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风雨记
三年风雨记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果庵
自我到江南，转瞬已三年了，中央大学复校三周年的日子，也差不多就是我到南京三年的纪念日。我于民国廿九年四月廿八日晨由北平动身南下，三十日正午抵下关，因为铁路出了毛病，所以多走一天，那时距中大复校会成立只差半个月，不过我当时作事的机关，是教育部，虽与中大复校会属于一个系统，实不相往来，且我在京，熟人可说一个没有，每天除办公外，形影相吊，上海一带朋友讲的话，那时还不能懂。记得在教育部楼头看紫金山上的濛濛细雨，和听了阴阳营宿舍的阁阁青蛙，不知惹起多少家乡的思念！这时的复校会，大体都是从前南京大学筹备会的旧人，现在统计起来，仍留在校中服务的，竟是渺如星凤了。人事代谢，在这米珠薪桂的年头儿，真有想不到的速度。我来的那年，大米卖三十元一石，面粉十元上下一包，普通一菜一汤的客饭卖四角钱，教育部职员的包饭一餐不过八块钱，尚有鱼肉可吃，但久住南京的人们，已经叫苦连天，在概叹物价的奇贵，仿佛较比八元一石的米价，相去太
远了，哪里知道当年冬天米价已涨至六十元一石，而三年以后的今天，且达三百元，上海还有一千元以上的纪录，所以不用拿别的说，单是把物价作资料，活在这三年里的人们，已经比活三十年三百年的经验还要多了。有人在抱怨着自己运气不好，为什么赶上这么一个时代，我则觉得这也是一种幸运，说不定我们将来会有更高的物价纪录，那时回忆起三百元的米价，犹如今日回忆三十元时期一般的难得，杜牧阿房宫赋云：“后之视今，亦如今之观昔”，在此刻也未尝不可应用啊！
三年之间，我在中央大学可谓无役不与，即以所担任过的职务说，大约全校同仁二百人中，如我变化之多的，恐怕很少。我常说，我情愿作人事中一味“甘草”，只要发生什么不易解决的问题，尽管调我的职务，我绝对欢迎，同时，无论什么事务，只要别人不愿作而为我能勉强担任的，我也绝不推辞。中国行政机关，最苦的就是人事纠纷，而此种纠纷之症结，差不多都由于挑肥拣瘦，人人都肯退一步想，麻烦岂不少得多了？我并不是想什么沽名钓誉，只是不愿意别人为我为难，进一步说，我更愿意以我个人，解决人家的难题，好像这也是一种作人的义务。我是和樊校长一起进中大的，当初本打算担任秘书的职务，这倒是比较于我合适的，后来因为种种关系，却弄到总务处去，被任命的一天，我诚恳的坚辞许久，讲老实话，我自从大学毕业以后，就过着教读和写作生活，行政上的经验，可以说分毫没有，进教育部要算我第一回脱离粉笔生涯。至于管理财务庶务，那就连小学的规模也办不了，不要说是大学，而且是形同从新创设的大学！秦王举鼎，自绝其膑，我委实是不愿干着摸不清头脑的职务的。无奈如前所云，人事问题，顶难解决，我又是不愿意使人为难的人，于是只好咬紧牙关，答应下来。我明知道是苦头，只好去吃，我任总务，前后只有一年，但此一年光景，实在比我读二十年书所得的经验和教训还要大！我体重为这个一共瘦下去二十五磅；我是有名的顽健者，为了许多愁烦，失去昔日的康壮与活泼；我见到人生更丑的一面，明白了若干表里矛盾是事实。一粒沙中见世界，我这才体验到真正“人间味”的一勺了。
由筹备会正式改为大学，是廿九年七月廿五日的事，校长虽前几天已经发表，可是直到这天才就职。我们由山西路教育部到国府路会址时，只有我和樊先生孙挺生先生，天气很热，仿佛草草招集原来工作人员说几句话就完了。人的面孔都是生的，我在部里，有了两个月的历史，刚刚有些熟了，现在又换了一群不相识的人，还得从头熟起，而我这个干事务的，更不能不多负责任，只好在庶务处摆下一桌一椅，和那些陌生的面孔对坐起来。事务上最需要交情和“关系”，但我是分毫没有，这样干法，实属创举。此时我们最不易解决的事，就是校舍，教育部既没有根本办法，我们所出的主意又不能实行，至于原址，那是万万不能收回的，我们也早就断了念头了。我曾建议交涉昔日的中央研究院，即今之文物保管会，当时叫做“中支建设资料整理事务所”的，可是据说不易着手，因而根本没有去交涉。有人说，紫竹林前市立二中的地址可利用，已经招商承修了，忽然被阻止不能进行；国府路二八二号会址，原是东方中学，房子少得很，不要说堂堂九个学院的综合大学，即一个学院，也是困难万分，且还有编译馆教育建设会等机关住在那里，若是不另外想法，简直谈不到开学。招生广告已经登出去，报名甚至都开始了，校址还在空悬中。后来好容易奔走得略有眉目，部方原则上已答应拨给教员养成所，（即前中政校址），然而养成所已改为国立师范，如何给国师觅一适当校址以促成迁移，这又是极烦琐技术问题。似乎部中曾召集各有关机关联席会议，以资解决，是那天到龙蟠里去出席，竟一个人都不到，空跑一趟，后来听说部中意旨是国师移往龙蟠里国立图书馆，图书馆则移国府路，中大再由国府路移至教员养成所。这样走马灯似的迁让，牵一发而动全身，只要一处不动，别处连带不能动。我没有办法，只好找国师当局单独商量，几经研讨，才决定中大于八月十七号先行移入，所占范围，仅限一楼，国师则决定至八月廿五日搬。无论怎样，这总算获得一步进展，十七号我们就挥汗搬家，由国府路而建邺路，我个人也从中山北路一家小公寓移住校内。在我这是很大的变化，故能清晰的记得。廿七号学校招生，新生居然有一千左右，使我们受到很大的鼓励。考场是大礼堂，监试委员等，还有汽水西瓜前门香烟可吃，不像今日吃一顿饭都费劲，这也是值得回忆的。到考试完了，国师尚未移动，且校中还寄宿着一班中央储备银行的训练班，时中储尚未开办，直至九月一日后，才正式移交校舍各部，九月三日全部交代完毕，为了校舍，我确实出了不少汗，其间所经波折，还有许多不能发表的；只记得有一天晚上，钱慰宗先生告我说赵正平先生命我次日一早去他家商量要事，偏偏这天连夜大雨倾盆，早晨六时起床，外面水深没胫，我的房东正在走道上捉鱼。我没有办法，叫一部包车去了，到赵公馆门前，因积水甚深又门小车不能入，只得命车夫揹了进去，全部衣服，湿得淋淋漓漓。赵先生尚未起床，被我惊醒，原来叫我来正是为商量校舍的事，虽然商量的并没有结果，但雨中行车的一幕，实在是一生也忘记不掉的。
干事务是永远被误解的，所以有的人就是有血性，也会因生气而堕落下去，我觉得这很成问题。我个人脾气卞急，没涵养，不会驾驭人，没有细心，处处不合乎干事务的条件，其失败自是当然。但我觉得许多人对干事务的误解亦太不必需，由误解而发生意见，由意见而竟至冲突，很顺利的局面，化为极不安定，对公对私，均无好处。这也要算我的一点感触。还有一点，就是同仁间的互相负责与督察的精神，在事务上尤不可缺，我支配庶务课，庶务课不动，庶务课支配各股，各股不动，即使动了，也是不合轨道的乱动，这种局面，任何人也干不好。第一学期终了，同仁公宴时，我曾将学校比作钟表，同仁有如齿轮，一轮不动，全局破坏，这话大约不会有人反对吧。
农场的收拾，起初亦由我负责，那时校中所保有的农场，只太平门，光华门两处，成贤街正进行收回，大胜关则出租给当地佃户，铁心桥原有土地八千余亩，学校既无底册，又无证件，可谓无从措手，幕府山乌龙山等处林场，已童山濯濯，好多农民，垦为耕地。峎山稻作场，为当地佃农把持，道途遥远，无法收回。郑州棉作区，当然更谈不到。还有太平门的蚕桑场，本是学校产业，以前有规模很好的设备，育蚕事业，与合众蚕桑改良会合作，事变后房子早被拆得光光，本地流氓，将水泥里的铁筋根根敲去，看了伤心惨目，一言难尽。我们把他略加收拾，桑树全部整理，不意只有一年，便被友邦华中蚕丝株式会社收用，我们为这个也曾几番奔走，孙挺生先生和本校仓光卯平先生费力尤多，然终未达到目的，想起来殊觉遗憾。我个人与农业可谓全无瓜葛，让一个外行人来管理农场行政，且又没空闲亲自料理，请想会有什么成绩呢？当时农场同人，校中不负担薪俸，完全由直接收入项下支付，薪水低的不过每月三十元，高的也只七十元，今日思之，直是笑话。然他们都能苦力撑持，好在生活程度不十分高，还可以勉强过去。是年秋成贤街四十余亩的田地已收回，先由佃农开辟荒地，垦成熟田，次春，才收归校用，那时唯一可靠收入就是太平门水果，光华门一点杂粮，和大胜关每亩四五元钱的地租。但因开支较省，到年终仍余下来几千块钱，我在校务会议中提议给农场管理处同人每人加发双薪一月，因为他们实在苦得很，此事顺利的通过了。同时，自三十年起，农场薪水全由校中发放，于是，大家的职业，才算有了正式保障。这一年春天起，农场每月开例会一次，商讨改进事项，好像议决的事情不少，但为了种种阻碍，实现的却不甚多。直到暑假后，陈载耘先生接任农场主任，才有了惊人发展。
自三十年第一学期，我又教起功课来，科目是师范专修科的文字学，每周三小时，半年授毕。一年没吃粉笔灰，大有髀肉复生之感。本来我还负责给学校图书馆搜罗书籍的。开学后第一学期，陆续收进的书，差不多有四五千册，这时因授文字学关系，特别多买文字金石书籍，有一大批文字书是从北平买的，自说文诂林以下凡甲骨金石之书略备，计六七十种，不过四百元钱，去年春天，正续诂林的价钱已到四五百，记在这儿，亦可备书林一沧桑。我和师专科同学发生关系自此时始；暑假后，因事务上的事太苦痛，不愿意我的精神再作此种无谓消耗，在第四次恳辞之下，总算脱离了柴米油盐，同时农场的事也决心辞去，重理旧业，仍来授读。此期我的职务是师专科主任兼秘书，在三年中，可谓最舒适最清闲的一年。但此间所谓清闲，只是对“负责”与“费心”说，若是工作，仍还不少。顶使我头痛的，就是每天不知多少起的来客，“今天天气哈哈哈”这一套本非我所长，为了应付，不得不努力学之，也许有人说我不负责，不给人帮忙，我想大约都是此时造下的因素。中国人作事，所凭仗者，只是“活动”两字，能力如何？品德如何？都不在话，学校本不是安插冗员的所在，学生求学，尤其应视其程度，不可一味讲人情，但是写荐信的人，总是“素仰贵校规模宏大，需人必多……”云云的一套，好像有多少人也应当安置得下，而一到年暑假招生呢，请托的事情是更其为难，有些较熟的朋友，我便痛痛快快告诉他，这是没用的，虽然学校回信说得很客气，但到时是只凭分数不管人情的；假若是生人，便要唯唯否否，答应“帮忙”二字，好把他应付出去。这种情形，我想无处不然，也无人不以此为苦，但都不愿公之笔墨罢了。我在三十一年暑假中曾为《论通融主义》一文，刊之中报，即痛谈此事，可惜注意的人不多，即使是曾经看到此文的，还照常来这一套，我到底说不出来，这种现象的责任，应当由哪一方面去负责。
三十年下半年起，本校开始办附小，我被派为负责筹备人。共招学生五班，利用女生宿舍西院课室。原来此地是农学院教室，因暑假中我经手盖下一所新课堂，（即新生堂），农学院移至校本部，所以这里空了出来。办小学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尤其在南京，要想找一位师范毕业有教学经验能讲国语的教师，都是异常之难。市立小学教师每月薪水不过五六十元，连饭钱全不够，我们还能苛求他的资格能力吗？本校小学第一件要办的，就是极力提高教师待遇，然为经费所限，也不过只有每月百二十元。但我感到小学部的精神成绩，实以开办后第一学期为最满意，至少那时大家是努力前进的，时时刻刻都在想法把自己的学校弄好。我常常劝人作事只要负责任，就会有成绩，并不须要圣贤才智，即使是圣贤，如取一曝十寒的态度，也要失败。第一学期招生时仅是一百五十名，可是到寒假招编级生，就有户限为穿之势！到去年（三十一年）暑假，增办中学，小学也扩充十班，实验学校的规模才算确立。但说起中学的开办，实亦经过万水千山。起初是大学部的校舍不敷应用，因想到利用金陵大学的房屋，虽然事前当局有“可能”的表示，而具体办法，则一点没有。三十一年上半年，我们当局与诸同仁可谓倾全力在应付此事，孙挺生先生要算顶辛苦，我也是摇旗呐喊的一员，中间经过，一如我们接收国立师范校舍，曲折变化，说也说不尽，而且有许多话也实在无法说起。我常由学校的事推想到历史，学校接收一幢房子还有若干内幕，想来历史的记载，不可信的太多，而真正内幕，却永远不在历史中。同学们只知今日我们有高耸的北大楼，宏敞的图书馆，且有许多人嫌这个不舒服，那个不完备，以至于因房子问题发生无数的纠葛麻烦，（不只同学）大约都不会想到交涉此房时之艰难困苦。汉高祖既得天下，诸将争功，殆可作如是观。大学校舍决定后，中学校舍才有着落，时已八月十五日，距开学不过半个月了。七月下旬我们大胆招生，投考的有七百多名，殊出意外。不意招生广告登出后，忽然预算又生问题，原来实校所造预算系八班，教育部只批准一班，经再三力争，始答应办初中三班。恰好日军防卫司令部征用金陵女大校舍，所有该校中学部学生，南京特务机关商请教育部指定中大实校收容，于是我们骤然增加四班学生，前准预算，自不能用，照数追加，呈部批准，但不知怎么，到行政院一审查竟不能准，起初是根本不能增，后来只准增教员薪水每月二千余元，试思学生增加，而办公费不增，世界上哪有这样道理？然则这些学生不点电灯，不饮自来水吗？由这里我体认了在中国机关办事的又一困难，那就是上级机关对下级不了解，也不求其解，因此公事常常兜圈子，只见“等因奉此”，不见切实办法，这是下级机关最怕的，此殆所谓“打官话”也。后来，还是向各当局疏通得稍有眉目，再上呈文，再议，再批，差不多到八月底，方始决定，一块石头落了地，此与大学部为校舍问题，终日悬心，一般无二。在校舍未定以前，我们已经向浙江同乡会交涉浙江会馆的房子，预备修复借用，那个地方极其逼狭，幸而没有走这一步，也算是邀天之幸了。
三十二年八月十五日大学部正是移至金大，我就被留在建邺路负责办实验学校，大学部所兼课程，不过几钟点。整整两年与同学们聚首，到此分离，我心中有说不出的惆怅！同时，中学的一切，全要从新作起，又是一番费力气的工作；好在师专科同学毕业了，他们都愿意帮我的忙，而大学部又让给我们足敷应用的校具、仪器等，这较之一般学校，既没有人，又没有款，条件已是优越得多了。我自己也决心要把中小学办得像个样子，心里理想的标准，就是要青年们刻苦用功，整齐严肃，所以一切规律，全是向这方面作去。我不要少爷式的学生，不要流氓式的学生，假定不能服从学校规约，不能沉潜用功，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请他走路。凭良心说，我到南京三年，可以说没看见几个像样子的中学学生，他们走在路上，老是“你妈，你妈”的骂着，再不，就是到玄武湖划船专门和女同学寻开心，我们的国家民族，需要这种学生作什么呢？分头梳得雪亮，皮鞋光晶晶，西装笔挺挺，就可以救国吗？我们的学生一进校门先要剃头发，否则不能入校，全部学生，都要寄宿，以便养成团体生活的纪律习惯。平时不准告假，不准买零食，尤其注意冲动式的男女关系，在身心未健全之时，我想青年还是先不要来这一套才好。至于女生，要学烧饭，要学缝衣，要学家事，要学礼仪；我并不是主张女子都去作贤妻良母，但女人总有一天是要当妻当母的，虽非“贤”“良”，至少也得有点基本知识和能力，否则，女子之所以为女子，果在何处呢？
中小学的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也不敢预定，我很不愿意开空头支票式的远大计划，只希望一步一步的作下去，一年以来似乎全体同仁尚能了解这种意义。埋头工作，不胡闹，不叫嚣，是我们工作的唯一信条，我相信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纵不成功，亦不至于有多大失败。
三十一年春季，本校研究部成立，首拟发刊真知学报，每月一期，每期约十万字。先是，头一年的秋冬之间，已有此拟议。樊先生和我再三商量，以稿子不易收到，遂暂缓。一二八战后，陶亢德先生很愿意办一学术刊物，商之樊先生；陶先生对于编刊物的经验，是大家都知道的，学校既正要做这一件事，陶君可谓来得恰好，于至南京方面由我负责收稿，上海方面由陶负责收稿，并兼办印校。东拼西凑，一卷一期的真知毕竟于三十一年的三月间问世了，这薄薄的一本，若比之事变前各学术专刊，自是大有愧色，然在战后，差不多要算空谷跫音，唯一无二。虽则销路不好，杂志界的作风，总算从此新辟一条路径。我因心中高兴，几乎每期要写一文，如獭祭鱼，满屋都成了书籍，但学术文字，哪里是弹指之间，可以幻成空中楼阁的？今日重翻旧作，觉得疏漏太多，非常自惭。然彼时与陶君及周黎厂君等函札往还，商讨学问，快活的心情，实不像劫火后的余生，尤似不知米已卖到三百元一石！学问的乐境，又是可以减少物质的痛苦，非有实地经验，盖不能谈。此刊至一卷六期，因我在中学事忙，研究部改由金万扶君负责，同时本刊——《中国学生》也出而问世。我为精力所限，学术文字，委实写不出来，故二卷全卷的真知，我均曳白了，但本刊则每期必献丑一番，一则觉得本刊的使命，并不小于真知，二则自己亲身负着教育青年的责任，也很愿意把意见拿出来给青年朋友们知道。以我个人的写作生活说，实以最近一年以来为最杂，许多朋友所主持的刊物，都不能不应付，因而有时感到粗制滥造的东西，也拿出去给人看，实在很过意不去。今春金君因事脱离中大，真知的编务又落在我头上，我因感于学术刊物每月一册之不易讨好，而纸张来源不易，力请改为季刊，现在三卷一期的季刊，已和本期的纪念号同时出版了，内容如何，大家自然会看见的。我计划这个刊物要负起文化沟通与再建的职责，目下正向北方各大学的师友征稿，希望最短期间，有更进一步的革新。
以上所说，全是我个人的事，未免过于琐屑，然由于个人的记载，未尝不可对我们学校的事情窥豹一斑。此外像世界大局的动荡，中国政情之发展，都不在我描写的对象之内。因为我没有这种心情来说，更可以说不忍说。即以我自己的家乡论，我已七年未返，听说是杀人如麻，十室九空，长此下去，我不敢断定我的家还存在与否？如果是多愁的人，一定要害失眠症，我有失眠办法呢？只有姑且听之，自己能工作一天，便工作一天，如果对于人类社会还有利益的话，我们便不当自甘暴弃。齐风云：“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在举世风雨之中，我只有用微小的力量，完成我可以作的工作而已，此外复何所求？
（原载《中国学生》1943年二卷一期。梅杰先生和文韬先生提供书影。黄恽先生整理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