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曲作家之升沉（续）
元曲作家之升沉（续）
纪庸
下 论后期作家
后期作家多系南人。《录鬼簿》下卷分之为四组：曰“方今已亡名公才人余相知者”，“已死才人不相知者”，“方今才人相知者”，“方今才人闻名而不相知者”。唯天一阁本不分类，又人数较少；（曹本五十五人，范本五十一人。）且其中有曹本列于已死，而范本次第则相当于尚存，如乔吉甫是。足见范本早于曹本。按吉甫卒于至正五年，则范本当是是年以前之稿，期间已几经修改，则莫之知矣。
曹本五十五人中，除“方今才人闻名而不相知者”一项中高可通、董君瑞、李邦杰、高安道四人为北人外，其余皆在江南。钟嗣成家在杭州，所与交接知闻皆在南方，此固然矣；北方文风衰落，作者凋零，要亦不可掩之事实，盖此时杂剧中心有由大都南迁杭垣之势。元初席金儒教余势，北方文学蔚然，匪惟曲文，诗词亦有不少作家。如世祖时之栾城李治、永平王磐、陈州徐世隆、怀州许衡、柳城姚枢、泽州郝经、浑源雷膺、武安胡袛遹、汲郡王恽、柳城姚燧、容城刘因，皆享盛名，士林推重。谓金世宗以来所培养之人才，此时始结实用世，亦无不可。则杂剧之盛，容与文风有关欤？反观南风，斯时不竞。方回、周密、白珽之流，号曰遗民，文风卑靡，振衰起废，无以当之。稍后，临川吴澄、吴兴赵孟頫北游，始稍露头角。然至元贞、大德间，风气渐转，袁桷崛起于先，扬仲弘、虞集、范梈、揭傒斯四大家及黄溍、马祖常、欧阳玄、柳贯诸人继起于后，南方文学称盛一时。反观冀北，则仅汶上曹元用、清河元明善、济南张养浩称三俊，（《元史》《曹元用传》）最后则有汤阴许有壬、真定苏天爵，其气势则远逊。大抵南北诗文之盛衰，以仁宗时科举之复兴为转移。自南方文学寖盛，杂剧之作亦渐多，且编著者皆为南人，自不怪《录鬼簿》下卷所举多南士也。
顾此辈南方作者，实多为北人移住者。例如宫天挺条：“字大用，大名开州人，历学官，除钓台书院山长。”郑光祖条：“字德辉，平阳襄陵人，以儒补杭州路吏。”曾瑞条：“字瑞卿，大兴人，自北来南，喜江浙人才之多，羡钱塘景物之盛，因而家焉。”赵良弼条：“字君卿，东平人，总角时与余同里闬。”（钟氏虽旧籍汴梁，但生长杭州。）陈无妄条：“字彦实，东平人，与余及君卿同舍。”乔吉甫条：“字梦符，太原人，居杭州太乙宫前。”李颛卿条：“东平人，以父为浙省掾，因居杭焉。”就此观之，北人南移，颇成时代风气。考厥原因，约有下云数端：一，征南军之幕僚多慕江南风物，因留而不返。如《元史》《张弘略传》：“有谗贵臣子在江南买田宅乐而忘归者，词引弘略。”考弘略即张弘范兄，顺天万户张柔子，所谓贵臣之子，必有所指，非全出诸虚构者。二，南宋平定后，所委派地方官，多系北人，此辈往往定居江南，不作归计。元人文集碑志传状中，此类资料不胜枚举。苏天爵《故承务郎杞县尹阎侯墓碑》（《滋溪文集》卷十八）更作包括之论云：“比见中州士夫宦游于南方者，往往乐其风土之美，而无丘陵霜露之思，”盖可觇矣。三，基于军事之必要，派往江南者，柳贯“承直郎管领拔都儿民户总管伍公墓志铭”（《柳侍制文集》卷十）“初，世祖皇帝统一疆宇，敇尝护驾骁勇十一万户，留籍汉湘，令枢密院即江陵之松滋置总管府为署。”此制度是否亦行于江南他处，虽不敢悬断，然其足以促进北人之南移，则不容讳言。江浙风物，远迈北方；杭州景色，尤甲天下，南宋百余年之经营，已使之成为游赏繁华中心，纵曾经兵燹，亦已逐渐恢复。《马哥孛罗游记》誉为江南第一享乐都市，非夸妄也。考元初名士已多有南移倾向，如鲜于伯机、李仲芳、高彦敬、梁实父、郭天锡辈，皆曾游宦江南，最爱钱塘风物；（见柳贯《跋鲜于伯机与仇彦中小帖》）而平宋功臣阿里海牙之孙贯酸斋，且即定居杭州矣。此种风气，及至元统一后，更为显著。故《录鬼簿》上卷作者之北人，实已多有南游而流连忘返者。白仁甫久居建康，前已论之；余如大都王仲文曾住金华，（见贾仲明挽词）马致远曾为江浙省务提举，李文蔚曾为江州瑞昌县尹，张寿卿曾为浙江省掾，李宽甫曾为合淝县尹，赵天锡曾为镇江府判，尚仲贤曾为浙江省务提举，戴山夫曾为浙江省务官，顾仲倩曾为清泉提司令，皆久游南方者。关汉卿曾有“杭州景”“南吕一枝花”，（《太平乐府》卷八）或亦曾涉足江南。前代流风，后代加厉，元代末期，江南多北方流寓，由来远矣。
北人南徙，则杂剧一艺亦挟与俱南，南人传而习之，风乃骤盛。元末姚寿桐《乐郊私语》云：
州少年多善歌乐府，其传皆出于澉川杨氏。当康惠公梓存时，节侠风流，善音律，与武林阿里海涯之子云石交。云石翩翩公子，无论所制乐府散套，骏逸为当行之冠，即歌声高引，可彻云汉，而康惠独得其传。今杂剧中有《豫让吞炭》、《霍光鬼谏》、《敬德不伏老》，皆康惠自制，以寓祖父之意。第去其著作姓名耳。其后长公国材，次公少中，复与鲜于去矜交好，去矜亦乐府擅长，以故杨氏家僮千指，无有不善南北歌调者。由是州人往往得其家法，以能歌名于浙右云。
鲜于去矜即鲜于枢之子，见《书史会要》。即此可见南人学习杂剧，多得北人之传。……杨梓，据王静安先生考证，即元时代爪哇功臣，海盐人，官至杭州路总管。
兹再一探下卷作者之时代。依王静安先生说，下卷作者时代，当分两组：其一，“方今已死名公才人余相知者”“已死才人不相知者”为一组，其年代约在世祖统一至元顺帝后至元间。“方今才人相知者”、“方今才人闻名而不相知者”为一组，为至正时代，与作者同时。前一组无问题，唯后一组是否及见至正时代诸作家，不无可疑。考《录鬼簿》自序署至顺元年，下距至正凡十一年，此或最初写定之年，其后又屡经修改，未可据以断定。唯曹本记乔梦符之死，事在至正五年二月，自此以后，有无补订，尚未可知。又考本书记其交游最早者为大德七年，睢景臣条：“大德七年，公自维扬来杭州，余与之识。”由大德七年至至正五年，凡四十二年，姑假定钟氏与睢景臣相交之岁年二十，则钟氏当生于世祖至元二十五年以前。朱凯《录鬼簿序》，嗣成为邓善之祭酒、曹克明尚书弟子。同书赵良弼略传：“总角时与余同里闬，同发蒙，同师邓善之、曹克明、刘声之三先生。”邓善之即邓文原，《元史》本传，至元二十七年，行中书省辟为杭州路儒学正，至大三年，授浙江儒学提举。钟氏既发蒙于邓，年龄约有十岁以前，与前考生于至元二十五年以前，尚可符合。由此下推至至正五年乔梦符死时，嗣成至少六十以上矣。望六之年，恐无多余暇详纪当时剧人，《录鬼簿》虽有至正二十年庚子朱经题词，难保不出于钟氏逝世以后。故吾人认为至正一代三十年间之剧人，钟氏绝无由全睹也。
复次，考朱凯至顺元年所作序，曾举钟氏作品，范本计有《冯谖焚券》、《伪游云梦》、《新陈余》、《蟠桃会》等，范本更多出《钱神论》、《章台柳》、《郑庄公》，据云：“皆在他处案行。”作者作品既均在至顺元年以前，（曹本略有增加，至少亦证明其大部作品流行于至顺以前）则其交游之人，恐亦应与是时相先后。又周德清《中原音韵》作于泰定元年，中附《小令定格》，其《马玉郎感皇恩采茶歌》，据任讷先生疏证，当即钟作，又见《太平乐府》。当泰定元年以前，作者之小令已有充“定格”之资格，则所谓方今才人，与钟相识之同辈，其年代应亦不能相距太远。故依此推论，其段落当在泰定（1324）至顺（1330）之间。
抑由作家年代之可考者观之，大率皆为至正以前成名之人，间有一二年辈稍晚，然终不足以代表多数。例如：（加*者为散曲家，并举以便通观。）
1黄公望*即黄大痴，至元五年生，至正十四年年八十岁卒，见《疑年录》，为编者之大前辈。
2吴仁卿 即上卷跋尾所称之克斋先生吴公，由称谓可断定为编者之前辈。
3张可久*散曲大家张小山，《中原音韵》小令定格举其《红绣鞋》、《满庭芳》、《醉太平》、《山坡羊》等作品，大约亦泰定时成名者。《阳春白雪》年代更早于《中原音韵》，其中已收张作矣。
4钱霖* 《录鬼簿》注：“字子云，松江人。弃俗为黄冠，更名抱素，号素庵。”此人年代略迟，据邵复儒《蚁术诗选》《挽钱素庵炼师》（卷六）一诗所排之年代比观，其卒年应在（至？）正十至二十一年间。
5徐再思* 散曲大家徐甜斋。《中原音韵》定格中教其“水仙子”，应是泰定间人物。
6屈子敬 钟云：“与余同窗”，其年辈应与钟氏同。
7高克礼 《元诗选》癸集己之上：“高克礼，字敬臣，河间人，荫官至庆元理官，……工古今乐府，有名于时云。”乔梦符小令有“秋日与高敬臣、胡善甫辈饮湖楼即事”及“高敬臣病”“折桂令”，当是乔之同辈。
8陆登善 即上卷跋中所云陆仲良，应为编者之同辈。
9朱 凯 作《录鬼簿序》，称编者为“大梁钟君”，按口气应为钟之先辈。
10朱 晔 著有《优戏录》。杨维祯《东维子文集》载有此此书序文，所附日期为至正六年，则此人或年辈稍晚。（按，原文朱晔，疑系王晔）
11王仲元 钟氏称：“与余交有年矣”，当是同辈。
12张鸣善 元末王逢《浯溪集》《俭德堂寄怀凡二十二韵》一题中有此人，称“张铭善名择，湖南人，以晦迹擢江浙提学，今谢病隐吴江。”其诗见《皇元风雅》及《元诗选》癸集，丁。王静安先生以为钟书称张“扬州人，宣慰司令史”，恐与《浯溪集》所举为二人。此虽不可揣断，但可能湖南系淮南之误。按《浯溪集》寄怀之作，在至正十一年以后，故范本《录鬼簿》无此人，唯曹本有之。又天一阁无名氏《录鬼簿续篇》亦有张铭善，云：“北方人，号顽老子，有《英华集》行于世，苏昌龄、杨廉夫服其才”，此恐另亦人矣。
上举皆“方今才人相知者”，除已举外，余悉年代不详。又如“方今才人闻名不相知者”中之高可通、董君瑞、李邦杰、高安道等四人，董、高二人，活动之年代较早，散曲□刊本《阳春白雪》《选中古今姓氏》曾举二人之名，《白雪》年代早于《中原音韵》，前已言之。故二人之年代当不能太迟。通观方今才人，无论知与不知，其活跃于至正以后者，十无一二，则《录鬼簿》下卷作家之年代约略可知矣。
况至正十年以后，元室已趋崩溃，江南到处叛离，烽火频惊，艺事谅已陷于停顿，至少作为杂剧中心之杭州已呈糜烂状态。考至正十二年，徐寿辉陷杭州，“举火焚城，残荡殆尽。”（见《辍耕录》，《西湖游览志余》同）十六年七月，张士诚攻杭州，江浙行省达识帖木儿以苗军杨完者之援，击退之，而苗军暴乱，人民饱受其殃。邵复儒《丁酉早春试笔东钱南金》云：”(《蚁术诗选》卷一)“乱后无诗作好春，春光却又恼诗人，溪头举目暗伤神。杨柳官桥人迹绝，杏花歌馆烧痕新，相期何处避兵尘？”（《浣溪沙》）丁酉为至正十七年，正劫后一年，杭州景象如此，犹能歌舞升平乎？十八年八月间，士诚与达识和，授士诚太尉，用其兵杀杨完者。士诚兵入杭垣，（《辍耕录》）士诚称吴王，以弟士信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驻杭州。（《元史》）十九年十二月，朱元璋既下金陵，移兵攻杭，困城三月，民苦饥饿。（《西湖游览志余》）陈基《夷白斋稿》《精忠庙碑》：“至正十九年己亥十二月，妖寇犯扰。先是，行省左丞相达实帖木尔公与太尉吴陵张公以兵属本省平章政事兼同知行枢密事张公镇杭，由冬及春，寇百万攻城，不利，乃纵兵四掠，烧民庐，发冢墓。三月辛丑，大战数合，是夕寇溃，斩首数千级，生擒者以万计。”即记此时事也。在此种情形之下，吾人大致可以断言绝不容产生若干剧作家，故王氏之说恐有未妥。
再论后期作者之交游身份。
后期杂剧作者，按曹本为二十三人，范本十七人，论其教养如：
宫天挺 见其吟咏文章，笔力人莫能敌，乐章歌曲，特余事耳。
范 康 明性理，善讲解，能词章，通音律。
沈 和 能词翰，善谈谑，天性风流，兼明音律。
陈以仁 能博古，善讴歌。
赵良弼 公经史问难，诗文酬唱，及乐章小曲，隐语传奇，无不究竟。
周文质 体貌清癯，学问该博，资性工巧，文笔新奇；家世儒业，俯就路吏；善丹青，能歌舞，明曲调，谐音律。
由此知诸作者皆才能风流之士，教养甚高，唯其社会地位，求如白仁甫、侯正卿、史九散仙者，实寥若晨星。以语官阶，除宫天挺“历学官，除钓台书院山长”，屈子敬“以学官除路教”外，殆皆胥吏之流，无一命之寄。较之前期，或为万户，乃至县尹、知州、儒学提举等颇亦不乏，相去远矣。况即以学官论，在元末犹非清高，吾衍《闲居录》曰：“大德间，州学皆设经师，为之者多非其人，利禄而已。一日，御史问《礼记》师，《礼记》何人述？竟不能答。或耳语之曰：戴圣！遽然曰，戴胜降于桑。其谬如此。”学官至是，尚能为士林所尊乎？朝廷不以学官为尊，滥委不学之人，即此可知。是故宫、屈二人即谓沈滞末僚亦无不可。故钟氏自序云：“余因睱日，缅怀古人，门第卑微，职位不振，高才博艺，俱有可录，岁月弥久，湮没无闻，遂传其本末，吊以乐章。”盖钟氏亦深以此诸才人之遭逢不遇为叹也。
尤可注意者，后期曲家与正统文人几无关涉。是时诗文巨子如虞集、杨仲弘、范梈、揭傒斯、柳贯、黄溍、戴传良、张养浩、许谦、马祖常、欧阳玄、许有壬……诸大家文集中，全无曲家名字。即较小作家之文集，亦少与此辈酬应之作。周密、仇远、张雨、吾丘衍、倪瓒、邵复儒诸人，生长杭垣，耳目所接，其集中竟亦毫不及此，唯张小山，钱素庵少数散曲作家略与周旋而已。此与前期作家常共文人往还者，亦大异厥趋。以意度之，后期曲家与文人实全然两事。由此，更足判定后期作家社会地位之低落。考其原因，可得而言：
一，由于科举之复兴也。仁宗延佑初复科举。元初废科举后，文人才无所归，泛滥于曲文。及科举复兴，学者专力科第，杂剧遂被捐弃。而为之者，或落第士子，或末流文士。《录鬼簿》编者本身“累试于有司，命不克遇”，可为一斑之证。
二，由于南北士风之差异也。后期作者多南人，前已述及。唯此辈作者或北人流寓，或落魄不遇，根本不得与于士大夫之林。南士对于剧曲固始终不与重视者。此与元初北方学者多对曲文感到兴味，大不相同。蒙古风气，多秉于金，金末北方曲文已流行，学者中如元遗山、李治咸重视之，故一斑儒生乐此不疲，及元而更烈。南宋时，据周密《武林旧事》所载官本杂剧段数目录，虽当日亦有戏文流行，然如《都城纪胜》、《梦梁录》诸书所记，实所出于市井。元力南渐，杂剧更挟之俱来，终使杭城成为演艺中心；唯乃民众之事，儒生则一意于诗余之制，以寄感怀。因之，对于倡优之事，所纪殊罕，甚且从而嫌恶之。如张炎《词源》：
“簸风弄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盖声出于莺吭燕舌间，稍近乎情可也，若邻乎郑卫，与缠令何异也！”
缠令，见《都城纪胜》，指俗曲。此可见文人对俗曲之态度。又如沈义父《乐府指迷》：
“然后知词之作难于诗，盖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之诗。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
词曲之判，尤为厘然。周密《齐东野语》：（卷二十）“若今书会所谓谜者，尤无谓也。”书会前已释之，谜即商谜、隐语之类，其态度更为冷峻。若以与元初北方诸学者较，诚有径庭之异。南士所以对北曲如是厌拒者，或与元代歧视南人有关。蒙古统一，分人为四等，南人尤低于汉人，当然足以引起南方士族之反感。故自至元延佑四十年间，竺守旧风，不肯辄改。且北人南下，多有狐假虎威，使南人难于忍受者。郑元佑《遂昌山樵杂录》记郑思肖：“先生自宋亡，矢不与北人交接，于友朋座间，见语音异者，辄引起。”周密呼白仁甫、侯正卿为“北客”，亦寓轻蔑之意。又如郭畀《客杭日记》至大戊申九月十八日条云：“登夜航，之姑苏，有北客喧呼，至二更乃睡。”则北客已成轻辱北人之代名词。对北人白眼，对杂剧自不容青睐。加以杂剧用韵，全系北声，只有平上去，而无入声，南人闻之，尤觉不习。以为北方文艺不轨古法，粗俗不堪。邵复儒《蚁术诗选》卷三《贺新郎》序：“沙德润、任以南相与追和贯酸斋琵琶词韵，拉予同赋，第元韵出入，读之不纯也。”词中句云：“便有传来中原韵，终带穹庐烟月。”以贯氏用韵为不纯，为穹庐味，其不屑可见。
三，由于元代前后两期风气之不同也。元初对中土，颇施压力，以是思想伦理多有转变，无论统治者与被压迫者，均充满反抗空气与心理。在此新政风新思想激荡之下，曲文遂以崭新体制，大受上下欢迎。此世祖时之事也。成宗以后，蒙古逐渐汉化，原始压力不免中弛，汉文化之旧传统，乘此极力复振，终至使野蛮之蒙古文化不得不低首下心。观英宗时辅相拜住排斥佛教而亲儒士，其转变之剧可知。至文宗时，居然爱好书画，自操翰墨，俨然一中国文士。内廷有此转变，外方当亦随之，旧文物旧制度之复兴，乃如雨后春笋，崩坼而来。元初名公巨卿多为散曲，如《录鬼簿》上卷所云；至此时，则公卿谁复为此，大半向经义、诗赋中讨生活。《录鬼簿》下卷虽亦稍及方今名公，但其地位不过照磨、知州、府判，总管、尚书丞御不过一二，地位已不足与元初者颉颃。夫君子之德风，上好下甚，以故元代末期，通南北剧人，无复名儒硕士之选。其间关系时会转移，非偶然也。
既明诸因，可求各果。后期作家之作品，较之初期，文笔远逊，此无他，其人既非上选，其遇更多迍邅，较之初期，文士初获此新题，又复胸中充满时代感，故无一篇不泼剌，无一语不生新。何况中国文学，向来创新者多佳，踵武者减色乎？
以题材论，前后亦有不同。前期多取市井猥琐，后期反多取史书，甚至多涉书生生活。此其原因，亦由在社会革故鼎新之际，伦理观念一变，昔之视市井为俗事，不足入诗文者，此乃以新鲜未经人道而取之。及社会又成复古，文士视野不出经史，自然不再以俗事为题。加以不第之人，多郁牢骚，如《范张鸡黍》、《七里滩》、《王粲登楼》等剧本，皆不出发泄怀才不遇之感，时代氛围之囿人，诚无可如何也。
由上论证，后期剧作家盖真正之编剧“才人”，犹今日职业编剧者，至前期作家，则泰半名士诗文余事，不得遽以才人称之。唯其如是，故后期剧人之生涯，多受公卿——尤其北方巨宦——宠爱，甚至受其庇护，直如弄臣狎客。试观乔梦符散曲集中，陪酒侍宴之题颇多。（如《贾侯席上赠李楚仪》《绍兴于侯索赋》、《苕溪七夕饮会赠崔秀卿李总管索赋》、《手帕呈贾伯坚》、《安溪半江亭陪雅斋元帅饮》，《陪雅斋万户游仙都洞天》诸曲）其中可考者，如贾伯坚即贾固，山东沂州人，曾任扬州路总管，后拜中书左参政事；（见《录鬼簿续篇》）绍兴于侯即于九思，泰定三年为绍兴路总管；（见黄溍《元故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于公行状》）皆一时显者。此中消息，可得而窥；其他似此之例，不胜详举。是故以生活及人格论，后期作者之清客帮闲状态，亦远不如前期之独往独来也。
以上论后期作家竟。
* * * *
附记一：本文系取日人吉川信次郎《元杂剧之作者》删裁而成，原文甚支冗，载京都《东方学报》第十二、十三册。
附记二：关于白仁甫之生父，尚有问题。按王博文孙大雅天籁集序并谓父寓斋公，《金史》谓白华字文举，故或推定寓斋即白华字。然考《全金诗》及《元诗选》等书，寓斋实为白华兄白賁别号。賁字君举，登泰和三年第，累迁枢府，弃官隐居教授卒，名与元遗山、赵闲闲相颉颃，见元末诗人王逢《梧溪集》《读白寓斋诗序》。若如所云，仁甫为寓斋子，白华当是其叔，《录鬼簿》之说有误。
（原载1949年8月《国文月刊》第82期。黄恽先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