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纪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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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庸滞留南京之谜

黄恽

  我在写《纪庸之死》的时候,曾专门到苏州大学查过纪庸先生的档案,掌握了很多不为人知的材料,然而,在档案里,抗日战争开始后他没有及时赴重庆,而是来到了南京,最后投入了汪伪政府的怀抱,这一段经历却语焉不详,难窥底蕴。这一段经历对纪庸来说,非常重要,关乎到他的后半生的人生,他的辉煌,他的磨难与苦涩,以及他的死亡。但是由于大家想象得到的原因,纪庸在档案里对这段历史能避则避,如果不能也是一笔带过,一方面是他自己也不堪回首;另一方面,解放后运动频仍,这段历史也带给他无数的伤痕。

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一定的关注,竟因此收到了纪庸先生的哲嗣纪英楠先生的来信,他在信中对这个问题作了自己的解答,这是一个儿子对父亲的行为作出的解释,虽然未必是纯客观的,却起码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事实的真相。这是外人不可能知道的“曾经”,也是纪庸在抗战初期南下止于南京的“因”,值得引起研究纪庸者的重视。这里披露几节:“1929年,父亲违背了家中的意愿到北京读大学,家中就断绝了对他的资助,他不得不放弃已考取的北大而读北师大,同时在孔德小学兼课。母亲则在牛街小学教书.在她怀孕时,因跑着去阻止学生打架,绊在门坎上摔倒,造成流产和大出血.婴儿死亡,母亲身体也受影响并导致了以后的习惯性早产。我和妹妹都是7个多月出生的。373月我妹妹出生时,因是双胞胎,又因胎位不正而难产(当时没有剖腹产的办法),母亲几乎丧生,产后长期卧床不起,一个妹妹也不久夭折,父亲在宣化工作,是外祖父来看护母亲和照管我们兄妹。她自以为将不起,挣扎着为我和妹妹做了好几件衣服。后来虽渐好转,但仍很弱。母亲觉得若不是她的身体和家室之累,父亲一定会和他的好友(《怀旧》中的H)一同去后方的,为此她终身感到內疚,常常和我说起。

“由于家中积蓄不多,父亲不久只能重操旧业,去滦县师范教书。1939(40)年暑假,有的老师在给毕业生纪念册题词时流露了抗日思想,有数人被捕,教务主任李观博先生托人带信给我父亲,叫他千万不可再回校,,最好也离开北京,父亲遂经樊仲云介绍,到伪中央大学任职,他是通过在樊主编的杂志上投稿认识樊的。我不知是何杂志,母亲说过,父亲发表的一篇《察哈尔与绥远》当时颇受好评。父亲当时工作的宣化属察哈尔省,这篇文章可能是对时事或形势的分析,您收集中国期刊,不知曾否见到或知道这个杂志。他还写过一篇小说《商都的最后一课》,说的是商都(今属内蒙,当时属察哈尔)的小学校被强行禁止使用汉语,改用日语的事。此文解放后被选入一本儿童文学选,家中原有一本,父亲死后处理他的遗物时没有注意(当时思虑不及此)。现找不到了。”

这段文字告诉我们两点:其一,家庭原因,为照顾妻子的身体;其二,受到伪中央大学校长樊仲云的赏识,加上正好他任教的滦县师范已经待不下去,于是,纪庸就来到了南京。纪英楠先生的第二点说法,与纪庸在自己的交代材料中提到的,受两位北师大同学王敏中(伪教育部次长),张仿良(伪地政局长)的提携来到南京,并不冲突,因为他们给了纪庸另两个职务,而樊仲云给他的是真正安身立命的教师工作,这是他的主要工作,而另两个职务不过是调剂生活的领取干薪的工作。综合起来说,纪庸滞留南京与妻子的身体以及王、张、樊三个人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就这样,纪庸从北方来到了南方,最终在苏州的上方山麓划上了一个凄凉的句号。

日志日期:2006-10-17



《纪庸滞留南京之谜》补正

  我在写《纪庸滞留南京之谜》一文时,主要依据的是纪庸先生的哲嗣纪英楠先生的来信,因此说了这样的话:“这是一个儿子对父亲的行为作出的解释,虽然未必是纯客观的,却起码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事实的真相。这是外人不可能知道的‘曾经’,也是纪庸在抗战初期南下止于南京的‘因’,值得引起研究纪庸者的重视。”这句话表示,我对纪英楠先生的说法还是有一定程度的保留,只是在当时完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无奈的选择。随着对纪庸研究的逐步深入,纪庸先生到南京及此前的一些因果渐渐清晰起来,才发现纪英楠先生提供的说法有一些可能来自耳食,存在着一些错误,必须作出补正。

  在致我的信中,纪英楠先生曾谈到纪庸先生与樊仲云结识通过向杂志投稿,这本杂志他不清楚。我是在苏大追悼纪庸先生的悼词中发现这个《文化建设》月刊的,并在纪庸先生的自传中了解到与樊仲云结识的经过,现在可以肯定这本杂志就是《文化建设》。

  自1934年起,纪庸先生来到塞外之地省立宣化师范学校任教,其间看到上海的《文化建设》月刊,随后就应征月刊发布的征文,一投即中,同时受到主编樊仲云的赏识,聘请他为特约通讯员,从此,纪庸为《文化建设》写下了大量稿件,成为《文化建设》月刊的一道风景。纪庸先生这一时期的文章,全面而详尽地报道了绥东与察哈尔地区的社会现状、经济情况和风土民情,特别是当时该地区正处在伪殷汝耕政权的管辖下,并且面临日方、蒙方、中方和傀儡方的相互折冲的临界点,战事一触即发,可以说连空气中也充满了火药味,他的及时报道,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从中也可窥见纪庸先生强烈的反日爱国情怀。这个时期,也是纪庸先生登上文坛啼声初试,他为文四面出击:教育、民俗、社会和经济,样样都写,有着勃发的精力,喷涌的才情,不竭的题材,他在《文化建设》上刊登的文章,请参见《纪庸与〈文化建设〉月刊》一文,此不赘。

  仔细翻阅该杂志,并没有发现信中提到的“颇受好评”的《察哈尔与绥远》一文,这可能是纪英楠先生搞错了。据我所知,《察哈尔与绥远》是后来由樊仲云邀约的,纪庸先生出版的第一本著作(署名霭士),不过三万余字,它是综合《文化建设》月刊上的相关文章,譬如《塞北零简》《“冀东”管窥》《塞上散记》《北国的春天》等等,改写而成的。而“他还写过一篇小说《商都的最后一课》,说的是商都(今属内蒙,当时属察哈尔)的小学校被强行禁止使用汉语,改用日语的事”云云,怕是纪庸先生发在《文化建设》的《商都通讯》(署名霭士),而收入解放后的儿童文学选才改名《商都的最后一课》吧,目前该儿童文学选未见,不敢肯定。

  以上就是针对《纪庸滞留南京之谜》作的一点补正。

  

日志日期:2007-12-20

(转载自黄恽先生博克《瞻之在前 忽焉在后》

Filed under: 纪庸感念, 纪庸滞留南京之谜 — 雨文 @ 2007年01月01日 8:3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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