常可以由旧日诗人的佳作里得到启发。而且，我觉得，凡旧诗之佳处，无往不是“具象的”，“白话的”。“一夜连枷响到明”“半江红树卖鲈鱼”“门外野风开白莲”“密雨侵蓑重，微风过网腥”，哪一句不是白话呢？顺手再引林庚君在《新诗的节奏》中所用的一例：
今早上家家雪晴
雪花几落下门铃
白屋顶夹住青色
西窗前无限风情——雪晴
这简直是与唐人诗意无什么分别的，我们并不是说是林庚君抄袭了前人，乃正足证明“古今同感”不是诬人的事。
在意象方面，诗本有隐约的明显的两种，如朱孟实先生所说，恰当于人之有感官类Sensorial Type及理解类Intellectual Type 两种心理原素。感官类的人永远要求意象的丰富，他们是喜欢象征派的隐约诗的；理解派的人永远要求逻辑的清晰，他们便喜欢写实的显明的诗。朱先生又曾说一切美都不是由自然物客体产生的，而是经过心灵铸造后的表现。（参阅朱著《文艺心理学》），然则所谓十分具象的诗篇，殆为不可能的事实，因为这里面已竟加入大部分主观的调剂了。但是，姑不论其诗之属于那一种类型吧：我以为给人以“生动的”“鲜活的”印象是必要的手段，这也就是王国维在《人间诗话》所说的“隔”与“不隔”的问题，尽管有许多隐约迷离的诗，我们虽未见得充分“了解”他的事实或背景，但一样可以“感触”他的力量。譬如李商隐的《锦瑟》诗：“庄生晓梦迷蝴蝶”以下两联，虽是堆砌故实，可是像“杜鹃”“春深”“晓梦”“蝴蝶”“珠有泪”“玉生烟”等词汇，终于给人以一种“惘然”的感觉。东坡的“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虽不算什么好诗，以这种字样来描写的特质，即使不甚“懂得”，好像也可以从里找到点什么似的。顶要命就是作入魔道的江西诗派一路的诗，那简直完全在猜灯谜，真是意兴索然的事。王若虚（金时人）在《岭南诗话》上曾有一则云：
“近世士大夫有以墨梅诗传于时者，其一云：高髻长眉满汉宫，君王图上按青风。龙沙万里王家女，不著黄金买画工。其一云：五换邻钟三唱鸡，云昏月淡正低迷。风帘不著阑干角，瞥见伤风背面啼。余尝诵之于人，而问其咏何物，莫有得其仿佛者；告以其题，犹惑也；尚不知其为花，况知其为梅，又知其为画哉！自赋诗如此诗之论兴，作者误认而过求之，其弊遂至于此。……”
这个比喻可谓謔虐。但是我们现在的诗坛也不见得没有这种只求“奇”而不求“妙”的诗，Eliot 的诗号称难懂，虽则与我们的欣赏力与了解力有关，而其意象之隔也是不可掩饰的。因此我可以大胆下个结论，就是无论什么诗，只要隐约得过了火，或是不能把适当的工具来显示隐约的意象，都不得谓之好诗，而我们习作时，也就不当走入这个钻牛角尖的道路。
最后让我稍稍谈一下灵感的问题。灵感好像与诗不可分家的，催租败兴之后，于是只得一句，这本是任何人常常感到的，固不止于作诗为然。我们好像约略的把人分为“诗的”和“散文的”两大类，诗人也许灵感格外容易来些，而且来了时容易走上诗的道路上去吧？所以杜甫就没有可读的散文，不过是，灵感有时虽可以大大给诗以神奇的力量，但工夫二字，究不可少。尤其是现代诗人，不见得完全需要像李煜那样不失赤子之心的皇帝哥儿，拿稚弱的凄惶的眼泪打动人心了，居今而为诗人，除去“天真”以外，好像更得有广大的经验与深入的观察，（不是像科学家研究式的观察，乃是生命中的力量与伟大的情感，事实泊凑起来。）昔人所称“诗人入世要浅”的话，完全是坐在书斋里写诗的。假使我们要叫出大众的呼声，要真正产生今代的诗史，藉以推动一般人生的浪潮，那么至少需要：
- 雄伟整饬的韵律
- 鲜明动人的意象
- 深刻入骨的见解
至于灵感云云，尚是站在一旁的助力，固不能不有，亦不必非有不可也。
话也许说得太陈腐，或太右倾，但只觉得如此，亦是无办法的事。
（原载上海《文学》月刊1937年1月1日8卷1号。江少莉先生提供。黄恽先生整理录入。文韬先生提供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