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纪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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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楼漫语

纪果厂

以我这样脾气的人谈《金瓶梅》《红楼梦》,是讲不出什么出奇制胜的道理的,平时常自恨想象力缺乏,组织力不够,所以虽知道不少故事,看过不少波澜,终于不能作小说。作文章总是发发感慨或者抄抄旧书,说来说去都是平凡之至。对于新旧小说,虽也喜欢读,可是究竟不能如他人之津津不倦。有许多人看《红楼梦》都是再三再四的阅览,每次可以有不同的感触与发现,真似掘不尽的宝藏,然我则还是在初中时完完全全看过一遍,大学毕业后有一时期想重温一次,也只读了几本便中止了,到现在我的藏书中竟无此家弦户诵的好书,中学时所买的一部亚东标点本又早就丢失了。《金瓶梅》呢,若说没看过或不感趣味一定是说假话,但我确是直到上海杂志公司翻印了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词话》才通读一过,以前在孔德图书馆曾看过崇祯刊本的一鳞片爪,因为那是善本,马隅卿先生作孔德的总务长时收的,不轻易出借。北大似有与此相同的一本,听说图书馆方面很感供不应求。这本子顶可宝贵就是有插图,而插图中最可宝贵者又是那些翻印本不敢公开印出来,以及曹涵美先生不肯公开展览的图。后来北平图书馆翻印词话本,却将崇祯本的图也附了进去,于是便成功了“完璧”。当初北平图书馆从厂甸收买此书原本,好像是花了一千三百元,时人颇诧为巨值,在今日看来,固甚可笑,然若以物价指数核算,则其数将及今日之三十万元,也算相当可观了。马隅卿先生曾将大闹葡萄架诸回之插图,制成信笺,分贻友好,采其藏书室名为“不登大雅文库”之意,曰“不登大雅信笺”,大约得之者倒真是些“雅人”,而且只有收藏,绝不肯拿来使用的。上海杂志公司的翻印本,前面则附有故宫所藏的粉本图,但只制了四十幅版,都是“登大雅”的,有的书店曾全部制了版,名曰“美图”,前年某书贾坚欲以六十元代价卖给我一部,实在只有一百六十图,那四十幅自然是不便公开的,听说起初是全有的,后来因被干涉才除去,我是老老实实嫌他无用,未买,六开或是四开大本,白连史纸,现在卖旧纸也值得多了。那时据云全的黑市卖到二三百元,如今则不全的标价已一两千,全的自更稀少。因之想起,我对瓶缘,可谓极悭,这大本的图没有买且不提,廿六年暑假北平炮火声中,我到琉璃厂佩文斋闲坐,正有北平图书馆影印本一部待售,索价只二十元,我知道此本当初出版时,定价是五十元的,兵戈塞野,谁有心思干此不急之务,留下二十元,还可以买六七包面粉,自然是恝然置之,那伙计屡次劝我收下,说暂时不给钱记帐也可以,我无论如何执拗着不买,不久,佩文斋因局面改变,老板家里被洗劫而将琉璃厂的分店关张了,我若真的欠了债,也就等于揩油了。这是最早的一次失去机会,前年冬天继“美图”之后又有一书店要卖给我一部康熙刻本的,约十六册,二百元,我曾在《白门买书记》上记过这件事,以为书店太敲我的竹杠,其实现在想来,岂不也是白白放走了便宜。这是第二次。还有第三次,则是书店又拿来一种上海中央书店再翻北平馆本,据云在今日也算难得的,价五百元,那时此价约当两石白米,于是我一点也没有犹豫就一笑置之了,而此书终于被一投机商人丝毫未打折扣的买了去,对于他,此书之意义无疑是比对于我大得多了。

在万历、崇祯间,可以刻了这样的书和这样的图,甚至当重熙累洽稽古右文的康熙间也未尝不可容此种书的版子一翻再翻,并没有玩什么“删去××字”,别印“删文备查”小册子的令人呕吐现象,我们实不敢信今人之思想比古人开明或进步了多少。长沙叶氏影印的《双梅影丛书》,其中材料多系唐以来的著述,其中如白行简的《阴阳大乐赋》,乃是敦煌石室遗物,描写之淋漓尽致,初亦不下于《金瓶梅》,但在那时似乎也并非悬为厉禁的。作Lady Chatterleys LoverD. H. Lawrence曾骂英国绅士都是不懂男女关系的僵尸,夜礼服下生殖器都是干瘪的,所以把嘉泰来夫人和守园林的麦洛士的野合写得那样有声有色,真比大闹×××差不了许多,可是在英国这书是不许发行的,有些印本亦是经过删削,他如文艺复兴初期的《十日谈》,我们看到的开明书店全译本其底本也还是经过剪裁,至于Joycee的《优莱塞斯》,根本还没有译本,据说内容也是很“亵”的,而《杂志》第一期所刊的F. Harris《我的性爱生活》也只有半途夭折。这许多对比都显示着近代人的狭隘与暧昧,没有所谓淫书淫画公开发行却有华灯初上的卖淫者在马路上拉人,却有大人先生买了女孩子在家里缠起脚来欣赏的Sadism患者,同时更有什么把“人犬相交”、“春意图”为号召的秘密营业,名为向导、按摩、歌女的变象而且加厉的卖淫者,徒然禁绝了这些书有什么用呢?而且因为禁止,才更令青年人以及雄心未泯的老年人向往了。据俞正燮《癸巳存稿》,清代曾于顺治九年、康熙四十八年、五十三年、乾隆元年、嘉庆七年、十五年、十八年等再三严禁淫词小说,但乾隆元年的上谕分明说:“淫词秽说,叠架盈箱,列肆租赁”,可说以顺、康连朝之禁,究无效果。而同治七年,江苏巡抚丁日昌的罗列淫书目录,通饬严禁,尤其是大举剿除,其所列书目,达一百五十种之多,尽是关于梅、楼两书者,计有:

《隔帘花影》、《金瓶梅》、《续金瓶梅》、《唱金瓶梅》、《红楼梦》、《红楼重梦》、《续红楼梦》、《红楼圆梦》、《后红楼梦》、《红楼后梦》、《红楼补梦》、《增补红楼》计十二种之多,其他如《西厢记》、《子不语》、《龙图公案》、《笑林广记》、《禅真佚史》、《拍案惊奇》等,均列入淫书之内,可谓洋洋大观。可是离那时不久的《谈瀛室笔记》就已经评论说:“按以上各书,罗列不可谓不广,然其中颇有并非淫秽者;且少年子弟,虽嗜阅淫艳小说,奈未知其名,亦无从遍觅,今列举如此详备,尽可按图而索,是不啻示读淫书者以提要焉,夫亦未免多此一举矣。”一切文艺的产生,离不了时代背景,有了这个原则,我们对于禁止淫书之不必要,亦可以不再多噜苏了。

我读小说,素不喜什么索隐之类,自然,如清末流行的谴责小说,那简直是直指其名其事,不妨考查一番,所以也曾作过《孽海花人物谭》这样的文字,近日好像谈的人更多了,老辈,如同光人物硕果的冒鹤亭丈均来参加,其一言一字,皆足资掌故,倒是我们有历史趣味的人的好运气。(可是近来也被人骂得可以,好像中国之未能复兴,其责任全在这些专谈《孽海花》的人身上,真乃罪莫大焉。所以我在这里也提醒《天地》编者一番,这种文字和特辑,还是少出为是。)而《红楼》《金瓶》两书,作索隐的最多,有的是附会万状,有的也颇言之成理。近日略为翻翻关于《红楼》的索隐,已竟不下十几种说法,其最为人所熟知者,如:(一)指顺治出家及董小宛事;(二)指明珠家事;(三)指汉人复明想及清初诸名士事(蔡元培先生说《郎潜纪闻》引徐柳泉语,即蔡说所本);(四)指和珅及其姬说(见《谈瀛室笔记》);(五)指正心诚意事(蔡书引,如以吃饭为诚意,盖最冬烘之说法也);(六)丹药说(黄秋岳笔记引);(七)曹雪芹家事说(胡适之先生说);(八)江宁张侯说(黄氏笔记引乾隆间周松霭笔记说);(九)指清初多铎等攻下江南广置佳丽事(见徐珂《清稗类钞》)。最奇的还有说《金瓶梅》与《红楼梦》是一书,其中人名事情,皆暗为影射,如阚铎之《红楼梦抉微》,姚灵犀之《金红脞语》均是,这真是匪夷所思的讲法,什么李瓶儿即薛宝钗,宝玉是孝哥化身,薛蟠与武大,林黛玉是潘金莲,《水浒》《金瓶梅》《红楼梦》便是警幻仙的正册副册又副册等,简直莫名其妙。蔡元培先生因《红楼》本事问题,与胡适之大打笔墨官司,并且举了中外名著多种皆有影射为证,如楚词之美人香草,莎士比亚之戏曲,哥德之《浮士德》,均有所指云云,其实在旧文学中,本事隐约,外表支离者,何只楚词一种,如义山之《锦瑟无端》者正不知凡几。中国文学作品之特色的象征Sambalism①与含蓄,不似西洋之侧重写实,这恐怕也是东方道德道学气太重之故,于是多情善感的诗人,只好左一篇《咏怀》,右一篇《无题》,说些犹疑两可的话,叫人捉摸不定。从前读冯正中的《阳春集》,据说其中都是思君念国,我委实看不出来,只有听着这些高论发呆。连恋爱事情最多的欧阳修老先生的“庭院深深深几许”,据说也是忧谗畏讥的,到了后来,那些略有国家意识的文人,只好作些秋词,宫词,来抒忠摅愤了。文廷式、朱彊村、况夔笙、王鹏运诸老的词,到如今不易明白,殆亦职此之由。文学作品的一般风尚如此,对于小说,殊亦不能例外,大家闲着没事干,你猜一猜,我猜一猜,于是弄出这么多麻烦。本来天下同一Type的人生个性是多的,文艺者常常归纳综合,取一个类型代表,不免令怀了鬼胎的人,都可以怵目惊心,从前鲁迅先生发表《阿Q正传》时,每个读报的人都疑心在骂自己,甚至有人写信给迅翁责让为什么骂到老朋友身上,这人真是傻瓜,就算真的骂到自己头上,也不可玩这种“此处无银五十两”的蠢把戏呀!明清之际,大节所关,像妙玉、宝钗一型的人本是多的,如高江村,殆即不减于今日之以特殊的资格作特殊生意的阔人。其不免于为士类所鄙弃,原是夙命的了。如左都御史郭琇劾高疏云:“高士奇出身微贱,其始也徒步来京,觅馆为生,皇上因其字学颇工,不拘资格,擢补翰林,令入南书房供奉。士奇日思结纳,谄附大臣,搅事招权,以图分肥。久之羽翼既多,遂自立门户,结王鸿绪为死党,科臣何楷为义兄弟,翰林陈元龙为叔侄,鸿绪胞兄王坝龄②为子女姻亲,俱寄以腹心,在外招揽。凡督抚藩臬道府厅县,以及在内之大小卿员,馈至成千累万,即不属党护者,亦有常例,名曰平安钱。光棍俞子易,在京师肆横有年,唯恐事发,潜遁直隶、天津、山东、洛口地方,有虎坊桥瓦屋六十馀间价值八千金,馈送士奇,求托照拂。此外顺成门斜街并各处房屋,总令心腹出名置买,何楷代为收租,打磨场士奇之亲家,陈元龙伙计陈季芳,开张缎号,寄顿贿银资本约至四十馀万,又于本乡平湖县置田千顷,王鸿绪与之合伙生理,又不下百馀万。……”

一个穷酸的自掮行李入都作“某相司阍馆师”的落魄文人,能够弄到这个样子,也算有点本事,所以虽然明知将《红楼》中的宝钗来比他,是有点附会(见蔡先生《石头记索隐》),但知道这样的故事,总是有趣的。妙玉参禅走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我却是直觉的以为一定有所指,不然何必在千红万紫的大观园中阑入这么一位槛外人呢。有的说是姜西溟,有人说是洪承畴,反正这角色也不大高明。

关于《金瓶梅》的传说没有《红楼梦》那样纷复,最流行的一说即王凤洲为报父仇而作,吴晗先生在《<金瓶梅>的著者时代及社会背景》一文中已证明此说之不确,则西门不必是东楼,蔡京亦不必是严分宜矣。至于唐荆川汤裱褙《清明上河图》种种说法,都不必去管他,恐怕都是出之附会,盖即以其书完全用鲁东土语一点,亦可决其必非凤洲手笔。明季像西门大官人那般的人物原是指不胜屈,盖亦一时风气使然。传世号称“猥亵”的书,十之八九出于此际,即短篇小说如所谓“三言”“二拍”《西湖二集》等,也是不免乎此。有了嘉靖、正德、万历那班皇帝,草上之风必偃,不一定仅仅严氏父子是奸人,恐怕不这样的官吏也真不多。我们看《天水冰山录》所记,严氏赃私之巨,殊可惊骇,比较先后籍没的张居正、刘瑾诸人,均大过数倍,其结怨于民众,令人欲得而甘心焉,夫何容疑,后人之硬派西门家事即东楼家事,不免出于报复心理。而且写了小说或戏曲骂人,那时也颇为流行,龚芝麓便曾被人骂得狗血喷头,说他避追兵至秦桧夫人铁像胯下,夫人来了月事,头为之污,弄得芝老大哭流涕,后来花钱买人刺死作剧人才消此恨。董其昌鱼肉乡里,被人作了《黑白传》痛骂,他把作者打死惹起民众暴动,毁灭了他的第宅。直至清代,这种讽刺之风,仍然不息,人类总是要发泄自己的牢骚,不能泄之于此,必泄之于彼,以专制帝王之威,还是不能杜塞悠悠之口,故主张箝制主义者,实在大可有鉴于此。郑振铎先生谈《金瓶梅词话》有云:“表现真的中国社会的形形色色者,舍《金瓶梅》恐怕找不到更重要的一部小说了。不要怕他是一部秽书,《金瓶梅》的重要,并不建在那些秽亵的描写上。他是一部伟大的写实小说,赤裸裸的毫无忌惮的表现着中国社会的病态,表现着“世纪末”的最荒唐的一个堕落的社会景象。而这个充满了罪恶的畸形社会,虽经过了好几次的血潮的洗荡,至今还是像陈年的肺病患者似的,在恹恹一息的挣扎着生存在那里呢!于不断记载着拐骗奸淫的日报上的社会新闻里,谁能不嗅出些《金瓶梅》的气息来?……”

先生写此文距今已十数年,请再看看今日之荒淫与无耻,投机与包庇,较之三百年前的“言不及义”的士子与官僚,豪绅与地痞又有何感?

看《红楼梦》者,男便自以为宝玉,女则自以为黛玉,谁也不必讳言。陈其元《庸间(应为“闲”)③斋笔记》云:“余弱冠时,读书杭州,闻有某贾人女,明艳工诗,以酷嗜《红楼梦》,致成瘵疾。当绵缀④时,父母以是书贻祸,取投诸火,女在床,乃大哭曰:‘奈何杀我宝玉!’遂死,杭州人传以为笑。”《牡丹亭》有三妇合评故事,以《红楼》之伟大,宜有此点缀。《三借庐笔谈》有一则更奇:“《石头记》笔墨深微,初读忽之,而多阅一回,便多一种情味,迨目想神游,遂觉甘为情死矣。……苏州金姓,吾友纪友梅之戚也,喜读此记,设林黛玉木主,日夕祭之,读至绝粒焚稿数回,则呜咽失声,中夜常为隐泣,遂得痼疾。一日,炷香长跽,良久,拔炉中香出门,家人问何之,曰:‘往警幻天见潇湘妃子耳。’家人虽禁之,而或迷或悟,哭笑无常,卒于夜深逸去,寻数月始获云。”我们现在常常反对青年人读剑侠神怪等低级小说,有人读得入迷,竟去峨嵋访道。然高级的,有味的作品何尝不可使人入迷?我看现在的女同学们,虽然在吵着参政革命什么的,可是当读到焚稿断痴情时也不免心灰意懒。而读到良宵解语诸回目,亦必脸上发烧心头乱跳也。古今感情只是一理,会作文章的,捉住这点奥妙,我们便难乎跳出掌心。有多少作品禁不起时代的淘汰而消灭了,《红楼》《金瓶》等书,经过了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乃至社会主义社会各段,其为人人所欢迎还是照旧,自“五四”以来的新作品,能够禁得起三十年来的风风雨雨而不稍变声价地位的有几种呢?我们不能不对古人抱愧。

《三借庐笔谈》又一则云:“许伯谦茂才绍源,论《红楼梦》,尊薛而抑林,谓黛玉尖酸,宝钗端重,直被作者瞒过。夫黛玉尖酸,固也,而天真烂缦,相见以天,宝玉岂有第二人知己哉!况黛玉以宝钗之奸,郁未得志,口头吐露,事或有之,盖人当历境未亨,往往形之歌咏,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圣贤且如此,何有于儿女?宝钗以争一宝玉,致矫揉其性,林以刚,我以柔,林以显,我以暗,所谓大奸不奸,大盗不盗也。书中讥宝钗处,如丸曰冷香,言非热心人也,水亭扑蝶,欲下之结怨于林也;借衣金钏,欲上之疑忌于林也,此皆其大作用处,杨国忠三字,明明从己口中说出,作者故弄狡狯,不可为其所欺。况宝钗在人前,必故意装乔,若幽寂无人,如观金锁一段,则真情毕露矣。已卯春,余与伯谦论此书,一言不合,遂相龃龉,几挥老拳,而毓仙排解之,于是两人誓不共谈《红楼》。秋试同舟,伯谦谓余曰:‘君何为泯而不化邪?’余曰:‘子亦何为窒而不通邪?’一笑而罢。”吾乡有因为争论《三国演义》赤壁鏖兵究竟是八十几万人马而终身不说话的笑谈。此亦可谓无独有偶了。但宝钗型的人物确是不大可爱,同样袭人亦遂可厌。然而世事欲想成功,舍宝钗之路线还是无由,故我想三十岁以后的人们是应当崇拜宝钗的,而实斋先生固早已目曾文正公为宝钗型者也。

《红楼梦》中人物有可爱可厌两种,而《金瓶梅》中则只有可厌与可怜之两种,若觅可爱之人物,竟一时想他不起。不知别人如何,在我是感到如此。《红楼》之目的,是作自传,不是讽刺谴责,故为主观的,而《金瓶》之目的,则在骂尽世人,说是讽刺固可,说是愤慨也无不可,但硬说是教训,则未必然,故是客观的。主观的还可以描出几个理想的对象,客观的则只有毫不留情的揭露。《红楼梦》所表现的社会,虽亦多方,但究竟没有《金瓶梅》之繁复,可是《红楼》善于用细针密缕,所以虽只是一个家族的事,而令人感到非常多样,西洋小说中很喜欢把一个家族的事作题材,有名的《罗贡·麦加尔丛书》固不必提,即如举世风行的Gone with the Wind也是这个笔调。高尔斯华绥的Forste Saga亦是此路径,惟中外家族组织不同,遂异趣耳。在描写的技巧方法,《红楼》的确比《金瓶梅》高明,最关紧要的全书组织,《金瓶梅》便显得头重脚轻,西门庆未死以前,是那样铺张的写法,西门庆死后,是那样草草的匆剧的变化着,不免使读者感到不调和,甚至不能应付其突变的局面。《红楼》后四十回,虽出高氏手笔(据胡适先考证,后四十回,曹氏亦已有稿本,惜失传。),而天衣无缝,其故事之进展,成为一极自然的步骤,好像宝玉到了此时,除去出家以外,别无路走,王静安先生说得好:“吾国之文学中,其具厌世解脱之精神者,仅有《楼花扇》与《红楼》耳,而《桃花扇》之解脱,非真解脱也,沧桑之变,目击之而身历之,不能自悟,而悟于张道士之一言,且以历数千里,冒不测之险,投缧绁之中所索之女子,才得一面,而以道士之言,一朝而舍之,自非三尺童子,其谁信之哉,故《桃花扇》之解脱,他律的也,而《红楼梦》之解脱,自律的也。且《桃花扇》之作者,但借侯、李之事,以写故国之戚,而非以描写人生为事,故《桃花扇》政治的也,国民的也,历史的也;《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红楼梦评论》第三章)

戚刊本《红楼梦》(有正书局印)二十一回有评云:“宝玉之情,古今无人可比,固矣。然宝玉有情极之毒,亦后世人莫忍为者。……若他人得宝钗之妻,麝月之婢,又岂能弃而为僧哉!”这话说得未免浅薄。宝玉之妻与婢,自然不错,但若先失了黛玉与睛雯,则心理又大不同。唐人诗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是也。虽中人之资,亦必有无常之戚。况且家道盛衰繁歇,尤足以使人俯仰兴嗟,胡适之先生记所藏脂砚斋本《红楼梦》第十三回,于“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导各自门”后有评云:“不必看完,见此二句,便欲堕泪,梅溪。”此梅溪已考定是雪芹之弟。我们想想这种景象,实在是难堪之至。在今日如此感想不无被人骂为小资产阶级的伤感主义之危险,然而这种感情,正是产生高华作品这最大原动力,亦即勘破人生关头之棒喝也。若是不去出家,也许要玩革命。

但同样的盛衰兴亡,在《金瓶梅》则又不然,徒令人生应当如此的果报之念,而缺乏惆怅的自觉,如前所云,主观的与客观的作用,原是不同的,中国的文字本是含蓄的好,已竟说过,如客观,不能不暴露,即暴露,便无馀味,此亦是《红》《金》两书的差异。我们宁取《红楼》之蕴藉而不敢取《金瓶》之表襮。然而,很不幸的是,今日社会,乃是无处不极端暴露的,而今日资本主义势力之弥漫,使得一切精神活动,无不变作物质的附庸,爱情一定要金钱去买,高贵的女子,无非是可以高价出售其爱情,至于像读书读呆了的人们所想象的佳人才子,那是不会有的了,所以《金瓶梅》的哲学是比较有用的,西门大官人除去潘驴小闲以外,邓之为用更大。可是话又说回来,连充满幽美情趣与高尚爱情意味的《红楼梦》,不也是家中广有金银的宝姐姐占了上风吗?呜乎,钱,岂可不弄哉!

(原载上海《天地》第九期,19446月。纪英楠先生校对整理)

注:

似应为 symbolism , 象征主义。

② 应为“王顼龄”

疑应为“闲字,繁体“閒”字与“間”字字形相近,故重印时出错。

④ 应为“绵惙”

Filed under: 纪庸文学, 梅楼漫语 — 雨文 @ 2007年08月30日 7:2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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