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纪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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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中的“文化城”

果轩

有着七百年王都的历史,占据了四五十方里的面积,百五十万质讷朴诚的“北方之强者”寄居的古旧城池,近来已经充满了低气压的空气,一个个都受着不可言说的磨难,想到老杜的“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的诗句,再加上安定门外地坛附近朴朴朴的机枪打靶声,明朗天空上嗡嗡嗡的飞机声,不知不觉真会“泫然”了。

一切都在半生不死中,使人生颓唐懊丧的感触。曾记得我于元旦日入市,商店也都悬出党国旗。一个猪肉店的老板问我道:“年头儿怎么会好!一年倒过两次正月初一。一年就当两年过,人活二十年便是四十岁了!”这位小商人可谓想入非非,然而正可见一般人对现实状况的苦恼。国旗本要悬三天的,但第二天已经零零落落,我去买菜,那盐米铺的学徒正在手里拿着一面摺好的国旗观望形势。另外一个伙友说:“先生您不知道,警察通知叫挂三天,您看今天谁还挂?人家都不挂了,咱何必显得特别?对不?”我听了后,却也无从置答,只有望望街上没精打采的行路人,心头怏怏地踱回去。

学生都走完,一时十分冷静。十二月九号大游行之后,北平一般人给学生运动取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名称,叫做“闹学生”。早晨彼此一见面,除去今天天气哈哈哈之外,就要谈到里巷琐闻,于是甲问:“听说今天又要闹学生?大街上又站了双岗!”乙也就顺便说到他怎样欣赏一个女学生捺打之类。我不知五四运动和三一八惨案时,市民对于学生的观感如何,此番将一种轰轰烈烈的民众运动,只以一闹字了之,实使人起一种说不出的懊恼。前两天到北京大学找一位同学,顺便从一院号房买到一份《北大周刊》的一二一六示威特刊,上面刊了许多新闻纸上看不到的照相,如“北大先锋队夺水龙后反击警察”“惨遭苦刑之游行队员”一类是。在一幅名叫 “北大示威团中途遭水龙冲击”的照相中,只见一个戴了皮耳兜帽子的消防队拿着橡皮管向外喷射,一片白色水光中恍惚有几个奔逃无路的学生,于是使我这未曾参与运动的人,也得到一些当时的具体景象。在惨遭苦刑之游行队员一幅中,所呈现于我们目前的,更其残酷,一个警察用力曳拖一位坐倒地上的游行队员,另一警察则举棒作欲打势;近旁停了一辆自用汽车,有一戴眼镜穿西服的中年绅士立在车旁欣赏这幕武剧;他将两手插入大衣袋内,想必嫌天气寒冷之故,而一脸忍不住的笑容,尤其使人不能卒“看”。

先不谈学生运动有如何背景吧!大约总比天津市一般四毛钱一天的地痞集合起来作要求自治的运动强吧!我看了这些怵目惊心的相片,我想到这些在冷风中呼喊的青年,我更想到他们现今徒步出发到平南一带乡村作唤起民众的工作,不由得觉得自己的消沉;屈子去国,有“老冉冉其已至矣”之叹,我虽未到中年,却早有先衰之感了。

如何忍这种辱?如何负这种重?我们也只听到空谈,并未见实际办法。中国的警察被殴的皮破血流,还要具结承认错误;实在呢,我们比这更大的辱都忍了,这倒是殊无一争之必要,然而世事不见得非大的不能使人兴奋,匹夫见辱拔剑而起,虽是小不忍必乱大谋,毕竟算是有血有气的男儿。青衣行酒的懦夫,也只有死于异乡异国永不复返罢了。当我每一次在街头遇见我所不愿意遇见的人物时,我心里就起一种中国人太渺小的感觉。为什么我们的市民就那么恂恂蠢蠢,人家就那么趾高气扬呢?街头上无一处不贴了“大学眼药”“胃活”“老笃眼药”的招贴,一切价贱美观的物事成了商场里主要堆集物,何基鸿先生曾主张过中国必亡论,然则这话真要不幸而言中吗?

这地方的居民果然是质讷诚朴,然而几百年的帝都,优游自在的物质生活,也养成人民一种不可消灭的奴性。另一方面呢,就是充分的悠闲与苟安。明代末年已使此地居民遭受一个极大的试验:记得《明纪》上说,闯贼占了北平,大学士魏藻德卒(疑应为率)领百官首先朝贺登基,诸贼至,骑在他颈上开玩笑,后来终于将他的家私榨净,裂脑而死。其余如大学士解缙,也于满兵进城之日,还照应他所喂饲的肥猪。清代三百年来,许多旗民寄居于此,每月领了应得的口粮之后,日子便可在提笼架鸟玩鹰弄犬中混过去,折中佚乐的生活,深深种了根芽,茶馆烟馆成了小市民消闲的唯一去处;皮黄相声杂耍成了娱乐的主要科目,请看这样的人民,如何禁得起船坚炮利的“帝国主义”一打?庚子拳乱,家家门前悬起“顺民”二字的白旗,据说就可保全性命于乱世,此法聪明固属聪明,但我们试想其中该有多少眼泪?如今我已经听了不只一个人发表这种作顺民的主张了,虽则说话的人都是长了胡须三四十开外的人,但真正为国捐躯不作瓦全的见解,恐怕终于要被这种见解替代了的!不过事情也有许多难说的,北平的住户要缴房捐,土车捐,秽水捐,打更捐……商店要缴铺捐,营业税,筵席税,执照捐,牌照税,……弄得人头昏眼花。甚至像民国廿二年热河战事紧张,北方军事当局曾一次征收全市房捐之十倍,名曰救国捐,大约得了八十余万,但后来这百把万元的“救国”捐,竟也不知去向。近来有所谓文物整理委员会的组织,要用几百万的巨款,从新整理代表这文化城的“文物”。东西长安街的牌楼崭然一新了,前门五牌楼及东西四牌楼由旧日木料建筑改成水门汀的了,冬日冰冻,至今油漆未涂,还搭着高大的木架,这呢,花了几十万的款子,使东西两洋之旅行团考查团等下车之后,先视觉一新,也未始不值得。上海修了二十几层洋房的国际饭店作洋场装饰,古旧的皇都,岂不就该从天坛之类的东西上下工夫》然而不知这到底于老百姓有何好处?小胡同中,一灯如豆,秽水秽土只好倒在门前,自杀凶杀,依然日必数起,前门大街上追人要钱的叫花子顷刻间就可聚集几十个,请问纵使再修几个牌坊,又有什么用场?故一般市民之不关心,不知亡国痛痒,实在也是种种刺激已经使他麻木所致。那一年在古北口与敌兵抗战,竟至抓全市洋车向前方输送子弹给养,我的一个邻居便是车夫,那女人于丈夫被征后急得自缢而死,等到丈夫回来,只好倒抽一口凉气,这就是抗日所给与一般民众的印象啊!近日自法币施行后,洋元价格暴跌,铜元暴涨,从先每元可兑五百多枚铜元,如今连四百五十也不到,但一切物价却高涨不止,一袋面粉要比以先涨到一元左右,小市民们无形中不知受了多少损失!这两天甚至全市不大见得到铜元,一切小贩都叫苦不迭,因既无钱找零,只好不卖。电车上因无铜元找给乘客,不知每天要打多少次架,奸商们囤积铜元,大约四百枚左右就可易一元法币,所以铜币日见其少。

所贵乎文化城者,自然要有“文化”才是。国立各大学在此,北平研究院在此,收藏珍本图书最多的北平图书馆在此,私立大学有三四个,私立中学如林,挟大皮包坐包月车的教授,搭电车赶钟点的中学教员,吃包饭住公寓的大学生,骑自行车看富连成的中学生,这些这些,几乎成了整个旧都的下层支柱,谓之为文化,谁曰不然!但此话倒也不便遽尔吹牛:试看北平一百五十万人口中有多少已届学龄的儿童?再看究竟有几何不以营业为目的的公立学校?北平学龄儿童恐至少要在十万以上,但市立小学只有六十处左右,顶大的小学开十六班,以每班四十人计,不过收容六百多人,即使每个小学都如此大,也不过收容三万六千多人,更何况差不多是学校都只有六班,办得有力无气呢?公立中学校只有五处,师范学校一处,职业学校一处,由这个统计,你就可以明白北平市私立学校为什么那样多了!私中的目标,只是“办学校”,谈不到“办教育”。几个失业无聊的人,拉上一半个有钱而缺少名誉的下野政客官僚,就满可以办一个中学校。学生不论好坏,有钱便好,教员不管高低,省钱便佳,值此大学生过剩,五角钱一点钟,实也大可寻觅各校高材生兼任课程,于是不尽洋钱滚滚来,无边美誉蒸蒸上,××中学校长,也就成为社会上知名之士了。自有会考以来,各校只有拼命考试,星期考,半月考,月考,临时考,定期考,无非想方法使劣等生先受一番淘汰,等到向社会局呈报时,原来一班五六十人,顶多也不过报上半数,如此十中选一二,考试结果,自会名在前茅,而学校招生也就大可以拿着“本届会考第×”为号召,公私交困,无怪前年某私中学生要向校长动手枪了!若夫公立学校,只要奉行法令便好,不发生风潮便好,其余也谈不到。有一位朋友说现在办学校等于剿匪,学校当局处处以对土匪方法对学生,实属謔而不虐;即如某公立中学校长命学生吃饭只限十五分钟,吹第一声叫子站排,第二声叫子举箸,第三声叫子就得一齐食毕。饶这样蛮干,还自诩为整齐严肃,听说一般反动分子到宪兵司令部看守所时,饮水有一定时间,名曰“放水”,大小便有一定时间,名曰“放茅”,不知学校是否取法于此,抑还是希望将来能达到如此整齐划一的地步?一想到这许多问题,就觉得“救救孩子”这件事,在所谓文化城中仍是如何需要。说到大学校,近二年来似乎极安定,也许是“读书救国”四字宣传的效力吧,还是学生不敢再像以前那般“恣肆”,这也说不大清,但多读点书总算好的。北平的大学教授,近来恐怕都是旧则有余新则不足,较之五四时代那种兼容并蓄实在差得远甚!大学教授定价是五块钱一小时,许多人到讲坛上起码先骂半小时街,上自委员,下至学生,无一幸免。若是两小时连授,则第二时必提早半小时下课,除去折扣,顶多讲上四五十分钟,而一边讲一边又要骂某人不通,故一个“韵书”研究的学程,仅仅段氏《六书音韵表》就会讲一年也完不了;一个“周至唐思想概要”的学程,也不过讲一篇《汉书艺文志》了事。有的教授兼了几个学校的课,每周至卅小时以上,只得各校轮流告假,那更是数见不鲜的勾当。学生们呢,大部分是听天由命不管,小部分是向教授讲私人交际,一个十足饭桶教授,只要能给几个学生找着职业,地盘也就立刻巩固。《孟子》曾说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的话,目前的大学校不是交争利,倒是墨子所说“交相利”的办法,可是我想将来的情形也未见得不“危”。近日学生运动一发而不可遏,固然是国事的刺激,但恐怕当前生活的苦闷不得发泄,也不无关系。若以表面看来,物质建设上各大学都你争我竞的不甘落后,清华燕大不必说,充分表现着金元帝国式的文化生活,即以“老”与“穷”著称的北大和师大,近来也纷纷建设学生宿舍和图书馆之类巍巍然的大楼,先后矗立于厂甸与沙滩一带。但一细打听,则建筑费的来源不是停止招生撙出的余款——这也是教部督促几次之后才勉强实现的。否则恐怕……——就是受文化基金委员会的资助。拳乱发生于三十年前,当时北方人民所遭磨难,恐怕什百倍于今日,却不想今日大学生却饱受其赐,此或亦塞翁失马之一端欤?昨天我坐车过皇城根,此地西边是中法大学及北平研究院新建大厦,东边就是北大新宿舍和图书馆,一时使那洋车夫非常惊讶,一面喘息一面向我说:“先生,这些洋楼都是中国盖的吗?”我只好含糊地回答:“是吧!”“那还真不错哪!”果真不错吗?果然全是中国盖的吗?那只有天晓得!然而,这且休提吧,我们只希望大学校能够长期住在北平,也就万幸了;近来不是××已有迁到西安的拟议吗?人人自危,风声鹤唳,报纸上尽管开天窗,人心也一天比一天飘飘荡荡,文化乎,旧都乎?不知哪一天,我们这些在文化界混饭吃的小民,怕要有“风景不殊举目有山河之异”之感了!

鼓楼改成民众教育馆,但民众只知日子在茶馆中混过。我想中国办社会教育的人,也恰如中学大学教员卖钟点拿薪水一样,按月拿钱而已;什么叫唤醒民众?怕他们自己还在酣睡中呢!定县,邹平,我们还看得见许多学者的对症下药的计划,也可以感到他们处处表现着实验精神,唯在这文化古城,我只看见教育馆也像几百年的鼓楼一般屹立着,一切计划与活动,也许是我见闻太陋,实在始终不曾听说过。任何小市民知道程砚秋马连良大金牙焦德海之类,要比教育馆的讲演清楚得多吧?官方的社会教育虽如此失败,而因国事所引起的另外一种教育则格外发达;大小报纸的分类广告上都登着日文学校,日语补习学校的告白,或是私人教授,或是开办学校,大约此种生意经,一定相当得利,不然可以如此之多?刘半农先生在《半农杂文二集》里有一篇文章叫《好聪明的北平商人》,曾痛骂北平商人如何会应付现局,并且提议:

“多办日文商业讲习班,目前对中国人可以说‘我们因为要对付日本,所以不得不加紧学习日本的语言文字’,将来日本兵到北平了,却可以用为招待贵客的工具,看见日本人进门可以不说‘您来啦’而说‘空尼溪瓦’,送日本人出门,可以不说‘您走啦’,而说‘阿里阿笃’,这是何等方便啊。”(见原书二六○页)

先生临终时恐怕这种提议早已无形实现了,目前会说空尼溪瓦者,倒不是一般商人,而是知识阶级分子;甚至连许多大学生也以会念阿衣鸟危欧自豪呢。知己知彼,诚可百战百胜,如我们的邻人之对于我们文化的探索,岂非明证?特我们同胞,还是存着送往迎来的心理多些,《日知录》廉耻一则所引《颜氏家训》中齐朝有一士夫,吹他儿子能鲜卑语及弹琵琶,以此服事公卿无不如意的事,颜之推虽处乱世,还慨叹着说:“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以此道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不知今日学鲜卑语者,读此作何感想也。

刘半农先生又曾在《世界日报》上发表一文曰:“为汪局长脱靴”,盖指前工务局长汪申也。自汪局长任职以来,北平的街道总莫见了些曙光,虽则所云“工务”,不见得就是修道,然以北平市现状,能修几条街道也就阿弥陀佛了。近二三年来,汽碾子无日不在街头工作,提炼土沥青的炉皂(灶)发着刺鼻的臭气,工人的鹤嘴锄一起一落,打石块的锤子叮叮当当,这一点我们实在不能不心感,即使我们不是四轮阶级,坐在人力车里,岂不也省得一上一下地摇“元宵”吗?去年因展宽前门大街道路,将靠近五牌楼七八个店铺强迫拆去,一时颇使商人们生反感,但这条冲要的街道终于修筑成功了;使行人便利不少。此外袁市长曾也办了一次公共汽车,小市民们颇称便利,唯近来已因影响洋车夫生计,由秦市长取消了,为了多数人的生活,牺牲少数人的便利,原无不可,唯鄙意总觉得有些因噎废食,若由此理推去,岂非电车、火车、都咎由应得吗?我希望最近的将来,人力车夫的生活得着一个总解决才好,不然,即使一切交通工具都停止,只余人力车夫,以北平之大,已有车夫近十万左右,恐怕也是毫无成效的。

北平的繁荣,近日只集中西单一带,从前的前门大街和东四牌楼已日渐萧索。盖西城为学校区,大规模的私中就有二三个,每一个学校的学生都超过一千五百,这几千几百青年的衣食住行,都要在这附近求一解决办法,于是公寓、饭馆、食堂、杂货、南纸店之类,营业特别发达。某大军阀鉴于此地有利市可图,乃斥资建筑一大规模商场,——即西单商场。近日此商场的繁华,几驾有数十年历史的东安市场而上之。一个朋友租了一间小门面开小书铺,每月租金已达十八元之巨,而且须先交半年房金作押租,听说商场建筑费仅仅租户押租已有余数,多财善贾,谁曰不然?而所谓文化城之文化,居然可以影响到市场盛衰,这也足见文化用途之大!自冀察政委会在北平成立后,商人希图河北省政府再迁回北平,以期用政治势力,拉回北伐以前的表面热闹,但恐怕一时也不易实现呢。

时日匆匆,九一八后北平又在苟安状态下度了三四个新年;前几年因治安关系,禁止燃放爆竹,自本年起,此禁忽除,毕毕剥剥,震耳欲聋,不知此是庆祝承平,抑是所谓临死的回光返照!今年“洋”年已过,旧年将来,前天坐电车过东四牌楼,红色灯笼点缀满了大街两边,南纸店悬出纸制的餜子,“结翰墨缘”的“文贫”,在商店门前贴出“书春”的招贴,瑟缩着在北风中等待他的顾主。小胡同中充满卖年画的叫卖声,偶尔也有一半声卖“供花”的夹杂着,这十足的年味,使人不知是甜是苦!学校停课之后,既没有开学日期,各机关鉴于目前进退维谷,只维持现状,糊糊涂涂,过今日不管明日,这就是北平人的心理!(也许是全国人的心理吧?)昔王静安先生因忍受不了眼前的苦闷而投了昆明湖,记得遗书中有几句话:“五十之年,只余一死,义无再辱!……”虽则王先生的愚忠引起后人的讪笑,自杀的行为,更是懦者的表现,然而,请问义无再辱的决心,目前能有几人保有?我宁可希望多有几个王静安式的懦弱者,也不要尽像魏藻德那样冒天下之大不韪才好!

岁暮天寒,我们的邻人穿了皮衣横行在北国,南方志士,观此以为何如!

一九三六,一,十二,黯淡的灯下

(原载19362月《文化建设》第二卷第五期。黄恽先生提供)

Filed under: 纪庸文学, 动荡中的“文化城” — 雨文 @ 2007年11月27日 8:4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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