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荒万里》序

纪果庵

我对于记风土的书极感兴趣，游记也有夙好，虽然对于旅行很是畏惧，那恐怕是客观环境所致，不是旅行本身的责任。古人将周列名山大川作为作文基础条件之一，我是当然不能反对，但在中国能够达到此目的的殊为不易，苟有能排除万难而实现之者，必定是惊人的作家，因为中国，——尤其是近代的中国，实在充满了可以惊异的现象，只是我们没有机会与胆量，把这些现象看个明白，写在纸上，空在大庭广众之间，喊其到民间去的口号，终为有识者耻笑耳。王先生与范长江君，皆是著名记者，不用我来饶舌，这本书可以说和《中国的西北角》有同样的价值。

从前的游记都苦于太抽象，尤其不能记述现实，有的文章兴趣很好，譬如舒白香的《游山日记》，公安袁氏兄弟的游记，张宗子的记西湖，记泰山，那也只是个人的，感慨的，很难谈到对于当时生活的了解有裨益。《徐霞客游记》犹之《水经注》，可以备地理家的考订，而不能给后人一点意象。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抄》收记满蒙书约五十种，属于蒙古风土者有阮葵生的《蒙古吉林风土记》。徐兰的《塞上杂记》，李德的《喀尔喀风土记》，范昭达《从军杂记》等，不过四五种，我很惭愧，还没有完全读过，但看了林则徐的《荷戈纪程》，董恂的《度陇记》等，想想恐怕也不过如此。大致是只记里数，沿革，户籍而已。就是讲到外蒙风俗，也只有我们常识上所知道的一点点，盖他们的态度并不是要了解边区人民的真正生活，一部分好奇心与致用的欲望混合起来，如此而已。

像《朔方备乘》一类又止于抄录旧闻，不怎么有意思。民国以来总算好得多了，我记得顾颉刚先生所办的《禹贡》半月刊就很注意这种文字，而且也刊行过许多专号，在书目一方面也有过详细的纪录，那时我正在西北一个大城，很为那荒旷的原野与质朴的民俗所感动，到现在还保留着不能忘记的印象。可是人事的沧桑，不免使人又增加若干喟叹。中国之伟大广博，不去亲自走一遭真是难乎晓得，唯果然亲自走了，却又到底弄个失望与悲痛，殊亦无可如何也。本书第三章穴居农民生活一节：

“我们头一次去的是常家窑子，当我们走进他们住所时，鸡飞狗咬人躲避，我们赶快用温柔和气的语言，先说明是堡子上的驻军，来此闲逛的，遂由一位老年人出头领进了一个有门有窗的窑洞，忙着喊烧水，一会全村的小孩，都被我们吸引了来，偎挤在门外，……探进头来，注视着我们服装上的领章，臂章一类的东西，向他们问一句话时，都吓得跑了，但不一会儿又挤在那里。我们又到杨家窑子，……，男女老幼，很普遍的患着眼疾，询其所以，都说是‘上火’，我们告诉他这是一种传染病症，总以为说的是另一个地方的事情。问本省主席，本县县长，都笑着摇头，我们从哪里来，同谁打的仗，全然不知。在一家墙壁上，居然贴着大清民国多少年的红纸条，这不是他们忘了国家，而是国家丢了他们。地方官除了向他们要粮要税而外，对他们的生活的疾苦，早已置之度外，国人夸大其词，开口就是四万万五千万，不知同这里的同胞曾经‘看齐’否？又同他们谈了些都市繁华，并不感到丝毫兴趣，我对窗外一个青年说：‘当兵去罢！到各处开开眼，见见世面。’他摆手不干。耀尘说：‘老百姓比军人好得多！’一位年长的说：‘对啦！我们成年价都是脱光了睡觉，又有小米吃着，我的大孩子就被乱杂队拉了去，有二十多天了，还没有信！’说着长叹了一声，同时我们对这群民国的主人翁也不禁叹了几口气。”

这种人民与生活，原亦不仅塞外为然，我们几乎都是从这种环境里生长出来的，而如今对于他们究竟作了些什么，说起来不但惭愧，而且也觉得责任太迫切了。

战争的侧面记述，也是本书特点之一。如前所云，老百姓不知战争的对手方为谁，不免使知识分子如吾辈者悲哀，可是我们本身所知道的究竟有多少？即如多伦（喇嘛庙）之战，看此书才知道原来如此。古人多称读书人能知天下事，实则“相公”身份，却是最呆的痴汉，在家被奴仆所欺隐，出外为驵侩所利用。今日的世界，已足使此类相公发一深省，知道书读得太多，报纸看得太多，不见得就明白事实的真相，于是有人索性化为驵侩，也会投机剥削，有人则要做一点能力能做的有用工作，可以助成改革与启蒙的实现，若王君的书，殆即其嚆矢乎？

民国乙酉二月纪果庵读毕谨记。

194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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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为纪庸先生为王瑞丰《蒙荒万里》写的序。黄恽先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