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纪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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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果庵论

陈尘

近来有时候翻翻流行杂志,里面散文似乎比其他文艺部门的作品为多,这实在是一种好现象,因为小说需要故事,诗歌需要情绪的升华,论文不能越出一定的界限,都是比较狭小的,只有散文包罗万象,宇宙和苍蝇在散文家笔下所受待遇正复相同,格调可壮中谐,篇幅长短听便,能供给读者人生无数方面的智慧,启示。然而最奇伟的散文家老柴斯特登先生有云:

散文如蛇,光滑,文雅,行动自如,又是摇摆的或者说游荡的。……按本性说它就不必确当地解释它所试做的是什么,因而逃避了它是否真做了那件事的决定的判断。

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近来散文家才多如过江之鲫的吧,人性喜欢避难就易,他们之中总有许多发现了写散文是一件易事因而悔恨过去疏忽了自己的散文天才并决心此后要让它极端发展的吧。我所看到的流行杂志上的散文确如前面所说蛇一般地随意乱爬,而已经开始造成了我们的散文的两个趋势崭新的,十年前一点没有的趋势,一是支离破碎,一是小丑登台。由看电影而谈到演员的头发,接着落量子力学发馆和理发匠的睡眠不足,然后任意联想下去,天知道这一篇散文在什么地方结束。写这一类东西的原因极简单,无非是想写,想做一个散文家,却忘记了自己既没有训练又没有天才。这事实,更坏的是,他们似乎根本不知道散文的精髓何在,觉得凡没有组织结构可以把自己的“一切”想头胡乱塞进去的便是散文。同时他们也总知道一点“那些”想头不一定令人读了津津有味,于是求助于一件五颜六色的炫目的外衣——幽默。其实幽默本来是散文要素之一,也是一种健全的生活态度,不过我们的一些散文家把幽默给改装了,谋杀了,他们是中国旧剧的小丑上了舞台,尽量使下级观众露齿而笑,他们满心里觉得那些观众是欣赏力极高的批评家,而自己所表演的大足以证明他们是幽默之神的宠儿。这里本来可以举很多例子,不过还是节省一些篇幅吧,那么一些散文家看到这篇小文总会自己解嘲曰:“这当然不是说我的。”于是便太平无事,任凭他们的读者大众去享受好了。说起来读者大众这东西是最靠不住的,谁也不知道都是由什么人物组成的,而一些杂志觉得理由十分充足地以其流行为骄傲,同时,当然,其中刊载的作品,散文在内,也是无疑地既可藏又可传了。把那些支离破碎小丑登台的东西给饥渴的没有书可读的读者大众,对于有头脑的读者是一种吐泻剂,对于幼稚的读者是一种慢性毒剂。制剂者是流行杂志的责任过重的编辑人,他们有的是得不到合乎理想的稿件,也有的是自己便是烂污之流,也有的是专为谋利,去迎合低级读者的趣味而不去设法提高他们的趣味。

因此,现在来谈一谈散文的要素究竟是什么似乎并不是陈腐多余的问题。

关于这一点早已有许多人说过十分中肯的话了,所以只要抄下一两段来看看便可帮助我们的观察。波里查德先生说:

散文既不夸张又不虚伪,只去耕种一小块田地,也没有一定的方法。不过比这些更要紧的是散文本来是个性的表现,如蒙丹所说,它必须和作者同体。人借着散文和作者有了亲密的友谊,不是受讲台上的教训,而是到炉边去听他谈话。散文的笔调也要与此相合,如葛斯先生所说,应该是“推心置腹的”,又是“有修养的从容的表现和最好的谈话的模范。”

渥德斯先生说:

一个散文家把他自己的世界给我们看并没有甚么好处,除非他的世界是值得观览的。这就是说,他得完全占有那么个世界,他曾对它加以详密的探查,他在里面十分活跃,他若引领着我们去周游一下,他得知道把我们引领到什么地方去而且对一路的景物得非常熟习。

这说明了散文的内容和散文的态度,如果连这一点也毫无了解便胡乱执笔为文,那便是一个大悲哀,因为一个散文家无论谈天也好,说地也好,必须让有头脑的读者们常常地觉得:他说得对。这不是容易事,这证明了那个散文家对他同时代的人和人生有真切的了解,他比我们敏感得多,他的接受力和领悟力比我们大得多,他替我们说明我们久存在心里面不觉的结果,遂让我们的眼睛明亮,随着他的指引看见我们从前不曾留心的和应该留心的事物,让我们对这现代的新世界有了新的认识,新的趣味,甚至由此重新确定了我们的生活态度。

同时,我们读散文时必有一种愉快之感,这是作者给我们的又一种赠予。若流行刊物上的语调低劣粗俗,气味冲人欲呕的东西无非给自己出丑。愉快感不但由于作者给我们的启示,也由于作者的独特的人格。即使观点有和别人相同之处,他有他自己的思想途径,有他自己的谈话方法和声调,他不能造作,不能瞒哄,必须许我们和他结为亲近的朋友。等到我们专爱听“他”谈话的时候,那就是深尝了他的人格给我们的愉快了。

由上述的观点来读散文,我所看见的真正代表现代散文精神足以为我们的模范的散文家是纪果庵先生。

作为一个散文家,纪果庵先生的基本态度是怎样的呢?

第一,我们看见一些写散文的人觉得读者都是十分生疏的客人,他们对这些客人谈话时当然装出来亲切,和蔼,毫无拘束的态度,而心里却十分害怕,唯恐客人由谈话中听出来他们的秘密,他们认为不可告人的,认为有失自尊的秘密,秘密的种类极多,遮掩的方法大半是自我称赞,看过某某书见过某某人去过某某地之类,东拉西扯,妄征乱引,在语调上则力求“幽默”,以为一则是修辞方法,二则证明自己心情欢畅,只能狂呼大笑,甚至“淡淡的哀愁”也是永远没有的,有了则近乎抒情,抒情则为身边文学而非标准散文,或竟有非现实的诗人的气味,那还了得。另外在辞句方面也必用些风马牛的成语,可以应用在任何事物上,以示自己的散文家的风度,而在一旁倾听的客人是否头疼则是既不必过问也不必负责的。

纪果庵先生正和这一些人相反。他不但以读者为客人,也以读者为朋友,为家人,为“他自己”。他对你毫无猜疑,完全信任,他可以把书信日记都公开给“你”看,因为他觉得自己绝无不可告人之处,并不预先猜疑哪几句话如果说出来必为人所笑这种鬼崇的畏缩的态度。他重视读者,也重视自己,才会把心思见解毫无顾忌地说出来,无论你是否完全接受他的话,这种极端的诚恳让你读其文如见其人,让你走入他的领土,窥看他的世界,如此才能真正愉快地领受他给你的许多东西。

正是因为他的诚恳,无论谈起什么来我们都觉得可爱,我们都喜欢听,我们觉得和他十分亲近,他和我们谈话的时候,也许坐在客厅里,也许躺在他的寝室里的床上,伸直了脚,他也许穿好了外袍,也许还没有洗脸,也许微笑,也各市地皱眉,也许提高了声音,也许低低地诉说,夹杂着叹息。这都没有什么,这都不但不减少而且会增加我们对他的谈话兴趣,而我们呢,有时候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阳光下的草地上或者卧在罩着烟雾的河水旁听他讲说:

家里是住房客厅书斋三位一体的,书架往往无有,桌头放不下,也许就置在墙角,偶尔咬咬牙置办一二只藤制的小书架,也放不了多少东西,有时便叠床架屋的摆上去,使这种先天不足的家具大有不胜负荷之势。而且古旧的房子,没有水泥地,没有好的天花板,老鼠以书籍为 厕,天雨更是淋淋漓漓……

记得有人写《售书记》,把他根本没有的珍本书籍在文章里都不胜惆怅地售了出去,好在已经售出,无从查考,反而证明从前确是宝贵的庋藏,不幸文章中处处露出虚伪的破绽,因为他所谈的书的内容及其价值等等充满梦幻的气味。这只是许多例中之一,若关于自己的一切更是彩饰之不暇,何能像纪果庵先生写着——

今春果然父亲又来信说,因为家中不能安居,只好到舅父所办的小学里去教点书,钱挣不了多少,为的是有了职业可以免去许多麻烦,但因所授为历史地理等科,一本参考书也没有,实在困难,要我赶快寄去几册。六十岁老人还要去就业为小学教师,我心里已经相当苦痛……

这似乎不如写自己的得意事较为高兴,然而我们读这几行时感觉到多少浓重的挚情。

不错,他无论什么话都对我们说,说道:

晚间刚好有北方的朋友来,大家在餐馆吃了一点酒,拼着羞涩的钱袋,我们吃一回酒罢,希望换出来一些温情和安慰,但脸上虽是热情,而忧郁的氛围好像愈扩大,人人日子都不好……

说道:

秋虫之夜鸣使人忆远,而小偷所引起的犬吠声更不减于佐藤君乡居的经验,这时你静静听了屋瓦的悉索,不禁又想起在三千里外作旅人之孤单。

说道:

我住在院子几乎有十家左右邻居,有避乱的乡人,有煤商,有运牛的畜贩,你想不到我是出房租最低的一个,于是我最招房东白眼。

说道:

白天是我们的世界,夜间十点钟以后,变成老鼠的世界,它们用种种方式向睡眠的人揶揄,甚至咬孩子的耳朵。当我捻亮了灯去寻觅时,永远没有看见过它们的影子……

说道:

我的孩子是在北京长大的,故乡的影子也许在他心中慢慢淡了,然而因为现实的麻烦也常常发幼稚的牢骚,今晚吃饭时,因为看到上海有木偶戏在演着水帘洞大不快乐,向我说:“爸爸,南京真不好,什么都没有,也没有木偶戏,我们走吧。”

我们也坐在他的饭桌前面了,我们听见那童稚的语声说,“我们走吧”。我们不禁随着说,“我们走吧”。因为我们也早已感到了在心里颤动着的无名的思慕。

我们是他的最亲密的朋友,谁问我们关于他的事,甚至于过去生活上的琐事,我们也都知道得十分清楚,而且非常高兴地对人讲说他的行旅,他的奇遇,他的朋友们,许多年前V女校的故事和他衣袋里二十块钱的响亮的声音,以及那个把糖果点心偷偷放在他的床下的女孩子……

因为他的诚恳真挚,我们读他的散文时才深深地感到自身的生活的扩大,而这正是人生的最大要求之一。

既然创和读者之间有了深厚的友谊,他对于一般写文章的人所漠视,所嘲笑,所厌恶的人们有丰富的同情,他处处替他们设想,了解他们,宽恕他们,甚至由生物推及于无生物。在这一点上他是颇与现代散文家林德先生相似的。

林德先生从常卖给他报的卖报童子身旁走过而不买报便有犯罪之感,觉得人们的种种知识的缺乏是一种乐趣,说人下了决心做一件事却总不能实行是最自然的弱点。而纪果庵先生呢,总是忘掉自己,把心思放在别人的灵魂里去:

我们愿意为人家的分离落泪,我们更高兴为别人的聚合欢舞。

所以—

就在门槛或泥地上静听江南女子的沦落之声……也不知唱一晚可以赚几何钱,毕竟不曾且不忍长久听下去。

想一想一个流落无归的五十老人,天天在小客店里生了小炭炉子煮些稀饭充饥,连烧饼都买不起,其可怜与黯淡,也就很可以下泪了。

然后我们随着他去散步,走过阴阳营:

有卖棕子的女子,越在雨天调子越悠长而带些忧郁。

又走到燕子矶:

照相机刚刚举起,那个倔强的老农夫忽然骂我们说,“你妈,不要照”。这种原始的固执使我呆住了,我只好低头向前行去。

再走到鸡鸣寺:

一个半盲的人,不是和尚而穿着蓝士林布红滚边衣服的人,又不向你要钱,只是凭你布施,那便不能不俯首被他敲一下了。……你又何忍独责寺僧。

不用说,换了别人,对于这些人物大半会毫不原谅地以油滑之笔加以嘲骂的。至于非人类的动物和无生物呢,更是绝无感情地大加鄙视了。纪果庵先生则不但

为系在屋角树上的水牛祝福。

而且—

路边生着高粱和玉蜀黍的田一直扩展开去,忽然有炸破的高楼矗立在里边,也不知主人今日何似,我为房宇而惆怅。

而他对于书籍是那样痴心地爱好着,他却并不希望都据为已有,只愿意它们各得其所:

所以在散释翁以仅此一书得归故主为怅,而我则以居然有一书逢着故主为欣然。……一种书在几十年光阴之内,逢到不少刀兵水火之厄,又不知转移了多少主人,有的主人对它是宠爱,有的则是冷淡不措意,也许因此就终身沦丧了。……

这和吉辛翁“得到了好书放在书架上说道,‘站在那儿吧,我还有眼能看你’,于是一种快乐的颤动通过了全身”比较起来,一则是乐享自己的世界,一则是乐享一切人一切物的世界。

一个毫无遮饰,极端诚恳的人,一个对生物和无生物充满同情和谅解的人,对人间的事物有如何的看法呢?

因为他的眼睛是永远张大着的,观察外在的一切甚至记忘了自己的,所以他有“锐敏的时代感”,动乱的时代,矛盾的时代,旧的倒塌新的未建的时代,一个社会里存在着许多社会的时代。人类除了受战争战争饥馑的迫害之外,内心里是思想的冲突,苦闷和忧郁。如何从这冲激的旋涡里振拔出来,需要耐心,毅力,和明确的认识,同时,一些抽象的理论又是不能生效的,冷嘲热骂更是不负责任的没有办法的表现,所以纪果庵先生以最大的同情为出发点,替人设身处地,给人以健康的生活上的启示,也犀利地指出来病态的缺点。

现在更惹人注目的是电杆上园林管理处的标语,禁止贪污广行善举等等,中国人的道德作用大约全从这些方面发泄了,一遇正当机会,反不见有道德之存在。

夜的秦淮总该是大多数人类的要求吧?虽说没有天涯女人唱《孟姜女》,但却有十二三岁卖花的小姑娘唱《卖糖歌》,《何日君再来》等,在你怀抱中要求给她以相当的钞票。高贵女子与所谓贫贱女子在今晚是没有分异的,或者在明晚仍是没有。许多有权有势的人宁愿对一个女侍献媚,譬如强迫自己喝酒也要求女侍同吃等等。这种地方我以为不止女人被玩弄,男人也未尝不轻渎自己。

这一类事正是都市所造成的罪恶,甚至船女们来到都市也改变了:

一出玄武门刚看见城市极少遇见的垂柳阴便被她们包围了,先生,兜兜圈子吧,一点钟三块钱,争吵,攘夺,她们丧失了乡下人的诚质与温厚了。

至于“夜半分明听见邻居的哭打声,次日又听说一个女人上了吊”的事更是到处皆是,而且“在这非常时期,就应时来了非常的英雄豪杰,乘着硝烟弹雨,搜刮天下铜钿”。因而人类的悲剧一天一天地加多。

所以我们便希望这个非常快快的过去,恢复了我们能应付的“常”。……我们没有一份力量,可以旋转乾坤,化戾气为祥和,飞机炸弹潜艇之工作,我们委实是没有力量制止的,我们所要求的,只是非常状态中的寄生虫们,也稍微恢复一些常态。

生长在有山有高梁有秋天的柿子也有牧羊人的野火的北方原野的纪果庵先生自己,永远没有失掉健康的泥土气息,也愿意别人都乡野人一般地在心思和生活上都健康起来。

如今在城市中每天所见的总是俗恶的洋装和市侩式的短打,一件衣服上增加若干不必要的钮扣,说话乌烟瘴气,朋友长,朋友短,转忆那许多笃厚的面孔和装束,真好似不易再睹了。

而乡下的人们呢,则

顽强的与生活奋斗之余,还保留着一点孩子好胜与稚气的心理。

我们应该回到乡下去,我们对于刺激过多的病态的生活在厌倦了,纪果庵先生在这一方面给我们的启示很多很多,别人不肯注意的事他都愉快地记录了下来:

我经过小河与菜圃,蒹葭与衰柳,乡下人担了柴,健康的走在石子路上。……我看见一个赤脚的女人担起柴担要走了,刚从茶馆买了香烟的汉子追上去,把担绳一拉,女人倒下来了,我想一定是打闹吧,但女的却荷荷的笑着,骂他是“小鬼,龟孙”,重新打打身上土,挑起担子去了,活泼而康健,真诚而多趣。

许多小孩都集拢来了,用食指放在嘴边,注视着我们,问他这个村庄叫什么名字,一句话也不敢说,忸怩的走开了,问老婆婆,“我也不晓得,胡乱住下去算了”。

这绝不是逃避现实,而是要脱离一切污秽,丑恶,虚伪,重新坚强地生活起来,而且在健康的状态下发荣滋长:

我们正是盛赞松柏的民族,宜乎其生活长久在冰雪中,而仍旧不断生机,不知道你怎么样,若我则还是有点期望暖和的。

此外,做为他的散文的主要特色之一的是诗的情调。

周作人先生写着到了苏州不知不觉地动了乡思,写着读阿左林的散文时对那些古城小市感到一种牵引,像是梦里的故乡;文泉子先生写着他随了一对恋人默默地走着,走着,在他的孩子的心里也感到了秋夜的哀愁。这才是真正诗人的情怀。

极端冲淡自然的现代散文家露加斯先生写着他失去的手杖喃喃自语:

我曾预期着将来有一个时候,我的主人的手压在我的头上一天比一天重,我扶持着他是一种特权,因服役而强壮。以后……唉,以后无论谁都可以要我了,因为那时候我真是被遗失了。

这才是不自禁的感情的流露。

而我们的流行刊物上的一些散文作者们永远梦不见这种感觉,他们沾沾自喜,装腔作势,他们没有想像力,没有敏感,没有惆怅,和那些认为他们的作品才是散文的编辑一样。

纪果庵先生虽然写诗不多,他的散文里却充满了诗,惆怅而美丽。人生不正是惆怅而美丽的么?散文里如果毫无这种成分,便是缺陷的,不完全的。这是感情的自然表现,与健康的思想并不冲突。

在这儿我且试把他的散文分行写出来,当然,这无非是表示应该照诗的读法去读而已。

在这么一个零乱的古旧的房子里

存在着充满世纪末忧郁的我,

当秋风吹落院中梧叶的时节……

他这样地写着他自己,而他经过的路旁:

有野花澜漫的开在田塍上,

西风里枯寂的石碑像叹息。

他在雨丝中和临别的朋友吃了酒:

古仕女的华灯熄灭了,

侍者勉强的收拾了烟草缸与火柴盒,

我们只好走了,

彼此道了珍重,

因为这两位朋友明天就在长江以北了。

他“怅然于都市中的旷野”:

那真是可以怀念的轻愁的日子啊。

……

还有敲着铁板算命的盲者,

也偏在这种天气

撑着半旧的油纸雨伞满处踅,

青衫已破,

鞋上涂满泥泞,

他是什么地方的人呢?

是不是我的同乡呢?

我应当问讯他,

但我却没有。

他显然是陷入诗人的痴思了。所以他在瓜棚下听歌之后,

就也不好意思

从口袋里掏出钱来给他,

我好像怕他羞涩,

更怕我自己羞涩。

而他怀念着他失去的书的时候用何等哀愁的语声低吟道:

但是我希望着,

希望着,

直到现在

还希望有一天

我的书

会碰见它的旧主人,

如我曾把所收的书

还给别人一样。

苦想着朋友的时候他用颤动的笔这样写:

他的梦想

也任天外飞来的声音震毁,

……

任我们为他临风惆怅,

永久的,永久的,

直到他回来那么永久的。……

这样的散文才能不但诉之于理智而且诉之于感情,让我们读后轻轻抬起头来望着天空,觉得心思宁静而柔和,可以开始秘密地默想了。

在风格上,他有丰富的姿态,正如他的散文的内容。

他的娴雅的幽默常常让我们微笑或苦笑或沉思,这才是真正的幽默,那些咬文嚼字不伦不类的幽默,自以为可供人茶余酒后的消遣,所以销路不成问题的东西,实在只令人作三日呕,而且终于会被投入茅厕里去的。

现代最幽默的散文家密尔诺写道:

现在她在哪儿呢?嫁了——嫁给别人了。

写道:

我祝他幸运。他果然幸运,他失掉了一条腿。

纪果庵先生也是如此,不是故意幽默,他的笔只轻轻一转,便让你无可奈何地笑一笑。

我因说,你看够了么?他道,够了,快回去吧。我说,这正是《板桥杂记》所记的大中桥到文德桥之一段呢。

当二十六年我们天天聚首的时节,他还是handsome的大学生,如今则左看也是皱纹,右看也是皱纹。

后来曾听到从塞外古城来的人说,学校的书都被本地人抢光了,在某街中摆了地摊出卖,一角钱一堆,这位朋友并亲见一个人从学校里出来,脚踏车后座上捆了许多本《万有文库》,这自然也是要打入地摊的了,我很痴心的问他曾看见我的书吗?他笑着说,那么多的书,谁记得你的我的呢?

晚上悬着五彩琉璃灯的画舫把外面的白布篷都拿掉了,船主太太在船头梳油秽的头发,隔夜的美丽之梦,这时充分醒觉了。

问待者“有坐位吗?”“自己看好了”,你若一赌气便不吃,那就永远也不要吃。

也许一些小丑作家认为这不算幽默,那就是他们和我的看法不同,我总觉得幽默的紧邻是怜悯和忧愁,即使有讽刺的幽默也是如此。纪果庵先生对人和物有广大的同情,而对那些实在该讽刺的少数人也有温和的讽刺:

两扇铁门终日紧闭就是一种威胁,虽然有很好的蔷薇与竹树,也是要从敷有电网的篱上探出头来。

所以李香君董小宛顾横波恐怕也无非如是,若说是文人渲染得好,那到底还是有某种狂在作祟罢。

北京的富人们把心又收回腔子里,重新在跳通宵舞了。

在辞藻方面呢,总是美丽而质朴,清新而亲切,最动人的是他所用的适切的比喻:

好像巴黎人攻打巴士底监狱一样,我居然带了几十人,浩浩荡荡,到校长公馆去了。

不能不从荷包中挤出点油水滋养我这瘠牛一下。

南星与PH间和我与PH间是等边形,而PH是顶点,若是女人,PH正该是其中心。

我是一头被拖到泥塘里的鸭子,混浊,凌杂,想抬起头来也无从,任羽毛被泥泞涂遍吧。

像这类的妙喻在他的文字里极多,它们的效果是只用很少很少的几个字引起你的想象,便可以代替几段文章。

在笔调方面,他的散文萧洒而澄澈,雄壮而深沉,像滔滔滚滚一泻千里的江河,两岸却又处处是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我没有法子举例,除非整篇整段地抄下来,好在这一点是读者易于欣赏的,恐怕早已有和我相同的感觉了。

柳雨生先生说:

因为文坛上曾经有过一个很长的时期,老作家们搁笔了,新作家没有产生,于是作品里有许多光怪陆离的东西出现了。这些东西,在形式上当然也是用各种文艺作品的形式出现的,或小说,或戏剧,以至散文,诗歌。可是从内容看起来不但没有艺术的价值,就是连最低限度的文学作品的条件,也还没有能够达到。所以,我们在现在文坛现状比较好转的时候,愿意提出这一点,希望从事文学爱好文学的朋友们特别的努力,特别的警醒。

这种现象在散文方面成其显著,而且那些低劣的用某种方法抓住了一个刊物的散文作者丝毫不知道反省,居然以自己的“光怪陆离”的东西为得意,摇摇摆摆,踌躇满志,因为,如前所说,他们以为散文是最容易写的,不知散文才是最难写的。

纪果庵先生的散文近年发表极多,对散文的发展旺盛上有绝大帮助,和那些风格不同内容不同的假散文立在一起,自有峥嵘独立之态。而他的散文因为气象万千,富藏如海,令人目不暇给,得此失彼,所以细心研读而取法于其中和自己趋向相近的某一点或几点最好。比如这一篇小文即仅仅取材于他的千万篇散文中的《冶城随笔》,《林渊杂记》,《书的故事》,《缘法》等四五篇,给我人的东西已经这样多,其深厚广大概可想见,这里所谈的实在是沧海一粟,而且只是浅薄的个人的分析,纪果庵先生若读了些文,大半会皱一皱眉说,“说的一点也不对”。

一九四四年六月

(原载194489日上海《风雨谈》第14期。纪英楠先生校对整理)

Filed under: 纪庸评介, 纪果庵论 — 雨文 @ 2007年07月29日 6:1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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