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纪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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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璃窑

纪果庵

天地第四期有荛公先生沙滩马神庙一文,寄托遥深,风雨谈第九期柳雨生先生又有汉园梦一文,尤饶风致。我们都在北京读过书,而且相当的认识了且熟谙了那种生活和文化,于是就发生了也许在别人看来算是多余的趣味与惆怅,岁月如斯,所关怀者原亦不止于此,但一经触发,这却成了不可遏抑的情绪,我觉得这并不是为一般人所痛骂的闲情逸致,而是惓怀依恋的意思居多,若骂为不能相合时代,容或自承不讳,一定派作玩忽岁月,言不及义,似亦不见得耳。

感谢机会,使我居然回到十年阔别的母校一次,那是独立在文化之街琉璃厂的,夙以困穷出名的一个有五十年历史的学校。从这儿不会产生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时代的红人,以及其他因特殊工作而声名显豁的人物,——甚至连写文章的都少,这是学校的先天性格限制了他,看似他的失败,实在乃是他的成功与特点,因为从这里却出来成千成万不多说话,不多要求只是埋头苦干为国家教育人才的人,他们认定“清苦”乃是宿命,教读乃是兴趣,倘使骄傲一点说,他可以算一切伟大政治家思想家艺术家的母亲,乃至于是国家未来运命的孕育者,亦无不可,但是这些只穿蓝布长衫在事变前每月吃七元钱饮食的同志,却向来没有这样想过。他们也许要求多教几点钟书,为了多赚几块钱寄回家去,但这是需要而不是野心,他们也许在那里激励着下一代的青年,恨铁不成钢,但这是职责而不是煽动。默默地,埋头的,他们分布到每个小城市,干着真正所谓唤起民众的下层工作,别人是美奂美轮(仑)的雕梁画栋,他们却只作埋在地平线以下的一块基石。

北大老,师大穷,在旧京是一句流行的Proverb,北大固老,师大何尝不老呢?以校址论,乃是前清的优级师范学堂,最早则是北大一体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都是在光绪二十四年成立的,若北大略去译学馆等历史不计,而以京师大学堂之成立为始起算,在今年(民国三十三年)两校正应该同时庆祝他们五十岁的诞辰,所以师大与北大原是同胞兄弟,可是现在总有人把他们看成很对立的,就是同学,也好像自己画了一条界限,这真是怪了。我很清楚的记得民国十八年冬天,我的庆祝他的三十周年纪念,在简陋而寒冷的风雨操场里挤满了人,看那演得不成大(大成)一回事的咖啡店之一夜,大门口拥挤得许多小孩子号哭起来,附中、附小、平民学校、幼稚园,都在台上表演简单而高兴的节目,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楼的中心,原来树立着一块日规的方池子里,点起一盏水月汽灯,光彻内外,当游艺会散场时,我看到那稀有的光芒,心里不知是怎么一种幼稚的喜悦,简直连温暖的寝室都不愿意回去,而想流连光景下去了。如今这五十周年,假定不是兵戈满天下,又将是怎样一个热烈的局面呢?成千成百的校友回来了,住在朴素而舒适的校友楼里,人人温习着十年二十年以前藏息休游乃至初恋的地方,有自己的学生在学校里读书了,很恭敬的执着弟子礼来迎接老师……呵,这都是梦,连这样简单的希望都成了梦。我们却天各一方的分散着,本来在北京的现在或许到了兰州,或是云南,大家没有消息,在北京虽则也有许多同学,好像彼此正陌生着,不可想像的故事,不可想象的遭遇,不知道什么时大家再聚到一起,哭了,笑了,人人都争先的讲他自己的奇遇!

现在这地方到底比从前阔气了,左一幢右一幢的楼房阻塞得连空气都不流通似的,四隅的课室楼显得更其寒俭了,然而他们好像有不可蔑视的傲骨,门,窗乃至那些坏了弹簧的紫得发暗的课桌椅也还在那儿默默的待着,他们看的沧桑太多了,也许有点麻木。“乐育堂”包了一层新的外衣,看不见昔日的黑灰色墙壁和简陋的家具,而变成堂皇的客厅了,有成套的漂亮沙发,有红木茶几,有花色的瓷砖铺地,在我看起来,这都好似与学校不调和的奢侈。从前这里是什么呢?学生自治会的洋洋布告,五花八门的攻击文字,今天有人拥护李石曾,明天有人拥护经亨颐,都是在这里表白他们的理由或辩白他们被攻击之点的,在屋子里也有飞起茶碗墨水瓶互相争打的局面,他们有背景没有我不知道,但现在直觉的感到这也是可以追忆的故事罢了。我的宿舍就在乐育堂后面的两排房中,现在亦已改为什么文学院大楼,想凭吊旧游,是不可能了。那是多么陋略(劣?)的寝室呀,连桌子都没有一张,椅子更是妄想,灯也是两个房间合用一盏,悬在作为界墙的半段木板之上,而且是非到八点半不开的。白天的生活,只好寄托在自习室,但又有什么好呢?只不过比寝室多一只凳子,一个四人或六人合用的桌子,一只有力无气的火炉而已。然而我则连这样的地位也无有,因为宿舍和自习室的使用权是世袭一般私相授受的,我只承接了一位同学的寝室而没有自习室,于是我就变为游离分子,东坐一回,西作一回的厮混着,后来便到图书馆去消磨光阴,提起图书馆,这真是唯一可以称得起神气的所在,有暖气,有新式的桌椅,楼也比较宽大,尤其是冬天,我和几位同病相怜的同志除去吃饭睡觉离开以外,差不多日子都在那必须脱下粗布棉袍才能忍受得了的温暖空气里打发过去,我们可以随意取出四部丛刊来看,取出廿四史和图书集成来查,有人是在那里作着考订的工作,但是我,觉得什么都不值一顾的我,把看什么书皆作为消遣,于是看了三页盐铁论,又要换贾谊新书了,念了几首分门集注本的杜诗,又去看樊山诗集了,乱七八糟,连法苑珠林和云笈七签这种书也要搬出来看两眼,反正没有手续,没有限制。看腻了,站在窗边看着对面小学部的学生打秋千,跳房子,听听电车的铛铛声,从西车站有火车开到,那更可以看美丽而浓重的烟,老是那个打旗子的,拦住了过往车辆。再不就看看南面女同学宿舍的大门,以及大门外面女生的网球战,实在无聊,听听男女间喁喁私语,隐几假寐,都是可以消耗时间的。最老资格的建筑物是校长办公的丽泽楼,几乎一二十年以来没有什么变什么样子,孙诒泽先生题的榜书还是挺拔的悬在檐下,只是校长会客室的黑色硬木桌椅好似没有了,而那几个带足了历史意味的挂钟倒是如今还在滴答滴答的走着,这房子前面是注册课和讲义股,我们去领讲义总和那位大眼睛粗眉毛的先生捣点乱,注册课康先生破锣似的喉咙是大家熟知的,他在课堂上永远那么幽默,那枝黑手杖,黑边眼镜,也是十数年如一日的不大更换。在二门外面有范士融君的纪念碑,这可怜的三一八的殉难者,现在则连一座渺小的碑石也无有了,不知给移到什么地方去,而摆在原地的,则是防空消防用的水车和土袋,二门里面的藤萝架也似乎迁地为良了,剩下几株孤单的梧桐在冬天的寒峭里挺立着。说起消防队,这不免有点迷信,此地本是火神庙的鹊巢鸠占必有点报应,于是时常起火灾,我们寝室后面的自习室烧去一层,这已是很早的事了,我读书的时候,有一年正在除夕前后烧起来,我在石驸马大街分校已竟看到那浓浊的烟柱。赶去看时,原来是第一寝室左近音乐室失慎了,后来,更有一次最大的,那就是第三自习室的被焚,许多同学竟弄得片甲不留,也好,烧去了这么一间先天不足的破房子,终于建起一座金碧辉煌的丁字楼来,给这些穷酸朋友也尝尝水汀和抽水马桶的滋味。因为常有火灾,我们的校警便一直叫做消防队,带队的何队长,头发都秃了,事变后我看见他在街头摆花生摊,看了我连头都羞得抬不起,其实同是天涯沦落人了,倒也不必如是,这老人现在也不知去向如何,我只看见伺候我们那寝室的工友现在还在,并且升做传达了,我很想问问这些白头宫女,有什么样的故事可以告诉我,可惜始终没有找到机会!

被烧的三自习室之南一片寝室也因为兴建丁字楼拆除了,在那过道的厕所外面墙上曾镶着严分宜所写的官琉璃窑厂五个大字,如今则早已移到丽泽楼后的水塔上,当早晨太阳出来的时候,反映着灿烂的光辉,这要算师大唯一的古物。明清之际这里乃是专门制造琉璃砖瓦的,而三百年后却仍然是制造国家下层建设的基石之所在。更溯上去,考古者告诉我们辽金时这里还是城外,辽墓志在此地出土的记载着海王村的名称,所以对面有了什么海王村公园,其实这里并无所谓园,而充满了字画店装池店等等,铸新照相馆那两张放大的齐白石和王梦白照相,六月披裘,确曾招惹不少的人的注意,可惜现在也没有了。若是遇见正月厂甸,我们真是近水楼台,无奈我们是天下闻名的“穷”,所以也没有人在这里买到过什么便宜,掏出什么宝贝。至于吃的,我是连有名的苏造肉都不曾吃他一回,艾窝窝,大糖葫芦更是只有站在 “清真回回”的水(木?)招牌边看看热闹便走远去。还是那些经年展览着新旧书籍的什么斋什么堂什么阁的很为我们所留恋,然而,又是因为我们之穷不能作他们理想主顾。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文化街与这全国有名的穷学府竟是很少有经济关系,大不了也不过花个几块钱买部木刻的庄子集释或是石印的说文段注罢了,念英文的也许走到北京图书公社看看原版,可是在把三块钱以上的支出就当作大事的学生们身上也还是榨不出那么些钱来买一部原文的西洋文学史或近代丛书本的Anna Karonena(安娜卡列尼娜)。商务印书馆我们总免不了跑跑,又惹不起那些伙计们的嘴脸,“有先秦诸子系年吗?”“卖没了!”分明架子上有好几册在那儿摆着。所以我们宁可把这份“阅厂”的便利与特权让给诸位教授,而我们自己还是跑到东安市场“阅摊”的机会多。钱玄同先生挟着黄色的破皮包,摇摆着手杖,抬着近视眼的头,东张西望的在来薰阁和邃雅斋之间彳亍着实在是一幅很有意思的风景,比看书店老板和学徒的冷冰冰气色有趣得多了。

因之我们还是留心于哪一个小饭馆的炒饼烩饼比较贱一分钱或一个大铜板更重要些。在庆华春吃烩火烧大致是四十八枚五个,木樨的或肉丝的,新华楼就不行,那儿是贵族小姐吃饭的地点,顶多要上两个火腿包已经够了,像我们这彪形大汉如何能行?庆华春的歪脖山西堂倌乃是我们大家的爱宠,那雄鸭嗓的喉咙和那扭着颈项的姿态正调和,于是我们戏称庆华春为歪脖饭店了。如柳雨生先生所说的海泉居那种饭馆实在是北平一般学生所需要的熟悉,不过每一区域每一学校都有他们的Acquaiutauce罢了。譬如海泉居我记得在投考北大时也吃过一次炸面酱,只因我没有入得起素所心仪的北大预科而未能欣赏胡适之先生的联语,可是我认为雨生没有到南新华街来吃吃“歪脖饭店”的“过油肉”也是一种损失,而且海泉居或者现在还支持着,但庆华春则远在事变以前好几年就关张大吉了,据说是歪脖□(不清)有点风流韵事,身体弄得出了毛病,在山西人节俭风气中这也算是一幕杰作。在庆华春我一直吃了二十几个月,虽也偶尔因为下雨不便或者为了换换口味什么的到学校的小厨房去吃一客八分钱一碟的虾子烧豆腐,二分钱一碗的白饭,但究竟是少数,因为味道终不如刀削面拨鱼,以及烩火烧来得好,何况还可以吃五分钱一小盘的酱肉,四分钱十个的韭黄饺子呢。在学校里吃饭也好,穷的时候可以欠钱,一两个月老板总不好意思追索的,我似乎觉得小厨房的老板几乎不大为欠债的事向同学翻脸,不像大厨房那个胖子,十天倒有八天立在二门外面乌眼鸡似的专等债务人,无怪乎到后来和同学闹到对簿公堂也还是要不上来帐。大小厨房之别:大的注意面食,而小则偏于米饭,无论大小,早晨都是馒头稀饭,一人一小碟用麻油浸了的煮黄豆,至今我想起那味道来还是垂涎三尺,把掰开的松软的馒头蘸着澄清的麻油与娇嫩的豆子同吃,无论如何,你现在也想像不出那是怎么样一种鲜美的滋味,妙在当你吃得正高兴的时候,馒头已竟没有了,而豆子也光光,留着有余不尽的韵味尽着你咀嚼。在冬天合吃的桌子上又添上一只红铜火锅,热气腾腾,用豆饼(北方曰“各折”)作的圆子在白开水放点酱油的汤里烧得翻滚,仅仅这满屋温暖你现在就没有地方享受,不是到西来说顺(不是说到西来顺)吃一顿烤肉就得几百元钱了么?真的,什么都像一场梦。

说到穷,我们真算名实相符,难得是那么整齐,——没有一个公子哥儿。我有一回弄得实在过不去了,就把柳条包里的衣服找出来检查,希冀有万一的巧遇,果然第一次就被我在藏青制服裤里是袋里搜出来两块六毛钱,在大喜过望中跑到歪脖那里吃了一顿丰富的晚餐,又到商务买了一本傅东华先生选注的《李白诗》,到中华书局买了杨树达先生的《老子古义考》,结果还剩了一块多钱,坐在图书馆里踌躇满志的高兴了一晚上,念着谪仙翁的“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真的以为像自己这样的人,应该受“天才”的宠遇而永无冻馁之患了。为了穷,所以在外面兼课自给自足的现象乃是师大的天经地义,除了真正有钱的人以外,只有低能分子不去兼课,因为他们老也碰不到财神。能够兼上市立中学的课那是很不错了,大约是十分困难。私立学校的行市最高的是一块二毛钱一小时,最低也有给二毛钱的,如鼓楼东大街的求实中学之类,我们是饥不择食,细大不捐。早晨在课堂上听先生讲的,下午也许就以低廉的价格转贩出去。阔气点的骑上一部自由车,否则是电车与步行。我在入学一年以后就到孔德学校去兼课,那是有名的贵族学校,学生家长大半都是大学教授。这是孙子书先生(楷弟)介绍我去的,他叫我到中海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去商量,黎劭西先生也在坐(座),说是连级任每月四十二元,小学五年级国语每周九节。我怕级任事繁,不常川在校不合适,不敢答应,黎先生说级任也没什么事,不过开会时到一到,于是我立刻走马上任,哪知道一下就直到毕业,我不能不感谢孙先生和孔德的盛意,要不是他们,我也许到现在还是个中途辍学的大学生。后来我居然又兼课到翊教女中等,最高纪录是每周在外面授课二十六小时,从东城跑到西城,吃罢中饭,又从西城跑到北城。预备功课,看书,困中觉,都在电车上办理。因为晚上回来还要到学校去作学生,赶那下午四点以后的功课去听听。我们的伎俩是先运动点名的人,只要他通得过,便不会有“告假已逾三分之一,应即休学”的危险。我们那位点名的汪君十分厚道,每天我在南池子口下电车到孔德去的路上一准会碰到他骑车去上班,彼此各在车上“挨拶”一番,这便“天下事大定矣”,绝不会再画上缺席记号。我们有好几个人时时想请他吃一顿小馆,但他却是廉洁到不肯叨扰的地步,叫我到现在想起来还有几分抱歉。

虽然是这样,我却也没有感觉到功课怎么落伍,老实说,教书到底不能马虎,比在课室表面上听先生讲《比较文法》而暗地里却画前面女同学的速写像式更为有益些。所苦痛的是几位衷心钦佩的教授讲书时偏偏时间冲突,那真是无上的损失。我喜欢听吴检斋先生叼着烟斗用带鼻音的官话讲《经典释文叙录》和《三礼名物》,他用代数计算“车”的轮、牙、辐的正确数值,用通俗而有趣的解释说明不易明了的古典,如我在《师友忆记》中举的例子,“缙绅”即是日记本子,“缙绅先生”,既今之身带日记本的Gentleman;仪礼即是仪式单子,如今之结婚仪式,纪念周秩序单之类。后来更进一步的讲到唯物史观上去,于是这位华盛顿式的老英雄又成了新战士。(吴先生貌修伟,卷发,极像乔治·华盛顿)自从我兼课后,总是在早晨讲授的,吴先生便久违起来,领一份“布帛名物”或是“车服名物”的讲义来看究竟没多大意思。钱玄同先生虽在北大也任课,可是一直就当着师大的国文系主任,与黎劭西先生不但在种种刊物封面以及师大的校匾上合作着“钱玄同题字黎锦熙注音”的表面文章,就是在课程的主张,文字革命的态度以及其他为学的方向上殆无不一致,所以从没有听说这两位湖南辣子和绍兴师爷闹过什么意见。而且在师大国文系格外充满着文法、国音、近代语研究,等科的特色。为了教授中学生,这工具倒是挺要紧的。钱先生讲书是长江大河,黎先生则是涓涓不“塞”。我们在黎先生课上或许困觉,可是我们必须请他指导课外研究和专题论文。他的头脑像一面三棱镜,无论什么问题,一经通过,便变成条理分明,我以为这种沾溉比在课室的授受更有用处,自然,像钱先生的说文研究那种面命耳提也真是千载难逢。自从钱先生患了脑病以后文字学的功课大半都改归唐立厂先生,这是一位热心诱导条贯分明的青年学者,可惜我毕业早,没有领过教。我们北方的学生特别欢迎高阆仙先生的霸州土腔,肥大的棉袍,厚布棉袜,腰里还要结上一条绸带子,加上缎子马甲,缎子小帽,真是古色古香,而且在道德方面也足称得起一句“今之古人”。这位先生与黎先生大约可算师大专利,在别的学校是不大肯担任功课的。高先生是无论风雨寒暑永不告假的,他可以背得出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他注疏了一首两都赋整整用了四十页毛边纸,《文选李注义疏》的稿本据说有几大箱,可惜只刊行了十多册,而先生现在已逝去四年了!钱先生也在廿七年冬天苦闷而终,吴先生则卒于协和医院,只有黎先生尚在“古路坝”度着流离的生活,发掘他的不尽的宝藏。不知他听了这些老友的亡逝要流多少眼泪,我写到这里,也简直有写不下去的样子了。

我尽管告诉你我们国文系的先生们,不免有点炫其所爱。无奈对于别的系我知道的可是真不多。但像理学院刘泛驰先生那种翩翩风度,体育系袁敦礼先生的八尺身材,教育系邱大年先生的博学深思,滔滔雄辩,李湘宸先生的手杖与雪茄,英文系罗文仲先生那个酒糟鼻子,迟缓的步履与经常不离嘴的烟斗,生物系陈映璜先生的篮球迷,史学系陈援庵先生的议论风生,邓文如先生的红顶小帽,还有王峄山先生的著名节约,(连往访时的名刺都要交还给你,说是留待下次再用)那一件事,哪一位师长,不足以系我们的思念眷顾呢?我们现在只有想、想、想,让旧日的影子再现,让回忆的酒来陶醉罢。

我们学校的附属学校之多,是很有名的。本来只有附中附小各一处,二十年以后,合并了从前的女师大,于是增了一倍,且多一幼稚园。合并女师大这事酝酿得很久,而且也闹了不少的麻烦,现在不是讲历史,姑且不谈。自十九年后,石驸马大街的女师大就改为师大文学院,后来又把路南甲九十号的民房作为文学院办公处,因为女师大的校址是很狭隘的。刚一到那儿上课的时候连桌子坐了都不习惯,那么粗率而细弱。看着传达室穿马褂的一个家伙翻起眼睛向女生宿舍扯着喉咙喊“×小姐,有客”更不舒服。到毕业时我们因是第一次男女合并,数字庞大到六十八名之多,大家都恐慌着失业,使我们更不满于合并一事。但是,慢慢的,渐渐的,师大成为整个的师大了,什么男校女校,不再有人想到这个问题。现在我们看见石驸马大街校址已被人暂时作了宿舍,这才起了莫名的惆怅,要想进去看看也不可能了,虽然这里不见得有什么值得怀念的东西,到底是曾住过两年的呀。

提起附中,谁个不知,哪个不晓?我们应当洋洋自得。可是附中的学生是看不起师大的,原因是为了穷。他们也不一定需要“老”的北大,而是憧憬着漂亮的清华。试统计一下最近几年清华招生的比例,附中学生绝对占着很大的数字。他们很少念文科,更很少念教育,而集中于工程数理电机化学这些方面。我们到附中去实习是怀着满腹鬼胎:会不会同我捣乱呢?会不会砸锅呢?越是平时没有上过课堂的人越害怕。这时反而是兼过课的人成了识途老马。附中的先生都是十年二十年的老资格,他们对于后进不大看得起。脾气好的对我们还打招呼,也没什么挑三阻四的文章,遇见坏的,不负责任的话让你受不了又不敢生气。客户司这实习的一关终于会顺利的通过的,不像公共必修科的体育学分,如果不及格,一辈子也不给证书,就是你作了五年教员,想要拿回证书去参加什么“免试检定”也还是得到学校的操场上打几下篮球,作为补足了不及格的学分才行。这便是师范的特色,身体和知识看得同等重要。本来像那些跑到绥远包头,五原满洲的宁古塔,齐齐哈尔,以及打箭炉、伊犁也会去的文化战士们,没有一条好身子股(骨)儿是真不行。因之又想到军事训练,北京大学的军训最早,约在民国十年左右已竟有白雄远教练的“学生军”,师大则到十八年以后才有,但是不像北大那么随便,他自始就是普遍的强迫的,而不是志愿的随意的。早晨起床号就在寝室窗外不停的吹着,使你不好意思再在被窝里留恋下去,到先农坛去目测地形,到万寿山去野营训练,人人晒得漆黑,人人像个兵士,那可谓得风气之先了。穿着草绿色制服,在昆明湖畔放手榴弹的滋味也大可追想,我虽未曾参加野营训练,看着那些雄赳赳气昂昂的“武装同志”也很羡慕。从前师大有五虎上将,可以说是名播全华,可是指的是打篮球,不是说打仗。打篮球简直成为我们的“校技”,无论何人,都可以来两手。魏树垣,李洲,金岩,是老英雄,后来又有王玉增,陈胜魁,赵文藻之流,我们倒真可以说师大体育系那时是包办着全国的体育。他们东征西讨的使师大两个字除去文治以外在武功上也给人以相当深的印象,但是这些人也都老了,英雄迟暮,我为他们凭吊昔日的勋名。还有像魏树垣,竟会因肺病而死,更是出人意料之至了。

我们该当提一下师大的研究所,这资格可是太浅了,比不上北大研究所那么历史悠长。民国十九年秋天忽然学生自治会通告说我们可以接收彰义门大街的训政学院校址,那地方本是叫做“商品陈列所”的,北伐后改为训政学院。房子有点俄国式红色的尖顶子下面连着铁壶卢(葫芦),地点偏僻,若是利用的话,也只有师大还够得上。我们看了通告不由得发动了人类本能之一的占有欲,一窝蜂跑了过去,每个人都带了好几条床单,为的是好占床位,本来在师大因无舍可宿而在外面流浪的人太多了。大门在锁着,警察不许我们进去,但群众的力量是不可侮的,不到三分钟已经破户而入,从此这幽静的角隅就成为师大校产之一部,直至以后为东北大学所占为止。起初是零零落落住些学生,没人过问,没人管理,连我还在那有紫丁香的小院内睡过几夜,真是静得有些让人害怕,院子那样旷大,树木那样茂密,而人是那样少。我曾约了两位朋友在西楼走廊上过中秋节之夜,买了很多酒,看着毗连的广场上有一二行人踽踽走过,亮晶晶的明月只拖着这一两个人的影子,似乎更其寂寞,而稍微远一点的菜市口是昔日刑人的所在,这里充满着鬼的传说,在西北隅又有土地庙长椿寺,荒凉的佛刹里存寄着成千万的旅人棺柩,秋夜的蝙蝠从檐隙飞出来,我们心头横着一股阴惨,终于醉不成欢的无言下楼了。自后在什么时候改成研究所,我都弄不清楚,只知研究所有文史和教育两门。似乎不久这研究所也移到石驸马大街去了,与文学院办公处在一起。在研究所文史组里却也搜集了很可观的材料,以近代语的卡片为最多,黎劭西先生是“广巴”可以作个例子,你无论如何也不会想起一个巴字会有那么多的词儿和解说,而且也不会想到将来理想中以注音符号拼音为顺序的字典第一个字不是“一”字而是“巴”字,因为“巴”正是声母的第一个与韵母的开口呼第一字之组合。所以他就首先被“广”了起来。除此以外,好像还有整理史书作索引卡片的计划,工作的办法是采用Piece wage每索引十条作好,可得大洋一毛,诚物美价廉之产品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魏晋学术编年这些书,大约就是他们的成绩之一。

要想说的事,一时也想不周全,自我来到生疏的江南,很少遇到同学,但现在慢慢也多一点了,老资格的人比我知道更有趣更多的掌故,如范源廉(濂)先生怎样为同学的拥戴,陈宝全先生怎样结结巴巴的讲话等,那全是老一辈同学向我们常常一面鄙视一面称道的,好像说:你们知道什么,我们民八毕业的才正是光荣的时代,你们赶上“五四“了么?你们参加过火烧赵家楼吗?我们很心折的甘居后进,我们时时在念着前辈的仪型,岂知现在却是连我们这些“后进”者也零落不堪了,如前所云:天南海北,我们正在经历着空前的困难。就是在江南遇到的人,不也照旧是蓝衫一袭粉笔两袖吗?他们没有富贵之念,更不会狗苟蝇营的技术,天给他们以傲骨,当然不再给他们幸运。他们只是希望着自己的使命作到了,默默的把责任交给第二代,然后像希腊的火炬赛跑者一样,在黑暗中无言的隐去。

吶,他们不但穷,而且“老”了。

(原载1944年《杂志》第13卷第2期。黄恽先生提供)

Filed under: 纪庸文学, 琉璃窑 — 雨文 @ 2007年05月24日 8:4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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