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与侠
儒与侠
季用
《韩非子》五蠹篇及显学篇都说战国之世儒侠两种学派最风行，而“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大约说今日的话，就是耍笔杆与弄枪杆的。那个时候，枪杆阶级的代表者是墨家，墨子主张非攻，亦即专门打抱不平，为了实现其抱不平，就得蓄积自己的实力，以为“武装调停”的准备，所以当公输般为楚造云梯攻宋的时候，墨子就可以百舍重茧，一气跑到楚国去给楚王一个威胁。经过近人的考证，知道墨子的徒弟是有组织的，力量很雄厚，直如宗教团体一样。
儒家可就不然了，根据胡适之的考证，说儒即是濡、懦等字的同义，有濡滞、缓慢、懦弱之义，所以正考父鼎铭【1】才有一命而俯，再命而偻的话，充分表现了奴才调子。这话是否真实，先不必讲，儒者始终以帮闲的身份出现于历史之中，则是事实。
可是皇帝们也正因为这个看不起儒生，秦始皇比较不懂政治手腕，把那群貌为儒生而行同方士的怪物，弄到骊山之下，一下子坑了，惹得物议沸腾，成为千古罪案；汉朝就不然了，有了叔孙通这种鲁国的圣学传人，当然把知识分子的心理研究得万分剔透，与其用快刀子杀，不如用麻醉剂，于是一个太学博士，就够刘歆之流拼了命去争，一个徼辟考试【2】，就可以使董仲舒之流，献出其三年下帷的心得。好比丢下一块肉骨头，百犬摇尾，狺狺而争，真乃可笑可怜，试问宋元以来的科举功名，与此又有什么分别？不过方法更严密、罗网更普遍罢了。
儒者为了要表现自己，当然得排除“侠”，董氏之罢百家尊儒生，便是一个撒手锏。汉初尚有肝胆照人的游侠者流，如朱家郭解，对于刘邦创业，不无小补；但到武帝时，就把他们全部诛除，这样一来，，天子万年，没有什么可以顾虑了，可是国家的元气也从此大受斲丧。
人类在未达到大同世界以前，总需要一种对立的安定，也就是说，社会上能够有多种力量存在，可以互相牵掣监视，必可以减少若干黑暗面，我们看《三侠五义》之类的小说，觉得很过瘾，正代表了社会上缺乏了这些杀贪劫赃偷富济贫的壮士，《水浒传》在社会上有那样的魔力，也是由于此理，看《荡寇志》便觉得充满积郁，一点道理都没有了。儒者虽然在社会上窜取了独占的地位与势力，却往往被人民所鄙弃，不如侠客受人民欢迎，此无他，正因儒家自己的表现，处处走向没落的缘故。
孟子歌颂汤武，而骂桀纣为一夫，也未尝没有侠的意味，只是传统的学派相争之见，常常把真理的光明面阻暗，于是杨墨之说，遂大受排斥，后人不知发扬其革命思想，却专拣皇帝欢迎的尊君之说来嚼个不休，可谓岂有此理之至!积之既久，到处都是濡滞懦弱的儒，不再看见刚强奋发的侠，君主与人臣沆瀣一气，再加上宦官外戚，一定是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历史上事实是不遑枚举的。似乎从前胡汉民先生曾作一文，谓中国有儒而无侠，是思想上一大缺点，今日视之，岂不令人重有所感乎？人民的苦痛，总要找一个机会发泄，如果平常能零零星星地解决，或者不至于像山洪溃堤，一发而不可遏，这也就是釜底抽薪的办法。所以在民间充分发展侠的精神，（可不是《峨嵋剑侠传》那种，请勿误会!）在读书时多培养学生的正义感，也许是七年之病中的三年之艾【3】吧？
纪英楠注：
【1】 正考父，春秋时期宋国大臣，相传是孔子的祖先。历仕三朝，在家庙鼎上的铭文中说自己“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偻、伛、俯意为低头、曲背、弯腰俯伏，意思是自己虽多次被任命为高官，但一次比一次更谦恭谨慎。
【2】 徼辟，即徵辟，是汉朝选用官员的方法。由皇帝或官府徵召若干人入朝，回答皇帝或官员提出的国家治理、政府工作方面的问题，根据每个人回答的情况任用。董仲舒是儒家学者，为了专心钻研儒家经典，下帷（帐幕）三年，足不出户，在徵辟中用儒家学说回答汉武帝的提问，获得官职。
【3】 七年之病，三年之艾，出于《孟子》，七年之病指积久难愈的重病，三年之艾指能治重病的积蓄三年的艾草。
（原载《申报》1948年5月15日。宋希於先生提供。纪英楠先生录入并加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