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会随谈
与会随谈
果庵
从十一月九日我就期待着北京的诸位代表来京,因为离乡已久,只是听听乡音,也未尝不可以得到一点安慰,但是这一天是失望了,并且听说,火车发生了障碍。我虽然住在南京,却对于北京的关心更大,这也许是每位久住北京的人都有的现象,北京到底是可以恋恋的啊。十号晚上,柳雨生先生从上海来,到我的学校来会晤,才知道北京代表已到,住在中央饭店,柳兄腋下正挟着一册赵荫棠先生的《等韵源流》,我对音韵,视为“天书”,可是因为既是在北京出版,不觉也拿过来翻翻。和柳兄在新街口小北方馆子叫“蚨来居”的吃了“爆羊肉”和火锅,喝了两杯白干,脸上有点发热,上天下地不知说了些什么,随即一同去饭店,打算看看各位熟识与不熟识的同乡。
很不巧,诸位都出去了,大约一定是去吃饭罢。而且同我最熟的南星兄,也没来与会,真是非常失望。他为什么不来呢?回乡了吗?或是正当太太生产?贫乏的诗人,我只能向不幸的方面猜想。晚间防空颇为严厉,恐怕太迟了回去不便,和雨生兄谈了一阵,就回来了。这一夜,不但我,连我的家庭都充满了惆怅似的。
开会(中国文学年会)那天,我很早就到会场,在签名簿上签了第一个名字。心中正在充满许多幻想,进门第一位遇见龙榆生先生,他的眼睛有点红,低着头和教育部赵润丰次长谈话,声音很低,我寒暄了一句,龙先生就说:“先生逝世了!你知道吗?”在南京,大家通尊称 主席为“先生”,所以不用解释,我已明白,这沉闷的消息,好似一桶冷水从头上浇下来,竟弄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半晌,我才问:“什么地方的消息呢?靠得住吗?”“当然可靠,大使馆的消息。”随着,龙先生的热泪又流下来了:“他太可怜了,没有一天是享受的,完全为了民族牺牲!”我的泪也噙在眼里,每个人听了这消息一定都有一股泪噙在眼里或心里,何况龙先生和 主席有二十年的文字因缘呢。
会场马上便沉入悲痛与肃然。林柏生部长在作报告的时候,泪也流下来,他几乎是呜咽着。后来我们一齐起立静默致哀,一阵唏嘘之声,使人不能忍受。这时忽又响起紧急空袭警报来了。接着一阵阵机关枪的声音和咕咚咕咚的分不清是炸弹抑是高射炮的声音也传来,大家虽然很担心,但那沉默的镇定,竟战胜一切不安的空气,会终于很顺利的开完。空袭依然未停,似乎陷于波状攻击的样子,有人出外去看,我则乘了这机会和许多北方的代表认识了,雷妍女士似很不放心,问我南京有没有过空袭,我说:“这是第三次了。可以不必害怕,大约城里不会来的。”忽然去作代表往各机关挨□的周越然老先生回来了,我们都包围着问他,他用浙江白加杂着上海口音很风趣的说:“蹲在防空壕里,真吃勿消。那辰光我正在首都饭店门外。”首都饭店离下关很近,确是比较危险。他又告诉我们亲自看见一架飞机中了弹冒着黑烟落下去。
虽然是不幸,可是倒是永远不易忘记的印象。上海许多代表都是相熟的,我和他们开玩笑说:“一定也去袭沪了,你们诸位赶紧给家里打长途电话吧。”大家哈哈的笑起来,第二天看了报纸,才知道我的话并不是瞎猜,原来是由上海飞回才袭京市的。
午饭后是正式会议。可是凡会议我都怕的,因为太沉闷,太公式化。正好周雨人兄告诉我,应当赶快回学校去料理派学生恭迎 遗体的事,我藉故跑出会场,回到学校,学生还不知就里,我说过之后,几百张面孔上都充满了惊疑,“真的吗?老师!”我告诉他们这是政府的公报,于是他们都垂着头走了,我的心更加抑郁。
第二天的下午,萧艾先生送给我一册中华周报,并嘱写一篇随笔,我想写什么呢,心这么乱!这时台上正有无尽无休的讲演,我就利用了机会写出两天以来的生活吧。
(原载1944年第一卷第12期 《中华周报》(北京)。许宗祺先生提供。黄恽先生整理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