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纪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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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父亲(一)

纪英楠

人的一生,都会有许多憾事,我的憾事之一,就是没有能很好地了解父亲。

父亲是个正直的人,虽然不免有他性格上的缺点;但重要的,他是一位勤奋耕耘的学者,而且有很强的组织管理能力,从他的办学可以看出。正如黄恽先生说的,在他的一生中,留给他真正做些事的时间不多,但他都做得很好,这些方面我都远远不及。

1940年以前,他都离家在外教书,我年纪又小,谈不到了解。4050年间,虽然大多数时间在一起,但他是个执着于工作的人,终日忙碌,晚上回家,又常常勤于笔耕,或编写教材,很少父子对话。50年后我就离家,有时寒暑假回去,谈谈学习、生活,但基本上没有思想上的交流,他心里的苦恼忧烦,从不和我提起,我知道,他是不愿影响我,增加我的思想负担,失去了交流的机会,我更没有主动去关心他,为他减去几丝心灵的创痛,思念及此,不觉泪下。

用我的回忆,使关心爱护他的人增加一些对他的了解,也增加一些对我们这两代知识分子的了解,是我应该做的,虽然可能写不出多少有价值的东西,但我当尽力而为。没有时间作整体的计划和提纲,只能想到一个题目就写一段,也不按时间顺序。

父亲和顾颉刚先生

顾颉刚先生是有名的历史学家,是他在父亲处于困境时推荐他去当时的江苏社会教育学院代替先生任教,这说明他对父亲的器重,而去苏州也是父亲一生中的重大转折。

父亲是怎样和他相识的,我不十分清楚。我猜想是在北师大苦读时认识他的,因为此后父亲辗转于宣化、滦县等地教书,更没有机会结识。

父亲在通县师范毕业后,和母亲结了婚,虽然是从小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订下的婚姻,但两人都在通县上学而相识,竟自作主张,在北平举办了婚礼,使我祖父尤其是祖母非常生气(外祖家比较开明),婚后回到家里,祖父的意思是要父亲继承家业,或在县里教书同时照顾家里,父亲则一心要上大学,并已考取了北大,他们是谎称我母亲归宁才被允许离家的,因此只带了随身的衣服和很少的钱,母亲想真地回家看看并取得一些资助,父亲却要面子,执意不肯,他们就这样逃到了北平。家中因此大怒,祖父写信训斥并宣布断绝经济供给,母亲还记得信中的警句是:“家中不能以有限之金钱供汝无限之挥霍”。无奈,父亲只好放弃北大,改入公费又管饭的北京师范大学,同时在孔德学校(地点在东华门大街,义利面包店和馄饨侯所在的那段马路上,现已踪迹无存)教几个班的课,母亲则在牛街小学任教。

1931年,母亲跑着去阻止小学生打架,在门槛上绊了一跤(学校在清真寺内,门槛很高),造成流产和大出血,此后严重贫血(我想还有营养不良),在家中和学校几次昏倒,只好放弃了工作,父亲的负担更重,又担任了班主任工作,可以想象他奔波于和平门、东华门与广安门外的家之间的辛苦。尽管这样,每当在师大兼课的著名学者如钱玄同、顾颉刚、马幼渔等授课时,他还是尽可能去听。但只是听课不可能让顾先生认识他,一定是课后的提问(他是非常珍视这种机会的)或探讨使顾先生对他有所了解。

抗战胜利后,父亲交代了学校(中大实中)工作后即告失业,因为父亲的收入主要是工资和稿费,一有余钱就去买书,所以家无积蓄,那一段主要靠母亲为人绣花和加工枕套等维持生活,这对父亲来说大概是难以承受的吧,所以那一阵他显得脆弱而脾气很坏。后来经人介绍到上海私立中国女子中学教书,生活才算重新走上正轨。这也许是顾先生介绍的,我不知道。但顾先生的长子顾德辉先生也在该校任教,不知是顾先生为父亲介绍的工作还是父亲介绍顾德辉去的。大约在48年初,顾先生介绍父亲到苏州的江苏社会教育学院接他的课,好像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也许还有别的课。我和母亲、妹妹是这一年初冬到苏州的,可惜全家团聚的日子不到两年,我就北上读书,从此离开了家。

解放后,顾先生和上海复旦大学的章巽教授合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父亲也参加了部分工作,绘制了古代史中的一些图幅。这时,我已离家,不知详情,但回家时看到过一些地理填图用的单色底图和父亲绘制的图幅底稿。图集印出后因边界的画法问题未能发行,后来获准内部发行,但编者或前言、内容中根本没有父亲的名字,我只看到过一封章巽先生的感谢信和他签名的赠书,据母亲说也给了一些稿费,则不写父亲的名字又是因他的“右派”问题?

先生是苏州人,在苏州悬桥巷有一所房子,我记忆中好像是12号,现在当然已面目全非甚至根本不存在了。顾姓是江南大姓,出过不少名人,如明末东林领袖人物无锡的顾宪成,明清之际崐山的顾炎武等。写到这里顺便想到,苏州历史上(包括近代)名人甚多,《苏州杂志》是否可以介绍一些他们的道德文章,在苏州能找到的有关遗迹等等?母亲说父亲在石湖农场劳动时曾探访过一些人的墓地,如李三才等,纠正了一些书籍记载的错误,还作了笔记,可惜我未能看到,想是母亲因为惧祸,在父亲死后把他在农场期间写的东西都销毁了。

我见过顾先生一两次,他和父亲差不多高,在南方人里算是高个子,眉目清秀,戴眼镜,穿一袭灰色长衫,恂恂儒雅,学者风度,只是说话有些口吃,又说得快,显得有些性急,也许他个性就是如此,又非常认真,所以惹恼过鲁迅,于是把他的口吃和鼻尖有点红都写进了《故事新编》的《理水》加以揶揄。解放后,顾先生到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但父亲被划为右派后就未再与先生联系过。顾先生好像没有受到很大冲击,于1980年去世,比父亲幸运多了。

200711月)

Filed under: 回忆父亲(一), 纪英楠回忆 — 雨文 @ 2007年11月11日 8:5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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