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纪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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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饮食男女

果庵

早晨起来就听见外面锣鼓乱敲,又有笙笛和军乐的声音,嘈杂不堪,这是使人很难分清婚仪或丧仪的一种行列,在中国凡是有钱的人大约都是喜欢摆出这种“局面”的。例如在北京丧仪中有和尚、道士、喇嘛、清音(即普通中国乐器)|军乐等各式各样的乐队的吹奏,在前面引路的则是号角,硕大无朋,无疑地是从蒙古或回部传入的。婚仪中虽然免去僧道等,军乐和清音还是有的,从远处听起来只有杂乱,所以我说很难分清其为哀、为乐。这种不愉快的混乱,似乎属于无意义之浪费。但转而一想到作为这种生活及婚仪本质的中国思想及文化,便又不免别有领悟了。

如周知堂先生在《中国的思想问题》一文中所云:中国人的思想只是平实。他们的最高亦即最小限度的要求便是饮食男女,能够解决了这些问题,政治便有轨道,可以作到“无为而治”的地步。所以我们所看到的丧仪,也是死人作为活人一般的待遇着,给他祭奠,便是活人的饮食;焚烧冥镪,预计在灵魂的世界也是金钱万能的,并且在地狱里也充满吃不饱的饿鬼,这是最可怕。各式音乐,表示不分畛域只要给死者或活人安慰便佳。中国人不甚耽于冥想,像佛经和基督教的乐国天堂那么灿烂光华,却非需要,只要妥妥当当的渡过阴阳关头,重新再托生于理想家庭之内,这便很满足了,这种对于生之执著,在其他民族真是少有;佛教是讲解脱,基督教要升天国,大抵都是把现实的人间视为渊薮,唯有中国人不然,人死之后对于后嗣问题看得十分重要,死去的人不能“血食”,那是对于死者最大是缺憾,这乃是饮食男女欲望之无限的延长,这要求看似过于原始,其实却是非常切实而基本的,没有这要求,则别的理想都是落空了。

因之,古代的王道也只是孟子所云:五亩之宅树之以桑,食肉衣帛的那么简单的事。客户司虽然简单,在古今中外历史上能够活得这样安适的时代与国家也就不多。儒家思想所以能够在中国发生很长时期的作用,至今仍旧不衰者,无非因为其指示的标的颇与国民的动机与需要相切合之故。我们看:在黄河流域一带土著人民的简单生活,就该明白绝对不需要天国呀,极乐世界呀,一类可望而不可即的境界。古人所传说的康衢击壤之歌,正是非常真切的民众的表情,原来中国人民对于帝王的改变的确无所关心,还是对于能维持他们简朴的生活与否特别注意,倘使新兴的统制(治)者不能注意到其基本要求,亦即饮食男女诸事的时候,无疑的是不能维持长久的,对于生活执著的人,不能用宗教的预言去骗欺他,故假借宗教的诱惑力量以期达到政治目的的人,总归要失败。黄巾、白莲教、以至太平天国的假冒天主教都是好例子,盖中国人绝无兴起十字军向异教徒攻伐的热忱,亦无为求法而跋涉山川之需要,玄奘和法显虽是仅有的人物,大致也是为了学问的兴趣的罢?

因为没有宗教的需要,故孔子在中国只是先知先觉的圣贤,而不是说得神异百出的教主,有的人颇以中国无宗教为缺憾,我则以为这正是一种值得夸耀的民族进步,当五胡十六国时期因为没有文化的外族侵入中土,附带来了佛教之昌盛,但不久传入江南遂成为纯粹的哲学,而且渐渐变为纯中国哲学了。宋人把佛教的法则取了去,装在孟子和大学中庸的几句话上,于是利用佛学的工具来打倒佛教了。道教算是中国人自己创的教了,其道理有的是出于传统,那实在还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主张者老子的绪余,老子只是看了战争可怕,也可以直接威胁了人民饮食男女的生之要求,所以才出来讲了这样的话,而道教者之起来,则也是利用了乱世人心之不安,如张鲁之徒是也。然他们之能够存在了这样多的年代,主要还要十分投合着人民的想望与要求。虽则一面模拟着佛经的三藏,也汇成道臧,而在代替着佛祖诸天的玉帝等神那一面,则俨然组成与人间世的朝廷一般,行使着与帝王相似的权利。他们可以炼丹炼汞,无非为了变出更多的饮食男女,财富与寿命的增加。堕落诚然堕落,但其本于求生之意志,则乃绝顶聪明。又如福禄寿三星的崇拜,世俗而平易,不是像菩萨戒的声闻辟支果那么奥远艰难,就是专在男女的一方面,也有专为求嗣续而祈祷的神,叫做“子孙娘娘”的存在,而且连佛寺也通融着开此一席,为善男信女多一祈福之区,即是和尚可以多增一番收入也。焦理堂易余籥录卷十八云:

“俗云:人求福于佛于神,故畏之,而不畏孔子,以孔圣人不管人间求福事也。按封氏闻见记云‘流俗妇人多于孔庙祈子,殊为亵慢,有露形登夫子之榻者,后魏孝文治子庙不听妇人合杂,祈非望之福,然则流俗所为,有自来矣’。是则虽经孝文治后,至唐时仍有祈子求福者,则当时世俗之求福于孔圣人,何尝不若求佛求神也?”

这虽然是笑话,其实正可以代表所谓“流俗”亦即民众的要求,不能不说是很健康而淳朴的。本来孔子也并不是反对生之意志的,例如礼运篇“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话也是孔子的话。而其理想的政治、便是“足食”“足兵”,足食不必说了,足兵也只是所以保护生活的安全耳,维持最低的生存条件耳,绝对不含侵略的因子在内的;论语云:

“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然则夫子之栖栖皇皇流浪到许多国家去,可以断定不是要求什么富贵的;其理想的生涯,亦不过如此而已。此即是中国读书人所常常欣慕的骚士生活,渊明先生所云: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即是上述境界的扩大,中国儒家之所谓返自然,出樊笼,并非真有什么海阔天空的世界,值得羡慕,如古代希腊神话中所描写的神之世界,或佛教乐土等云云,本本分分不受扰乱的过着农民的太平日子,好像就很快乐了,但孔子乃是大乘的,入世的,推己及人的,所以不怕碰了钉子,到各国去推行自己之理想,儒家所提倡的恕道,旨在于此,如果没有恕,仁字也就不能实现了,渊明先生,好像是道家的,事实上却是受了政治上的刺激,觉得自己的力量不能兼善天下,于是只好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去过个人隐逸生活,我们应当认为这是儒家的悲剧,不可认为其得意与高尚。不信,请看下面的诗: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米(疑应是: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能(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簷下,斗酒散襟颜,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

因为儒者乃至一切中国人之本分,正如孟子所云:“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而不是愿自己升入天国,看着多数愚人受裁判的。所以像陶公这样,冒霜露而躬耕,却正表示如长沮桀溺所慨叹的天下无道耳。

因此孟子才说禹稷颜回易地则皆然,颜回箪食瓢饮虽是自得其乐,但其用心乃是与拯溺救饥之禹稷相同,没有机会或是时代不允许就成隐士了。世俗多以为隐士是出世的,而不知正是入世的,入世不得,乃不得不回到家中看看行云流水耳,中国的诗歌,图画,文章,处处表现恬淡生活的境界,自耕自织的十足原始生活的快乐,须知这便是四万万人一致的要求与好尚,无论什么样的力量与宣传都不能改变的,假使人类连这样一点简单的要求都不允可,那就成了暴虐与无理。假使超过这种思想而另外有过于物质的希冀,也是“不夺不厌”的召乱之原,有许多人在说东方文明是精神的,在我看来,这精神文明却是建设在平实合理的物质基础上,因为物质要求不是奢侈与跋扈,所以才成了特别有慈和与大乘光芒的精神文明。

可惜这个意思在中国也被许多学究式的学者弄错了,由于简单的饮食男女之欲求而变成禁欲的清教徒式生活,其反动乃变本加厉的成为奢侈与无人性,易余籥录云: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学究矫情,实违其本心。于是耳食者以为圣(?看不清)贤,遂(?看不清)居之不疑,忍其欲,制其情,气血日戾,疾涌胸塞以死,不异置农夫于柔毛绨暮(后两字看不清),粱肉□(看不清)橘(?)也。”

明清以后类此的议论很多,勉强制欲之害不止于如置农夫于粱肉兰橘(上面看不清的字可能也是兰),倒像把飞在空中的鸟闭在□(不是笼,看不清)中,不但不合理,而且也不道德。细细想来,这种不健康的说法与办法,好像从宋朝以后才大大流行,在东汉时曾有过一个时期盛行着矫情的风气的,到六朝就得到解放,竹林七贤都是礼教的反对者,放诞是实行家,物极必反,宋朝人遂利用了佛教的哲学与规律来束缚儒家的“适欲”思想了。但与提倡妇人守节之说同时,即在士大夫中特别流行着狎妓与纳妾之事,禁欲云云,完全成为虚伪的矫情,何怪后世不少人要对之加以嘲讽与驳论呢?不过这还是消极的一面,若是像知堂先生所说:

“中国人民生活的要求是很简单的,但也就很迫切,他希求生存,他的生存道德不愿损人利己,却也不能如圣人的损己以利人,别的宗教的国民,会得梦想天国近了为求生而蹈汤火,中国人没有这样的信心,他不肯为神为道牺牲,但他有时也会蹈汤火而不辞,假如他感到生存无望的时候:所谓铤而走险,急将安择也。孟子说:仁政以黎民不饥不寒为主,反面便是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则是丧乱之兆,此事极简单,故孔子之言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仁的现象就是安居乐业,结果是太平,不仁的现象是民不聊生,结果是乱。这里我们所忧虑的事,所说的危险,已竟说明了,就是乱。……而这乱都是人民求生意志的反动,并不由于什么主义或理论之所导引,乃是人民欲望之被阻碍,或不能满足而然。”

此实不刊之论,太平与动乱,其分界原极简单而微细,古谚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对于一个人之受饥受寒不得其所原亦不可忽视也。此乃饮食男女关系之积极的一面,虽是与书呆子如我辈者似乎不相干,而实是关系甚大的社会问题矣。

卅三年八月十三日

(原载19441115日《求是》第一卷第七号。黄恽先生提供)

Filed under: 纪庸文学, 说饮食男女 — 雨文 @ 2007年08月08日 9:0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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