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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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与我

纪果庵

“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

既是不能避(似应作“辟”)谷升仙,总得追求吃饭之道。十数年转徙飘零,把一个愿意躬耕老死乡井的人,竟是天涯海角,不想我也像天宝乐工一般,在江南托钵乞食了。我在教育部(民国廿九年)第一次会见朱朴之先生,那天正是孙寒冰君噩耗传来,樊仲云先生等在发起赙赠的款子,朱君慷慨解囊,马上签了一千块的支票,我因是北佬,对他尚不认识,由面孔和像片对证起来,疑心是周佛海先生?可是周先生又不会到这一部分来,直到他走后,才晓得姓名职位。不久,我脱离掾曹生涯,仍旧干起苜蓿勾当,虽是冷板凳,究竟算是还我初服,将南来以后所感受的离愁,减去不少。职务有闲,旧书店为我唯一消遣,这也是我后来所以能写出白门买书记的原因。时日匆匆,三十年秋冬之际,我们开始计划出版一种纯研究纯学术性的刊物,因为那时出版界八股之风,比今日还浓厚,自己想为什么在这环境不能产生一个比较可读的刊物?恰好这时上海的局面变了,正可请到两位经验极富的编者,于是第一期《真知学报》就在三十一年三月出版了,在那时,这刊物虽不象样,但却可说是唯一的学术刊物。与第一期真知出版同时,就看到中报上《古今》出版的广告和目录,上面大书朱朴之先生主办,第一流散文月刊,我只觉得由目录上看来,这也是打破八股风的同道,惟文字如何尚未寓目,三月三十日那天,我去中报馆参加纪念宴会,遇见许多平时不大容易看见的文友,好几个人都谈到《古今》,并劝我应当买一本看看,恰好罗君强先生正接到由上海寄来的一册,他也在盛赞着。我虽和亢德黎庵两兄算老同志,然与亢德兄音问已断绝数年,江湖水深,恐早相忘矣,既不知是周陶两公所主编,还是忽略的成分居多。后以真知事,开始与亢兄通信讨论,除感慨外,兼及近况,因告我古今乃黎庵所编,嘱为写文。其时第二期的古今已出版,余遂获第一第二两期各一册,略加披览,始大欣悦,好像又回到六七年前看《宇宙风》的心情。随了刊物,得黎兄来函,仍以写稿相命,我几年以来,因为感伤人事,渐知注意历史,觉得一切学问,皆是虚空,只有历史可以告诉人一点信而有征的事迹,若偶然发现可以寄托或解释自己胸怀之处,尤其像对知友倾泻郁结已久的牢骚,其痛快正不减于汉书下酒!当黎庵信来时,正在研究曾左交恶的问题,这也是因想知道一些太平战役的史实而引起的,翻阅左曾两家全集,知笔记中所说,皆是推测之词,骨子里还不是为了争权夺利,于是覆信黎庵,说打算写此一篇,那知黎庵较我更为“有历史癖”,从此给我来信,由湘乡与湘阴的长短而谈到许多晚清史籍,真如抵掌促膝,使我得到不少益处。我自到南京,久已失去友朋切磋之乐,和可爱的旧京,暌违将及三年,在首都只看见些汽车包车,女招待跳舞场,听到些投机囤集,活动摩擦,学术云云,向谁去讲?自与黎庵信札往来后,才又恢复了旧时乐境,至今思之,犹有余味。

黎庵要去我的像片,他说我像老向,老向与我,本皆北方之强,“美秀能文”四字,一点也谈不到,朋友看见我这“庞形大汉”,都以为我一定能吃酒,会吸烟,却想不到我两样通来不得,实在够不上论语社同志,闻陶周二兄,皆有烟癖,余愧未能,真觉有玷良友。去年夏,二君先后寄我小照,惟皆专贴派司用者,毫不“神气”,昨天我会到写《女人颂》的朱剑心兄,他说在沪与黎庵会谈,真如觌面叔宝,灵光照人,不胜欣羡,我自恨为乡下佬,未到过“天堂”一步,知友如此,尚未识荆,亦奇闻也。

卅一年夏季,知堂翁南游,旧日弟子,追随者甚多,渺小如予,只充定筵席揩台子之役,不能亲承謦欬,忽得黎兄来信,有来京与此翁一晤之意,盖自宇宙风时期起,知翁虽长期撰稿,周陶与翁,却也如我与周陶,并不认识。但来去匆匆,会晤终难实现,可是我也就失去了瞻仰丰仪的机会,反而由我寄出所拍照片三帧,以为纪念。去年夏天气候之热,可称前无古人,《古今》一到,立即看完,殊有不过瘾之势,且揩油的朋友甚多,如汪长济兄即每期向余索要,弄得我一册无存,对《古今》说,是可幸,对我自己说,是损失!我为消遣长夏计,曾向黎兄索事变以后之宇宙风数册一阅,因我自廿六年秋季,即不见此刊,今日得之,正不啻老友重逢,不知是何滋味。可惜黎兄只觅到六期寄我,常嫌其不足,至今此数册尚什袭珍藏,不致遗失,因为这也算一段友情的纪念。

我在南京,老感觉不舒服,也是因为我在北京住得太久,印象太深之故,所以觉得南京总是不及北京。像傅彦长先生那种主张,到一个地方就应先体会那一地方的好处,并将自己与之习惯,道理是很对,做起来就很难,我在南京可以说已经在尽力发掘他的长处,而除去花尚可看,马桶尚可用两件外,到如今尚未看出什么中意的地方。若是照实利讲,现在三百块钱买一石官米一百多块钱买一袋面粉实在比北京上海都好得多,然而作文章的人偏不高兴计较什么米贵面贱,其所留连者,乃在乎历史风土人情,我在写《两都赋》一文时,不客气说,心里有些偏袒北京的,这文章的名字本叫南京与北京,改为今名,还是黎庵兄的聪明。班孟坚赋两都,东都西都,大有轩轾,假定以感情说话,我主张国都还是在北京好,然草野之见,自然不得与于大计,不必提他。自此文发表,北京的朋友,多对我夸奖,南京朋友,未免不大高兴,然好人在什么地方都是好人,我的南京朋友也不少,他们大抵皆君子之流,并不因住在南京而有任何减色,此应藉此机会,一加声明者。暑假中,有几封周陶二公的信,被《作家》的编者讨去发表,虽未说出名字,却被人一猜而中,萧颖士断李华能为吊古战场文,到底是李华的文章有了相当身价才会如此。可惜我这个人懒得连发都不爱理,信件更不能保存,否则若干年后,裒集成册,不亦大有价值乎?忙乱中挥汗为真知学报撰文,如《清初圈地考》登,皆曾大得黎庵指示,并承他美意奖励,但读书愈多,愈感觉自己学问不行,无怪古人有学然后知不足之论,去夏至今,关于圈地史料,连续发现不少,人事牵缠,无心补苴,只好听之。暑假后我大忙起来,写不出什么东西,古今又嘱少谈古多谈今,因为古太多了,人家都说成了古董,我才敷衍了买书记一稿,题目想好,征求黎庵意见,黎庵以为可以写出,起初不过想记记自己买书的沧桑得失而已,不意下笔不能自休,就成了现在的样子。书商因是不快者甚多,甚至向我提出质问,我只有劝他们马马虎虎,可是也有人说:“为什么不把我们这爿店说进去,我们的书也不算少。”仿佛我的文字成了“案内”,实在有负初心。这篇文章顶好留到十年廿年之后再看,使人知道南京还有过这么一种物价,未始不足当“掌故”,若说目下,比起谢君的书林逸话,良有大巫小巫之异!南京买书的人很少,碰来碰去,不过那几名,又都不大讲究版本,战后收藏荡然,故家乔木,完全化为灰烬,只剩几位穷酸,在这古城里充呆子,可怜可怜!在北京买书,可以需要什么买什么,在这儿买书只能看见什么立刻就买,不然,再回头架上已空,悔之无及。最近南京书贾鉴于沪上书价狂涨和北京客人吸收胃口太好,将价钱胡乱向上提高,核计起来,有许多书还不如化联银券从北京买合算,此亦始料之所不及也。自买书记后,我差不多未给古今写稿,黎庵兄屡次催促,前几天正月稍闲,才免(勉)凑一篇《谈纪文达公》,自知无何见解,恐不见得会发表。黎兄与我志趣最投合的清史之学,自去秋以来,一直没有翻阅过一本书籍,人事之羁累,有时令人一切难遂心愿,凡是不愿作的,偏偏得作,因为不作没饭吃,反之,愿作的呢,则不能不大受牺牲,我常常自己发牢骚,不知何时才能静坐焚香,读书遣日。即以文字而论,虽学术上的写作或得心应手的文章未作一篇(真知已半年未交一字),而迹近八股(亢德兄曾称之为七股)或被逼拶而出的满纸草茅狗屁文字,却每月总要弄上七八篇,如此写文,毫无生趣,大约等于文案先生之作等因奉此,真罪业也。幸好不知因何,就与黎兄通函谈起写字来,自己虽是春蚓秋蛇,写不成样,但关于碑帖之蒐集,墨迹之欣赏,亦性之所嗜,于是大谈特谈,一发而不可止,那时黎庵自谦为写不好字,忽然也用起毛笔来,说是有人送了一块砚池给他,鼓起兴趣,后来谈来谈去,有些厌了,还是黎兄来函,说“打住吧”,才不再谈;唯古今社早日约我涂鸦一篇,起初是无此勇气,近日忽然振起野心,竟乱写一通寄去,想来也是覆瓿资格居多。记得这是因为春节晚上,万里一身,俯仰感念,信手取旧国闻周报翻阅,瞥见今传是楼诗话转载樊樊山金陵杂咏,颇有风致,所以第二天就写信给黎兄说,要把这诗写出寄去,来信大加奖借,才率尔操觚,写了以后,挂在壁上,实在越看越不成样子,对于那样诗篇,未免太不调和,好在这是了却心愿的事所以不去管他。或黎庵见此字,也当赞成我一声大胆耳。

三十一年下半年起,杂志界有一种风气,就是竭力想变换胃口,避免八股七股之类的东西。继万象而起的大众,杂志,都有着独特的作风,而且销路相当不坏。文坛的寂寞,实在过于长久了,饥者易为食,作品虽不够水准,只要不让人望而欲呕,总还有办法,且作者水准低,读者水准又何尝高?《古今》可说是在乌烟瘴气中第一枝挺秀的梅花,这个清亮的角声起处,自然不乏贤明之士,起而踵行。如所谓《人间味》《人间》《风雨谈》之类,大有风起云涌之势,而其瓣香,未始不在古今,人间味且自己声明以古今为“模特儿”,但是好比北京人吃饭馆,烤鸭,必上便宜坊,萝卜丝饼必上致美斋,就是买区区酱菜,也还是不嫌绕远的跑到六必居等等,所(以)古今之为古今,仍然居在领导地位,此并非谀词,而是公认事实;我个人对于古今,与其说爱好的心盛,还不如说希望的心盛,在刚刚出版不及二十期的刊物,已算具有“老资格”的本刊,唯希望其精神日新月异,并且常有像《盛衰阅尽话沧桑》那种的巨作,给我们看看。


(原载1943年3月《古今》第十九期,周年纪念特大号。黄恽先生录入。文韬先生提供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