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精神
义和团精神
果庵
对于义和团，旧的看法是没知识，妄想排外，更旧的看法是义民，其意义在“扶清灭洋”，而新的看法则是打倒帝国主义的革命，在这里很有意义的是最旧的与最新的几乎成为一致，名词虽然换过，本质固无多大差异，太阳以下无新事，岂亦一端乎？不过我并没有意思要比较新旧各说之当否，而是要说中国思想上本有这样一种不自进取的传统，这传统总是对于一般的前途不甚有利的。
远在秦汉之际，儒家即与方士杂糅，读四十年前夏曾佑先生的历史教科书，能够看到这一点，不能不佩服惊叹。他所推断的理由，虽然还是唯心的，然却相当有真实性。譬如读书人都是利禄熏心，为了迎合皇帝好长生好预知休咎的心理，不得不把阴阳五行之说阑入，我觉得这意见到现在也还是对的，而且可以得到马上就有的例证。至于东汉以后，因为王莽是凭了伪造的符命而成功，于是为防范他人效法计，严禁谶纬之说，自此方士与儒家又各分离云云，是不是实情，不敢知，我只知道方士表面上虽与儒家分家，郑高密绝非左慈管辂，但在思想的本质上，却老老实实没有什么变化，顶多无非不援引“为汉制法”之类的说法讲经罢了，其于时代有什么影响，好像是小得很。
儒家思想本是禹稷精神，较之墨子稍为缓和近人情，而绝非不肯牺牲者，也许要怪秦始皇这样的人，对于肯牺牲的人，有正义感的人，就目之为思想犯罪，自己没有什么生产能力生产手段的书生，除去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的理想外，更无其他方法，何况当战国之世，有了四公子那样的人物，自然会使读书人减少为生活而斗争的能力，那么，也只好巴结时君世主，以图风云之际会了，岂意弄得不好，因为卢生说始皇脾气不好的两句闲话，一下子坑了四百多人，照理读书人应该明白统制（治？）阶级一点了才是，无奈大家都是看了行（纾？）青拖紫就忘掉骊山谷下的惨剧，所以始皇尽管不竟其业而崩，一到天下复归一统，“真命天子”出现，承露盘西王母那套旧文章又来了。
读书人是越来越没出息的，到后来只成了李淳风推背图刘伯温烧饼歌了，功名不就，事业无凭，街头摆上卦摊儿，说什么君平高致，真是让肥马轻裘的达官显宦笑坏了门牙。但是毕竟亏了这些人还肯听听流年八字，不致使这些邹衍余裔饿成卧莩，就是满天飞B29型的今日，不是住在大饭店几层楼上的高级卖卜人还照旧衣食无愁吗？唯有在民间则另成一个统系，第一，是纯中国式的方士说教传入民间之后，崽加上小乘佛教与半通的道教的宣传，而造成多神的萨满教式的习俗，许多别的宗教都是经过了净化的，我虽不懂宗教，但可以看得出单纯的宗教在生存之上都还有个超然的目的，无论是世尊抑基督穆教，其教义绝不能止于升官发财，而在中国民间所供的神佛，大约是基于这个目的而存生（在？）的，要钱就供财神，要子孙就供子孙娘娘，要避瘟疫就供王灵官痘疹娘娘，固然有人曾说过宗教即是要拿进自己所好而去掉自己所恶，但像中国这样低级趣味的却颇少有，或者不妨说他是近于野蛮的罢！而且纵使在原始的宗教中，目的不出求与去两者，后来也不无将这样情绪升华而成殉道精神的可能，这宗教情绪殆即净化了的宗教之精髓，而为我们最缺乏者也。第二，民间宗教组织，衍化而成政治者的工具，等而下之，亦可以造成野心家的饭碗。这个乃是本格的义和团精神，最根深蒂固的。历史是一面镜子，篝火狐鸣的革命也不知演了几次，成功的与失败的各居其半，然到底因为是顶简易激动人心的方法，前车既覆，后车仍来，黄巾之后，又有刘盆子，韩林儿，乃至清代的白莲八卦等，皆是一脉相承，国家不顾体统，不能名正言顺起来反对暴君统治，必说气数将终真命出现，令人不快，殊为中国民族的不光荣表现。至于由反清复明的密秘组织一变而为扶清灭洋的义和团，尤其矛盾得不成话讲，较之郭京练六甲神兵，尚不可同时并论。周知堂先生曾说有人以义和团为民族主义，不知所扶之清亦是外族，此亦如新诗人拉忽必烈为我之先烈一般可笑，不必与之饶舌者矣。
我不明白为什么对于没有宗教情绪的中国民族非得以宗教的力量与形式□□他们不可，若是有理由，除非是用迷信的心理来束缚与恐吓罢，那就把革命的目的先要放在一边，而且在反对的方面也大可以利用此迷信以为之用了。一种信仰与力量必须先之以彻底的明瞭，否则是很危险的，譬如白莲教可以有林清式的反清复明，也可以闹成大师兄式的助清灭洋一样，大约这也就是所谓中国的秘密结社了。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还应用这种方式来作政治后盾，殊为憾事，盖中国社会之浑浊不清，与此不无关系，从前想像革命乃是圣洁事业，不意竟须先走一条污浊不堪的狭路，而且此狭路又许是走一辈子也达不到目的地者，宁不可惜！现在革命是谈不到了，残余的义和团势力只有向腐烂的社会层延展造成各式各样不顺服的事实，大部分人又承认此乃不可侮的势力，此则可以长太息者耳。
聪明的人总能在不安本分的形态下生存，这个形态必须是不劳而获。在没有知识而又易于煽惑的中国民众之环境下，这种生活并不是难于达到的，许多笔记书里记载大师兄向商肆勒索，如果不遂就说是二毛子而放了火油烧起来，有一种叫做《景善日记》的对于此种事记得似颇多，现在也不暇一一征引，自后汉时已有五斗米入道之术，自然这也是古已有之的了。民国以后仍然有同善社恒善社一流组织，平时散放谣言，说大劫将临，入社可免，入社亦即花钱之别名，《花随人圣庵摭忆》曾记某当局往社中扶乩，乩神历数其闺阁丑事，某公大骇，不敢不捐巨款，其实乃是实现刺探好了的。像这种敲竹杠的办法，我们也不反对，要紧还是在敲到钱后，少吃鸦片，少娶姨太太便佳，奈究不能逃此窠臼何！细想中国的官绅商贾，平常用剥夺的方法弄到花不尽的钱，当然在良心上也欠了一笔债，于是不惜出其千百万分之一，捐给孤儿院或是修寺观，虽然寡人之妻孤人之子已不知有多少！现在利用他们的缺陷迎头痛击，花钱还有什么问题，所以近来东一佛堂西一乩坛的现象，似乎与革命之组织完全脱节，而纯粹是剥削阶级的寄生虫，对于被寄生的宿主，固不必有什么同情，而社会上多了若干寄生分子，终于是不健康的表现，此则不能不有点杞人忧天者了。
中国人的聪明，完全表现在义和团的精神与仪式里！
（原载1945年《读书》月刊第四期。黄恽先生录入。文韬先生提供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