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纪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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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庸与《叫歇碑》

黄恽

苏州的文庙,同时又是碑刻博物馆。这里日常静悄悄的,少有人迹。不仅因为儒学衰歇,就连清代兴盛一时的金石之学,也式微久矣。碑刻起源于古代人民纪事传世的愿望,以刻石而垂永久。后世金石之学,始分两途,或以碑证史,以裨书面记载的不足;或以碑为师,学习前人的书法艺术。到了现代,由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拓展与深入,行业帮会的碑刻,也开始进入人们的视线。不过,随着和谐社会的到来,阶级斗争此调也久已不弹了,行业帮会碑刻中记载的“资本主义萌芽”——苏州工商经济的历史,就少有人关注了。

在大成殿前的西廊陈列着二百余块《苏州工商经济碑刻》,是苏州工商经济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里的每一块碑刻都附着一个或多个故事,一个是关于碑的本身,另外就是与碑有关的人事。漫步其间,身边闪过的是黑的石,白的字,碑刻无言,而走过的人,却由于身份阅历感知的不同,或视若无睹,或每每生出无限的感慨,惹动心头阵阵波澜。

碑廊中有一块《永禁机匠叫歇碑》,周围已经用玻璃保护了起来,看得出是碑林中的“白眉”。碑的上方有一块介绍此碑的铜牌,虽已经锈蚀,仔细辨认,还能看出上面这样写道:

《永禁机匠叫歇碑》原立苏州玄妙观机房殿,其历史价值最初为前江苏师范学院柴德赓教授所发现。碑文主要反映了丝织业的资本主义雇佣关系,“机户(作坊主)出资经营,机匠(工人)计工受值”,以及丝织业工人为改善经济待遇,要求增加工资而进行罢工斗争的史实。

“叫歇”是个很特别的称呼,它太吴语化了,别处的人们看来,会感觉不知所云。所谓“叫歇”,就是高喊停工的意思,当“罢工”这个词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在苏州丝织业行会的机房里,已经有机匠因为不满机户的剥削,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待遇,而拍案高喊:歇工!歇工!于是,叫歇就成了苏州特有的在丝织业行会中“罢工”的代名词。当“叫歇”声此起彼伏响成一片的时候,作为资方的机户与地方官吏的利益无疑受到了很大的损害,他们的措施就是呈请官吏行文“永禁”,在永禁的同时也对机工的利益作了适当的让步。因此这块碑反映了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劳资双方的矛盾、妥协和斗争。

这个说明把意思表达得很清楚,然而却模糊了“碑”后的真相。

手头有一份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教授纪庸先生的悼词,提到了他与《叫歇碑》的关系,文中这样写道:“苏州市玄妙观《叫歇碑》的发现,就是纪庸同志在《吴门表隐》一书中发现的线索。”如果把两说调和起来,就是说:纪庸先生在《吴门表隐》中发现了线索,并把碑找到了,而柴德赓先生重估了《叫歇碑》的历史价值。

这样的说法是否更接近事实真相呢?碑是原先就在的,也并非完全不为人所知(譬如当时玄妙观的道士就知道有这块碑的存在),所以,后人的发现,应该不是碑的本身,而是碑的价值,仿佛把一颗珍珠从淤泥中找了出来,并让它重新璀璨,这是一个价值重估的过程。这就存在一个疑问,纪庸先生发现了碑,是否对这块碑的价值缺乏客观的估价呢?情况显然不是这样,作为历史系教授的纪庸,他学术的专攻正是明清时期苏南地区的资本主义萌芽(这是当时的表述方式,如今的说法是苏南地区的工商经济史),所以,碑的发现者与重估者都是纪庸。

然而,为什么世传都是柴德赓先生发现了《叫歇碑》,纪庸先生之功从此湮没无闻呢?

纪庸,又名纪国宣,笔名纪果庵,河北蓟县人,1956年,纪庸先生因为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已平反)而成了学院的图书资料员,而此前却是学院的历史系教授和系主任。这样的怪事情只有那个时代才会出现,相信不说原因,大家也可以心照。且说投闲置散的纪庸先生在工作与劳动之余,还一心关注苏州的历史。1956年一个星期天下午,他在家里翻阅《吴门表隐》,发现第十一卷有这么一条:“永禁纱缎机匠叫歇帮行碑,在圆妙观机房殿内。雍正十一年,长洲县沈光曾奉巡抚高其倬、布政白钟山、知府姚孔鈵宪行勒石。”这记载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即刻到玄妙观去查找,在道士的指引下,果然在观中一间偏殿(机房殿)的墙中见到了这块貌不惊人的《叫歇碑》。

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下午,永远成为纪庸先生记忆中亮点的下午,他把因打入另册、身份贬抑而带来的身心疲惫丢到了一边,全身心享受到了发现的愉悦。他用手抹去了碑上尘封的积垢,仔细分辨着碑上历经二百多年岁月沧桑的字迹。

这正是工商经济史中不可或缺的好材料。他把碑看了又看,可是室内光线暗淡,要详细了解,必须把碑取出才行。回到学院后,他去找才到苏州不过几个月的历史系主任柴德赓先生,柴听了很感兴趣,一起办好相关手续,到有关部门几经交涉,终于获准取出了《叫歇碑》。以纪庸先生当时的身份,没有柴德赓先生的积极襄助,这是不可能办到的。

当时,纪庸先生以戴“罪”之身,深虑自己的文章会影响了叫歇碑发现的重大意义,于是,他就竭力怂恿由柴德赓先生来写一篇文章拿到影响大的杂志上去发表。1956年《文物参考资料》(第七期)上刊出了柴德赓《记〈永禁机匠叫歇碑〉发现经过》一文。纪庸先生不善处世,他在《知己篇》中说:“我愿处‘常’,极怕应‘变 ’,我可以处一辈子‘常’,按部就班,假使无外力,绝不会生‘变’,可是不能应付一朝之‘变’,化有为无,化大为小。这正是应当活在天下承平,民不知兵的年月,又偏偏弄得生不逢辰,老实讲,对于‘适者生存’一句话,是个很大的矛盾。我是应当被淘汰的。”这是他在1944年说的,然而真到了“天下承平,民不知兵”的年月,他仍然还是动辄得咎,言则触忤,为了让学界早日了解《叫歇碑》,他主动要求柴德赓先生在文章中少提甚至不提自己所起的作用,而世人对此碑发现的真相也就因此被掩蔽了。不过,纪庸先生也没有闲着,1957325日,他在《新苏州报》发表了《新发现的清初苏州手工业工人罢工史料》,仍然只是着重介绍碑的价值,而不提自己的发现之功。

关于《叫歇碑》,纪庸先生的哲嗣纪英楠先生在给笔者的一封信中这样说:“ 79年,我父亲的问题平反和改正时,历史系一位教授柳树人先生(朝鲜族,为人很正直,已作古)曾找到我,说此碑是我父亲发现的,要我澄清此事,并说他了解全过程,可以为我作证。我和母亲商量。觉得柴先生也于文革中不幸死亡(他心脏不好,被强制劳动,在拉板车上桥时死亡),他们生前关系也不错,我们对此事不愿(也觉得没有必要)争了。”其实,不仅是这位已故的柳树人教授,与纪庸同时期的江苏师院师生员工都清楚这件事,不然,也不会在1979年写入纪庸先生的悼词了。对于纪庸先生的家属而言,人都去了,这类事不争是达观而明智的,不过,我想,要还原历史的话,这篇文章也还是值得一写。

(原载《苏州杂志》2007年第3期)

Filed under: 纪庸评介, 纪庸与《叫歇碑》 — 雨文 @ 2007年06月18日 6:1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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