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曲作家之升沉
元曲作家之升沉
纪庸
上 论初期作家
纪载元曲作家旧籍，唯钟嗣成《录鬼簿》较为详尽。 钟书分为上下两卷，不但代表前后两期作者，且代表不同之地域。前期作者（上卷）多北人，后期作者（下卷）多南人。因社会环境之差异，其作风亦各不同。
《录鬼簿》有《楝亭十二种》本，及郑振铎、马廉等在宁波范氏天一阁发现之明代蓝格抄本（已由北大影印行世）。二本内容虽大致相同，但所载作者数目先后显有差别。以内容校之，范本为初本，楝亭本（曹本）为修正本，年代稍后，盖此书乃几经修订而行世者。但不论何本，通称作家为才人；其上卷专记已故作家，标为“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下卷则标“方今已亡名公才人余相知者”，“已死才人不相知者”，“方今才人相知者”，“方今才人闻名而不相知者”等。所谓才人，当是元代杂剧或戏文作者之通称，冯沅君女士《古剧四考》（《燕京学报》二十期）有详细说明。例如无名氏《汉钟离度脱蓝彩和》杂剧：
（末）【油葫芦】甚杂剧请恩官望着心爱的选。（钟）你这句话敢忒自专么？（末）俺路歧每怎敢自专，这的是才人书会划新编。（钟）既是才人编的，你说我听。
至为明白。书会者，殆即才人之结社。又如《永乐大典》收戏文《宦门子弟错立身》，亦注云“古杭才人新编”。元初学者李治所撰《敬斋先生古今黈》（《藕香零拾》本）记俳优刘子才，藏才人隐语数十卷；《隐语》作者，《录鬼簿》亦时提及，盖即《东京梦华录》京瓦伎艺条所记之“商谜”，自宋以来，与说书并为民间文艺之一种，故同有才人之称。
《录鬼簿》上卷所记才人五十六人，两本无甚差异，其次序依剧本数排比，关汉卿五十八本列第一，次高文秀三十二本。唯范本无此条理，又将女道人及俳优作者如赵敬夫、花李郎、红字李二、张国宾等混入，与曹本不同。曹本另列，且对作家按年齿次第，范本不然，可见范本乃初稿。于此最可注意者，即杂剧作家，通常皆谓非知名之士，盖中国传统文学只重诗文，对于戏曲，一向目为俗事。王静安先生《录曲余谈》云：
元初名公，喜作小令套数，如刘仲晦（秉忠）、杜善夫（仁杰）、杨正卿（果）、姚牧庵（燧）、卢悚斋（挚）、冯海粟（子振）、贯酸斋（小云石海崖）等皆称擅长，然不作杂剧。士大夫之作杂剧者，唯白兰谷（朴）耳。此外杂剧大家，如关、王、马、郑等，皆名位不著，在士人与倡优之间，故其文字或有独绝千古者，然学问之弇陋与胸襟之卑鄙亦独绝千古；戏曲之不得与文学之末者，未始不由于此。此语固然，唯元初作者，知名之士，亦非全阙，或仅白朴一人；比至后期，剧作家则诚多无名矣。此中消息，有关政治与社会风气升沉变化，容再详论；兹先探索初期作家。
名士之最著者，首推白朴，有作品《梧桐雨》、《墙头马上》等十五种。此外，更有词集《天籁集》二卷（收入《四印斋所刻词》及《九金人集》）燕京大学《文学年报》第一期有苏明仁先生《白仁甫年谱》，铺叙其生平甚详，兹更参以所见，略述其行谊如次：
《录鬼簿》：“白仁甫，文举之子，名朴，真定人，号兰谷先生。赠嘉议大夫，掌礼仪院太师。”范本掌礼二字作太常卿。文举，金枢密院判官白华字。华，《金史》有传，贞祐三年进士，与元好问相交好，《遗山诗文集》中，投赠之作甚多。又《善人白公墓表》（卷二十四）乃白华之父，即仁甫之祖。华为当时文坛耆宿，曾受赵秉文知遇。仁甫弟恪，字敬甫，袁桷《清容居士集》《朝列大夫同佥太常礼仪院事白公神道碑铭》（卷二十七）备载其事迹。唯碑铭谓文举四子，而《天籁集》孙大雅序则称三子，仁甫其仲，柯劭忞《新元史》《恪传》采袁说。遗山《善人白公墓表》记善人之孙：“男孙五人：曰嗣隆，以荫监荣泽酒；曰忱，曰恒，皆习进士；曰常山，曰中山，皆尚幼。”表作于蒙古宪宗元年，时仁甫已二十六岁。忱、恒二名，其一必为仁甫。仁甫为初名之字，后更名朴，字太素。《天籁集》王博文序：“太素名朴，旧字仁甫，兰谷其号云”可证。按《金史》《华传》，及袁氏《敬甫墓表》，白氏本河曲隩州人，白华始移家真定。据王博文《天籁集序》，仁甫幼年，值金室破灭，父出亡于宋，因抚养于元遗山家。遗山子畜之，尝患疫，遗山抱持六昼夜始痊。稍长，受律赋之学，号后进翘楚。及父归，卜居滹阳，遗山每过，必问为学次第，尝赠以诗曰：“元白通家旧，诸郎独汝贤。”滹阳即真定，时为史天泽所据，俨成半独立状态，文举为其幕客，金源遗老，多赖保全。史好学，故学者尤多从之。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忠武史公家传》：“北渡后名士，多流寓失所，知公好贤乐善，皆来游依。”盖实录也。律赋之学，殆所以应试者，与遗山《善人白公墓表》所记习进士之言合。蒙古初废科举，然金之遗民犹保留旧风，仕宦子弟相沿不辍。蒙古宪宗二年，仁甫二十七岁，是年冬，游顺天（今保定），《天籁集》《垂杨词》序云：“壬子冬，薄游顺天，张侯毛氏之兄正卿，邀余往拜夫人，既而留饮撰词。一咏梅，以玉耳坠金环歌之；一送春，以垂杨歌之。词成，惠以罗绮四端。”张侯毛氏夫人夫人当即万户张柔夫人毛氏，与其妹乔氏，共有才媛之誉。夫人父毛伯朋，与遗山岳父毛端卿同族，见遗山《潞州录事毛君墓表》（文集卷二十八）。又卷四十《毛氏家训跋语》云“公夫人为予姨”，亦可证。正卿，恐即“潞州墓表”中所云“子居正，忠显校尉魏县五星镇酒官”，正卿其字也。又据《遗山集》，遗山晚年居山东冠县，受东平万户严实之庇，曾招仁甫赴冠氏（即冠县），约在赴顺天之前二年，仁甫二十五岁。大抵三十岁以前之事迹交游止此。自宪宗七年遗山没世之年，迄世祖至元十年，仁甫三十至五十间，事迹湮没不明，或亦寄史天泽部下。王博文《天籁集序》，中统初，天泽荐仁甫于世祖，谢不就，可为旁证。又集中《春从天上来》序：“至元四年，恭遇圣节，真定总府请作寿词”，及《水龙吟》序“送总帅镇西川，时方混一”，皆可表示仁甫与史帅之关系。其后，天泽任江淮诸翼军马经略使，守备南境，压迫宋疆，仁甫有《壬戌秋泊鸳鸯滩寄赠》之作；鸳鸯滩当是南中地名，壬戌已中统四年矣。至元十三年，仁甫五十一岁，《沁园春》序：“至元丙子，予识道山于九江”，知此时已在江西。《满江红》序：“题吕仙祠飞吟壁用冯经历韵”及“用前韵留别巴陵诸公，时至元十四年冬”，则翌年又至巴陵。《夺锦标》序：“庚辰卜居建康”，时为至元十七年。《天籁集》孙序：“徙家金陵，从诸遗老放情山水间，日以诗酒优游”，可见其在南京之生活。《永遇乐》序“至元辛卯春二月三日同李景安提举游杭州西湖。”至元二十八年，六十六岁，至潍扬。直至成宗大德十年，八十一岁，尚健在。其子孙从此定住江南。孙溟，字子南，居姑孰（今安徽当涂），——见《天籁集》孙序——后移六安。（《天籁集》朱彝尊序。）苏氏《年谱》谓仁甫八十七岁北归，殆误以前引《垂杨词》序“壬子冬，薄游顺天”为仁宗皇庆元年，致有此失，实则白氏北归与否，盖不可知，其南游，无非出于为远征军吏作幕。世祖至元十二年收江西，十三年收湖南，同年陷临安，仁甫居九江、巴陵，悉在军事成功后一年，即此可知。是时南征诸将甚多，幕府诸文士羡江南景物，多买田宅，为终老计。此节容后细述，白氏亦其一耳。（原文如此，当为：为终老计，白氏亦其一耳。此节容后细述。）白氏不特家世清华，所交游亦皆一时名辈，如卢疏（前作疎）斋（挚）、杨西庵（果）、胡紫山（袛遹）、曹光辅（元用）等，皆《录鬼簿》中尊为“前辈名公乐章传于后世者”（卷首）。卢挚之妹为仁甫弟敬甫夫人。至于杂剧作者，若李文蔚（作《燕青博鱼》，真定人，江州路瑞昌县尹）亦与相交。教坊倡伎，青楼歌女，更多以获交于白为荣。《天籁集》中，赠此辈篇什不少。仁甫逝后，以子孙贵显，赠“嘉议大夫太常礼仪院大卿”。《录鬼簿》两本所记皆略有譌误；考《元史》《百官志》，太常礼仪院，武宗至大元年以后设；嘉议大夫，正三品散官。
《四库总目提要》评白词云：“清隽婉逸，韵谐意惬，可匹玉田。”足见激赏。是故无论举家世、交游、学养、诗赋文笔，白仁甫在元曲作家中，均可居名士首席，在初期北曲作者中，堪称白眉者。
次于仁甫之名士，则有侯正卿、史九散人等，其声价虽不能于白氏抗衡，要亦词林杰才。《录鬼簿》：“侯正卿，真定人，号艮斋先生，作《授鞭和袖挽丝缰，有良夜迢迢露华冷黄钟》行于世。”杂剧则有《燕子楼》一种。按，《良夜迢迢黄钟》，见《梨园按试乐府新声》；又同书《暮云楼阁景萧疏》《双调风入松》一曲，《词林摘艳》亦署侯名。《太平乐府》更收《客中寄情》《菩萨蛮》一套。
侯氏精《易》学，有《大易通义》一书，朱氏《经籍考》注“佚”，袁桷《清容居士集》载此书序文（卷廿一）。正卿，名克中，亦见序中。“幼丧明，聆群儿诵书，不终日，能悉记其所授。稍长，习词章，自谓不学可造诣。既而悔曰：吾明于心，刊华食实，莫首与理，理以载道，原“易”以求，则为得之。于是精意读《易》，旁通曲会，参以己见，而名之曰“通义”，思深而识幽，据会提要，盖将为程子之忠臣，仿文公以入夫邵子之室，非潜心尊闻者不能也。今年逾九十，康色未艾。……郭侯俾叙其书，将入于梓，不让而为之序焉。”由此序，可以略知侯氏生平。郭侯，字文卿，《新元史》有传，名郁。《清容居士集》：《有元故赠中宪大夫中书吏部侍郎骑都尉陈留郡伯郭公神道碑》云：“大德十一年，桷再入翰苑，郭侯郁文卿，时为浙江行省都事，获缔交焉。见其受《易》学于侯先生。”则侯为郭郁之师。《大易通义》刊行时，侯年已九十余，依此推算，其生年当在金宣宗初，较白仁甫早十年。除《大易通义》外，更有《艮斋诗集》十四卷，全书尚存，乾隆《四库全书》收有汲古阁旧藏元刻本，近收入商务《影印四库珍本初集》。由此集不难窥知其交游；所与赠答，如史丞相（天泽）、姚左辖雪斋（枢）、廉平章（希宪），皆一时巨公；阚彦举（举）、徐中丞子方（琰）、张梦符侍郎（孔孙）、胡绍闿提刑（祗遹）、姚翰林端甫（燧），皆当日名士。其幕游踪迹，亦遍南北。诗集中有《汴梁元日怀亲》、《汴梁即事》，皆在北之作；《予客姑苏王御史持李鹏举书至》、《姚翰林端甫过姑苏访予》、《与诸相宴西湖》、《钱唐春日》、《钱唐即事》、《钱唐客怀》、《杭州火后连雨》、《潭州病后登天庆观阁》等篇，为南游之作。
侯氏与白仁甫兄弟互有交游。集中如《白敬甫经历有蜀中之行》七律一首，《答白仁甫》五律一首，均记彼此交谊者。《四库提要》论正卿诗以为颇近“击壤”一派，多涉理路。唯抒情赋景，时亦足资讽咏。其集中《自怜》一题七律用谐音格，殊为创体，盖不无杂剧散曲音律之影响。
三十年来百自由，自怜疏略乏嘉猷。湖山落魄林和靖，乡里蹉跎马少游。
人笑鲲鹏同斥鷃，道观天地同蜉蝣。几时还却儿孙债，江北江南汗漫游。
名士中第三，当数史九散人，《录鬼簿》：“真定人，武昌万户。”天一阁本则称为史九散仙，剧本有《庄周梦》。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有《九公子画像赞》（卷六六），知为史天泽之子，赞题记云：“史开府子，名庄，喜《庄》《列》学，屡为万夫长，有时麻衣草屦，以散仙自号。”同书《忠武史公家传》，记其为天泽次子，前新军万户。天泽生金章宗泰和二年，假定生次子时，年已三十，则当在金之末年，约与白仁甫同辈，王恽集卷十九有《挽史九万户》诗，称其“半生希古”，或中年而亡，则应在世祖至元中叶。
史虽武将，而好道家，由其自号及王氏像赞文中可知。兹更引王氏集中《赠九万户》七律一首为证：
昂藏野鹤谁能驯，泽雉虽美终无神！一篇秋水江海阔，两袖醉墨云烟春。
猿翁学剑事迹秘，兰舌解纷词调新。万事人间归一噱，双旌烛影见来频。
其采取庄周故事为剧材，自亦有其人生观之背景在。《庄周梦》，有虞山钱氏旧藏写本，近收入《孤本元明杂剧》。唯文辞轻浮，论者多疑非原作，其第二折插南曲《柳摇金》四支，尤足征其曾经南人窜改。
上述三人，皆素有声华，受社会崇敬之名士，固无论矣；自余诸子，亦不尽如王静安先生所云：“名位不著，比于倡优”者。故举数人：如梁进之（范本作退之），有《进梅谏》、《于公高门》等剧，所附贾仲明挽词有“行文高古尊韩、柳，诗宗李、杜流，填词休、苏舞、秦周”，是亦有名文人也。又如《东山高卧》、《倩女离魂》作者赵公辅，平阳人，为儒学提举。考平阳为金代出版业中心，金刊本《尚书注疏》即刊于是。元初，宰相耶律楚材于此置经籍所，盖一文化要地。《元史》《世祖纪》，中统二年从王鹗请，选诸路博学老儒一人为儒学提举，由此皆可证赵氏之学养与声望。又如范本所记，“高文秀，东平府学生员，都下号小汉卿。张时起，东平人，府学生员。”考元遗山《东平府学新记》（文集卷三十二）谓衍圣公孔元措婿，万户严实子严忠济于此创建学校，俨为北方礼乐所系，《元史》《乐志》，世祖时制定礼乐，所取资乎此，故东平府学生员实与他处生员不可并语。又《燕青博鱼》等剧作者李文蔚，前记与白仁甫相交，曾为江州路瑞昌县尹，想亦一时名士。贵介公子，除史九公子外，犹有姚守中，曹本《录鬼簿》：“洛阳人，牧庵学士侄，平江路吏。”牧庵学士，翰林学士姚燧，亦即开国功臣姚枢之孙，唯二姚传中不见守中之名，为可憾耳。《太平乐府》收其《羊诉冤》套数，奇突恢诡，颇受称赏。上述诸子，虽行谊不甚传，要非倡优之比。况《元史》疏略，即有名之士亦多不传，恐《录鬼簿》中没二不彰者尚不止此乎？（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五《田氏先友翰墨序》谓国初在野事迹，多简册无征。实则不之在野，在朝者亦资料极少，往往在本纪中活跃之人物，均不立传，此可覆按者也。）
前期作家，多有名士，更有旁证：
一，由散曲作家证之。杂剧与散曲，一方假托他人，歌于舞台；一方自抒胸臆，与传统诗词相续。此特性质之异，形式实全相同。元初散曲作家固多名士，《录鬼簿》卷首列“前辈名公乐章传于世者”一项，列举散曲作家，自元初功臣刘秉正（太保刘公梦正）以下，网罗全部名士，杂剧作者，如关、马、郑、白，皆擅散曲；身份虽有朝野之分，教养盖无二致。白仁甫、侯正卿皆能散曲，此其征矣。
散曲之尤恢诡者，其内容与杂剧相去不过一间。如前述姚守中之《羊诉冤》，杜善夫之《庄家不识勾栏》，皆其著者。姚为姚枢之孙，上已述及。杜名仁杰，字善甫、善夫、仲梁，（见《元遗山集》、《山房随笔》诸书。）《录鬼簿》称为杜善甫散人。《道光长清县志》引旧志：“字仲梁，号止轩，一字善夫，长清人，德行文章冠冕南北。元世祖闻其贤，与大臣议，以翰林承旨授公，累徵不就，乃优游于灵岩、五峰两名胜而终焉。武宗追谥文穆。”《元遗山集》廿九《麻杜张诸人诗评》，即指金遗民麻革张澄及仁杰，蒋子正《山房随笔》亦著其事迹。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有《挽杜止轩徵君》七律三首，其一云：
一代人文杜止轩，海翻鲸掣见诗仙。细吟风雅三千首，独擅才名四十年。
剑在不沉冲斗气，神游多了假山缘。老夫未觉斯文丧，齐鲁诸生有正传。
则杜固遗老而兼大名士也，乃有极通俗恢诡之曲文，虽不作杂剧，相去几何乎？
二，以诸宫调作者徵之。诸宫调起于宋，实为与杂剧同形式之歌曲，不过彼为代言体，此系叙述而已，近日学者咸认为是杂剧之母胎。元初名士，擅诸宫调者，如商衜之《双渐小卿诸宫调》，亦见于《录鬼簿》“前辈名公乐章传于世者”项下，称“商正叔学士”。王国维先生校注引元遗山《曹南商氏千秋录》（文集卷三十九）：“衜字正叔，滑稽豪侠，有古人风。”其兄衡，字平叔，金亡，殉国，遗山为作墓铭（文集卷二十一）。衡子挺，字左山，仕元世祖时为重臣。苏天爵《名臣事略》有参政商文定公，即挺也。是则以门第论，商氏不在白氏之下。其为名士，殆不容疑。《太平乐府》收杨立斋《鹧鸪天哨遍》，序云：
张五牛、商正叔编《双渐小卿》，赵真卿善歌，立斋见杨玉娥唱其曲，因作《鹧鸪天》及《哨遍》以咏之。
《双渐小卿》盖民间传说之恋爱故事，为当时流行歌曲最易取材者，犹之今日梁山伯、祝英台。杨玉娥为是时名妓，《青楼集》云：
赵真真、杨玉娥，善唱诸宫调，杨立斋见其讴歌张五牛商正叔所编《双渐小卿恕》，（此字疑当作怨，王世贞《艳异篇》引此书亦作恕，故仍之。）因作《鹧鸪天》《哨遍》《耍孩儿煞》以咏之。
张五牛，见《梦梁录》卷二十：
绍兴年间，有张五牛大夫，因听动鼓板中有太平令，或赚鼓板，即今拍板大节抑扬处是也，遂撰为赚。
是张盖南宋初之民间艺人。商氏之作，乃就张作改编者。然于此益见元初名士之接近民间文艺矣。
三、以明太祖子宁献王朱权《太和正音谱》之说徵之。
杂剧，俳优所扮者，谓之倡戏，故曰勾栏。子昂赵先生曰：“良家子弟所扮杂剧，谓之行家生活；倡优所扮者，谓之戾家把戏。良人贵其耻，故扮者寡，今少矣，反以倡优扮者谓之行家，失之远也。”或问其何故哉？则应之曰：“杂剧出于鸿儒硕士、骚人墨客所作，皆良人也，若非我辈所作，倡优岂能扮乎？推其本而明其理，故以为戾家也。”关汉卿曰：“非是他当行本事，我家生活，他不过为奴隶之役，供笑献勤，以奉我辈耳。子弟所扮，是我一家风月。”虽是戏言，亦合于理，故取之。
杂剧不特为鸿儒硕士、骚人墨客之所作，且由良家子弟参演焉。
四、以《录鬼簿》中俳优作者徵之。曹本《录鬼簿》，置“俳优兼作者”于上卷末，不与其他作者相混。共有“赵敬夫（彰德人，教坊官）、张国宾（彰德人，教坊勾管）、花李郎（刘要和婿）、红字李二（京兆人）”四名。此种著录方法，《太和正音谱》袭之，而序曰：“娼夫不及群英四人，共十一本”，以示与“群英所编杂剧”有别。并引赵子昂语曰：“子昂赵先生曰：娼夫之词，名曰绿巾词，其词虽有切者，亦不可以乐府称也，故入于娼夫之列。”考绿巾，《通制条格》卷九“至元八年正月，中书省照得，娼妓之家，多与官员士庶同着衣服，不分贵贱；拟将娼妓各分等第，穿皂袗子，戴角冠儿，娼妓之家长亲属裹青头巾，妇女紫抹子，俱要各各穿戴，仍不得戴笠子，穿金衣服，骑坐马匹。”《元史》《顺帝纪》至元五年十月壬辰条略同，此优人之作名曰“绿巾词”之由来。按子昂为元初人士，则绿巾之制，元初或已有之，既俳优有异于群英，群英自必为知名儒士矣。由此，吾人可以约略断定，即杂剧中多著鄙俚之词为后人讪笑如关、马者，实亦名士，而非比于俳优者。汉卿传记不详，杂剧之外，犹有少数散曲流传。《青楼集》朱经序曰：
我皇元初并海宇，而金之遗民，若杜散人、白兰谷、关已斋辈，皆不屑仕进，乃嘲风弄月，流连光景，庸俗易之，用世者嗤之，三君之心固难识也。
以关与杜善夫、白朴并论，可见其身份。又前引《太和正音谱》之论关氏云：“他不过为奴隶之役，供笑献勤，以奉我辈耳”云云，亦可见其自命不凡。第其人或专以杂剧鸣，观传世剧本达六十余种可知，而亦因此掩其生平。元剧行家多以汉卿为绰号，如高文秀呼为“小汉卿”，沈和甫呼为“蛮子汉卿”，是汉卿已为元曲之代表作家矣。至其官阶，按《录鬼簿》，止于太医院尹，固系末秩下僚，世所以贱之，此或一因欤？
马致远，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碑阴先友记》：（卷五十九）“马寅字致远，许州人，性雅重，嗜古学，恬于仕进。”唯此恐系另一人，与东篱行谊不甚合。马氏颇自伤蹉跎，《太平乐府》所收《蟾宫曲》可证，盖一不得志之名士。其杂剧多与俳优合作，如《黄粱梦杂剧》，曹本《录鬼簿》云：“第一折马致远，第二折李时中，第三折花李郎学士，第四折红字李二。”范本，二、四两折作者颠倒。据此，马氏身份不无可疑。唯杂剧因演出关系，虽脚本出于文人，常须优人为之订补；亦有出自俳优，而文人代之润色字句者；白氏此作，固不足以限定其身份，至少其本身不入于《绿巾词》之列也。
上述四事，虽不能直接证明元初作家均系名士，然可以证明王静安先生“此外杂剧大家，如关、王、马、郑等，皆名位不著，在士人与倡优之间”一语尚有商榷余地也。
元曲之美，在其锻炼俗语入文，倘非对诗词有根底者，亦不能辨。如马氏《汉宫秋》沖末呼韩邪单于所唱定场诗，固一极有素养之诗词也。
氈帐秋风迷宿草，穹庐夜月听悲笳，控弦百万位君长，款寒称藩属汉家。
此岂俳优之流所能吐属邪？定场诗者必须切合其人其事，不文者常取成作以塞责，此则不然。臧晋叔《元曲选》本如是，即较臧更早之顾曲斋本亦如是，可见其未经他人删改，乃马氏原作，作者诗文修养固直接可以反映于剧曲辞藻也。夫杂剧乃俗文学，先之者为金之院本、宋之初宫调，更早则为敦煌佛曲变文。然彼之艺术技巧往往均极幼稚，《董西厢》虽有称于时，然恐已经多人修改，非金时诸宫调之旧，观《刘智远诸宫调》之幼稚可为旁证。元曲文字所以呈突飞猛进之变化而与唐诗、宋词并称者，其间自然有作者技巧之关系，但先乎此之民间文艺，不出于民间艺人之手，而由士大夫儒士参加创作，故作品形式突然改观焉。
至于元初名士何以独好剧曲，信如王静安先生所云：“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及臧懋循《元曲选》序，均谓蒙古时代，曾以词曲取士，其说固诞妄不足道。余则谓元初之废科目，实为杂剧发达之因。盖自唐、宋以来，士之竞于科目者，已非一朝一夕之事，一旦废之，彼其才力无所用，而一于词曲发之。且金时科目之学，最为浅陋，（观刘祁《归潜志》卷七、八、九数卷可知）此种人士，一旦失所业，固不能为学术上之事，而高文典册又非其所素习也，适杂剧之新体出，遂多从事于此，而又有一二天才出于其间，充其才力，而元剧之作遂为千古独绝之文字。”考元废科目，事见《元史》《董文忠传》及《杨恭懿传》，兹不具引。其原因，则世祖认科目徒能诗赋空言，无裨实政，金之亡国，全由乎此。盖金虽女真，至末期已完全汉化，王恽《大全文集》《题泰和名臣碑后》云：“金源肇迹海东隅，奄有绵区亦壮图，最是泰和嘉靖日，朝廷纲纪尽文儒。”自注：“为当时自宰相至椽史全用进士云”。泰和，金章宗晚年年号。又如苏天爵《滋溪文集》《元故徵士赠翰林学士谥文献杜公行状》亦云：“金之末年，河朔俶扰，时金将亡，儒者犹习文辞，为进取计。”观夫白仁甫于金亡后犹事律赋，斯可知已。士既蕴才不用，转而玩世不恭，亦系恒情，故元曲作者多以善謔或诙谐称，如前举杜善夫，即其著者，元末戏文《宦门子弟错立身》有云“你课牙比不得杜善夫”，可见一斑。此其所以有庄家不识勾栏之曲也。《青楼集》以杜、白、关并举，孙大雅称白“玩世滑稽”，元遗山称商正叔“滑稽豪侠”，不特足以代表作者之性格，抑且足以说明作者之环境。元初作家多入军阀部下为幕僚，生活之苦难可想。在此物质精神两重不得志之下，其走入玩世滑稽，乃极自然之现象也。
唯于此不得不论者，则书生纵不得志，何遂非钟情剧本不可？试观南宋亡国诸人，皆以诗词自遣，极少为剧本者；虽王氏以学人不学解之，金末儒生，多为诗赋，乃是事实，何致非高文典册不可？以鄙意揣之，将不出下列诸因，此则可以补苴王氏之说也。
一、演剧之风在当时最为流行也。此事论者已多，不烦喋喋。剧曲之发展，自宋、金以来，渐达成熟之地步。而元以外族人入主，又极爱好此易于了解之文学。因之，上自宫廷，下逮民众，无不乐此不疲。胡祗遹号称道学，而有与女优通款曲之书翰；侯正卿“易”学名家，亦写出风流香艳之《燕子楼》。儒风不能免俗，在涅必将成缁，此其验矣。
二、当时环境充满对传统之反抗。蒙古以异族入主，对中国传统，诸多不能接受，又以压力迫使改观。一方面则中国人饱受外夷之蹂躏，更充满反抗之心情。此双方皆有对当前现状表示不满之意愿，故蒙古时代，可谓一弥漫反抗空气之时代。就学术论，李治之数学，郭守敬之历学，皆前此未有者。以伦理观念论，在蒙古统治下，当然亦有若干之改易。民间演剧之兴起，或即民众力量之一种表示。观元曲中，有不少寓讽刺之意者。儒者本不重曲文，然在大转变中，遂亦脱去其传统之外衣，接受新文学体制。可异怪者，此乃外族统治下相同之现象。金时文人，对曲文之关心，即远逾南宋，金亦一外族也。受此积习之熏渐，再加新时代、新思潮之冲激，于是文人不特欣赏曲文，关心曲文，且进一步而创作曲文焉。
关于初期作家之年代，尚有争论。关汉卿，据《太和正音谱》称“初为杂剧之始”，当属最早作家。《录鬼簿》只称其官阶为太医院尹，未著朝代。蒋一骙《尧山堂外纪》卷六十八谓：“金末为太医院尹，金亡不仕。”元末诗人杨维桢《宫词》：“开国遗音乐府传，白翎飞上十三弦，大金优谏关卿在，伊尹扶汤进剧编。”（《铁崖乐府》卷十四）皆谓为金太医院尹。又如王实甫之《丽春堂》杂剧，最后有《太平令》：“……大筵会公卿宰相，早先把烟尘扫荡，从今后四方、八荒、万邦齐仰，贺当今皇上。”吴梅《顾曲麈谈》以为当指金帝，则此剧作于金世。王氏《宋元戏曲史》断定，《录鬼簿》上卷作者，其年代当在太宗取中原至世祖统一之初。对此提出异说者，为胡适之先生。燕大《文学年报》第三期《再谈关汉卿的年代》一文称《阳春白雪》收关氏小令《大德歌》，其词曰：“吹一个，弹一个，唱新行大德歌。”大德乃元成宗年号，足见关氏至大德间犹健在。由此上推，其生平当在公元一二三0年顷，即金哀宗正大七年，至早亦不得过一二二0即金宣宗兴定四年。如是，则金亡时，关年才十三四，《青楼集序》所说关已斋、白兰谷皆“金之遗民”一语，殊无从谈起。白氏尤幼，不过七八岁耳。胡氏更据范本《录鬼簿》上所附贾仲明挽词，证明所谓初期作家，不过元成宗元贞、大德间人，实较一般所推者为迟。贾挽词于作家如赵明道、赵公辅、赵子祥、狄君厚、李时中、顾仲清、张国宾、花李郎诸人，皆曾提到元贞、大德。（词赘不具引）可见元贞、大德乃元剧最盛之时，关马之家，亦皆此际作者。要之，王说谓在至元统一以前，胡说则在至元统一以后。此争论之焦点，在关是否为金之遗民，《尧山堂外纪》谓关为金太医院尹之说，未悉所据，王国维先生谓金无太医院，元始有之，则蒋纪不攻自破，唯谓大德歌作于大德之世，亦未全可信徵。大德或另有他解。（同报冯沅君即据此驳胡氏）考白仁甫生于金哀宗正大三年，已有确据，《青楼集》朱经序：“金之遗民，若杜散人、白兰谷、关已斋辈”云云，以关与白并提，其年齿恐相去不远。二人均未仕金，称遗民者，以其以遗民自居也。胡氏所推关之生年，与此无甚出入，故胡氏所论关氏在金时无作品，当属可信。即王实甫之《太平令》，亦不得骤断为颂金。曲文中此种颂祷之词，皆无定指，不过颂扬时政，以取当局之欣悦而已。唯胡氏推论关汉卿至元贞、大德间始有作品流行，则未尽然。前曾举史九散仙，其人卒于世祖至元间，时已有作品行世。关、马之作，应在彼时早有流传；否则，元贞、大德间，关氏年逾七十，何壮年不为此，老年则一意为之，作品不下六十种均丽之晚年，亦不可通也。
由此，吾人可断知前至元之际，杂剧作品已成绩斐然。至元贞、大德，作者尤蔚兴。贾仲明者，据其所署《录鬼簿》书后识语：“永乐二十年壬寅中秋，淄川八十云水翁贾仲明书。”则其生年应在元末。夫以元初之人，对开国人物文献，犹多懵昧，彼明初之人，随意填附年号，要更不足论。挽词中大德、元贞诸语，不足据为可靠之资料明矣。
由王氏说，以为上卷作者，止于至元，亦未可信。《录鬼簿》刘唐条云：“太原人，皮货所提举，在王彦博左丞席上，赋博山铜细袅香风。”考王彦博即《元史》王约，文宗至顺四年卒，年八十二。刘氏即席赋曲，当在大德以后。然则，作家止于至元之说，岂可信乎？综合言之，《录鬼簿》上卷诸作家，远至生于金末之遗民，近则贞元（按贞元或元贞之误，恽）、大德盛时之作者，皆所包括。但此又有一问题，即下卷作者最早之宫大用，乃贞元（元贞）、大德间人，讵非冲突乎？钟氏注云：“先君与之莫逆，故余常得侍坐。”然则，宫大用固非直接与钟氏相知，不过与其父莫逆，故附于下卷耳。况如前所云，《录鬼簿》上下之分，不仅有关年代，更有关地域；上卷皆北人，下卷皆南人。时钟寄籍杭州（仍署原籍古汴、大梁），杂剧之流行，已自北而南，下卷所录，皆其所交接或闻知者，非如上卷所录，出于间接传抄可比，此尤不可不知也。以上论初期作家竟。
（原载1949年7月《国文月刊》第81期。黄恽先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