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纪庸
<<返回首页

知堂先生南来印象追记

纪果庵

关于印象记一类的文章,我很少写。因为普通的事物,过眼云烟,不会“印”下什么“象”,特殊事物,既所见不多,且不久就变作模糊,所以不写最得体。知堂先生南来一事,确是一件大事,就是在苦雨翁个人,也还是江南水师学堂时期的南京印象,三十七八年之后,景物全非,居然又来走走,恐怕亦非始料所及;没有资格去看先生的日记,假若可能,想必有绝妙文章。但此事在一年后的今日追念起来,实在是影子马虎[注:大概同模糊罢]得很了。在记忆中只有蔼然儒者的风度,使人感觉很适当的一撮短须,慢慢的八字步,和我第一次亲见的挥毫,大书“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的陶诗,尚颇清楚而已。

然而,在今日,即使这样简单的外表仪容,又有几人呢?

知翁南来确期,竟已忘记,自廿六年以后,我就废止了日记,要像知道每日详细起居,实不可能。唯于中大周刊合订本内查得在中央大学讲演是五月十三日上午十时,但讲演是到京的第二天抑第三天,则待考。我记得中央大学招待吃饭,是在成贤街农场,各色玫瑰开得正盛,我到农场时,樊仲云校长和胡道维先生等已先在,曾在花圃中合拍一照。中大农场在事变前原是花卉场,战后,夷为荒圃,经过一年多的整理修建,才恢复旧观,宴客之所,叫做“瓜棚小憩”,是用竹竿搭成的瓜架,新种的丝瓜和南瓜正抽蔓,还没有成荫,故不见得会有“豆棚瓜架雨如丝”之感,不然,以先生书斋之苦雨,又久于海滨住居,在这样所在吃饭,必有一番特别感觉也。先生向来穿中装,这天不过加了一件马褂,在旧京像这种园林真遂处可得,况中山北海等地,更为幽邃雅丽,但在南京,则求一公余消遣之处尚不能,此地可以望望紫金山的云,且又有一泓溪水,远处归考试院的楼台,姑且算他汉家城阙吧,陪称[注:衬]了这么一位诗人、哲人,也够得上江南的盛会了。那天参加的,有李圣五,薛典曾,戴英夫,陈柱尊,褚民谊等先生,褚先生是自从先生到京后就一直负招待之责的,可惜翻阅一下我在当时所拍照片,薛仲丹先生竟已成了古人,人世沧桑,又岂可意料。席间樊先生致辞,说一向与周建人先生很熟识,又与鲁迅先生常见面,只有岂明先生,平时景仰,未曾识荆,今番相会,自属无上荣幸云云。先生答词里顶有趣的,就是说到三十八年前之南京仪凤门内江南水师学堂“管轮堂”生活,我从先读过先生的《忆江南水师学堂》,不意今天却听老人口述开天遗事。李、薛、戴诸公,因与先生并不甚熟,应酬话没什么可记,饭毕吃茶时,我拍了一张围坐的像,惜正是背光,不能照得好。

农场主人陈醉云兄很会利用机会,磨好墨,蘸饱笔,静待先生挥毫,对于这请求,先生并未十分拒绝,只是爽快地说,“怕写不好。”于是写起“路狭草木长”的诗来了,我站在瓜棚外,摄得一影,即去年刊于《古今》者,在旁边露了一只手和西服者,正是陈柱尊先生。陈先生以吃酒著名,知翁酒量似亦不能算小,但二公好像未在同桌,且陈公又素主午饭不吃酒,故不能使我们欣赏一下“二难并”。这天的菜是聚宝门外马祥兴的著名“美人肝”,曾经有人介绍给先生,但我吃来却也毫无异味。

到中央大学讲演是再三谦让才答应的,由外交部一位先生伴往。我们曾预备一点茶点,先生似不大会客气,我们让,便吃了。这亦可爱处,远较岸然道貌为天真也。在学校我们很听了许多先生衷心之话,这些话今日可谓无从说起,且不必说起了。讲题是《中国的思想问题》,听讲者是出奇的多,有些其他国立学校的学生都是再三要求才允许进来的,我坐在最前排,所以听得很清楚。先是一段自谦,其理由为说不好“国语”,如“周作人”三字,即永远讲不好,小孩子听了往往要笑起来。至于谈到中国思想的本身,则与最近发表的《中国的思想问题》(中和月刊)差不多,大致是说把儒家思想当作中国的中心思想就好,不必远求,也不能远求。儒家思想的表现,既“禹稷精神”,他们都是以解决老百姓吃饭为前提者,故可佩服。先生说因为钦佩禹,竟连抱朴子里的“禹步”也学了起来,并在台上表演一下,颇令听者有幽默之感。“无论什么思想,都必须有其种子,才能长成树木,外来思想可以说都是没有种子在我们头脑里的,又怎能强人接受呢?我们的思想种子就是‘儒’,不过这种子因没受到好的阳光与空气,故不能好好发展,我们的职责,只在如何加水加肥料,使此种子成长且茂盛便好,不必像太平天国一般把基督教硬认作天父也。”我觉得这一段话最可使人五体投地,中国人而忘记中国思想体系者,殊可寻思。此讲稿我认为可以作为一年后中和所刊一文之前趋,盖先生蕴蓄之已久,且是他的一贯主张。唯演稿只在中大周刊登过,别处并没有登,此稿由我自校,相信尚无多大差错。

平实而近人情,乃先生思想和文字的特长,不能只以冲淡二字括之。大约廿五岁以前的人是鲁迅翁的信徒多,廿五岁后,则未有不拜倒先生之门者。我在大学时,受先生的散文,每沉沉欲睡,而第一次见到先生,则是在中学时听他演讲,那时因不大懂得先生自谦的“蓝青官话”,一句也不曾听得懂,仅看见一位穿夏布长衫的中年人在台上张口闭口而已,其实先生本人,当作谈龙集的时候,那种意气亦自与雨天的书看云集以后的作品大不相同,我曾看见的几个最活跃最肯动的教授或同学,到后来都成为佛门信徒,终日坐功讽咒,绚烂之极,理应如此,况先生本性,又是属于“静趣”的学者型,把文章和话都说得像微风吹拂的湖水,却亦有其年岁与环境的造因在内也。对于先生,没有像一般入室弟子那么亲炙过,有名的苦雨斋,也没有去过一回,然与先生相熟的人,大抵非师即友,终亦算有些缘分。且我在孔德学校任课时,先生的次女——菊子,和建人先生的公子,丰二丰三,还都在该校读书,我一看见丰二君的玩[注:顽]皮,就会想到先生在鸭的喜剧中所说的“小波波”,大叫“爱罗先珂”为“爱罗希珂先”者。丰二正是打碎寒暑表的那位,而呼先生为先,则我也被这么叫过好久,孔德学生之玩[注:顽]皮是有名的,如遇先生换了新衣服,或剃头时,必上前打头,且曰:“剃头打三光,不长虱子不长疮!”此话说来有如三代以上,先生观之,或有相当回忆,如我,都已生堂堂老去之悲,在当时,却不失为一个小孩子,十年,二十年,有几许人禁得起呢?

先生文章,我几乎篇篇读过,即战后《药味集》为南方不易见到者,也都在刊物上拜读了。因为全是由杂志上看到,就不买单行本,廿六年秋,我将两大箱杂志全部卖给北平的打鼓人,约每斤铜圆八枚至十枚,大约有这种惨痛经验的,并不只是我,且使许多好文章葬身于火窟者尤多,自是除旧存先生的看云集等三数种之外,欲阅先生文字,只好付诸梦寐。事变后第一年冬方纪生陆蠡等在北平创刊朔风,风格殊似《宇宙风》,先生在头几期必有一篇随笔,好像都还是存下来的东西,后来,也许是存的用光了,要提笔说话又很难,颇有一段长期沉默,使许多人都有着“爱而不见,搔首踟蹰”的意思。我在前段已讲明,先生文章的特色只在平实而近人情,唯人情两字,正未易言,易卜生说:“多数人永远是错的,少数人永远的对的。”我十几年来很佩服此语。中国历史与社会上,将错就错的事情太多,殆即所谓“习非成是”。如先生所赞许的袁氏兄弟李卓吾金圣叹诸君,大率只是肯说老实话,不愿伪装君子之流,然此却是世俗所目为非圣无法,政治的革命是流血牺牲,成功倒也很显著,向旧思想或不通的人情挑战则需要一种韧性的勇敢,其成功不易看见,且又往往将时间延长数十百年;好些人以为先生的思想仍是属于旧的,保守的,殊不知在平实之中,却有一番廓清的力量。即如韩退之,颇为先生所不喜,然近日岂不是还有若干人提倡非作《原道》式的文章不可吗?请参阅一下柳雨生君所作《关于药堂》(中华副刊三月廿八日)一文中所引用先生的《谈焚书坑儒》一段话,大体对先生文字本质的了解,或许差不多了。

话说得远了,这里不是要作先生的评传,还是少噜苏为是。先生在中大讲演后,曾应文物保管委员会的茶会招待,时文物会正整理好各陈列室,预备开放,先生对各陈列品看得很仔细,盖“老去无端玩骨董”,亦先生平日嗜好之一端也。先生收藏的,好像还是与吴越有关系的东西居多,如晋砖之类似颇为我所记忆。又曾作过谈墨的文字,在《风雨谈》抑《苦竹杂记》发表,已记不清,但我则受了影响而好用“青燐髓”“古隃麋”等名称的墨,想先生亦万想不到。又苦雨斋制笺也颇有名,先生常以赠贻朋友的。可惜文物会中此类收藏竟没有,几幅图画也不佳,康熙所写的大中堂简直在糟蹋天府笔墨,比乾隆式的墨猪更不入眼,先生只是微笑一下,却一句话不曾说。茶会席上,用中国点心,南京本地制品殊欠隽美,只几盆鲜红的樱桃,据云为玄武湖名产的,倒还有点意思。这天出席的有各报馆记者及文物会同仁,余忝为“顾问”,故亦获一席。说些什么话,已忘得干干净净,总也是因为过于涉及应酬性质之故吧?先生寓所在香铺营中华留日同学会,那倒是很雅洁的,但缺乏如苦雨斋中那种幽邃耳。不知先生感觉如何,我始终不曾到那里一候起居,颇感疏略。(访客过多,亦一因。盖先生到京后之次日,各报即皆有“印象记”一类文字披露矣。)

樊先生是道地江南人,行年四十余,尚未渡江一次,这回为了送知翁北行,却破例一乘渡船了。对于我,颇有一种新的喜悦,盖北人总愿南人北上,即区区渡江,也有近乡一步之感也。先生走后日子不多,就接到寄赠的《药味集》,樊先生很欢喜的翻阅着,后来终于送给朱朴之先生了。本来在京时曾谈到南北两京大学交换讲座的事,但今日的事,说来说去,老是复杂,没有一个直接了当的办法,所以至今不曾实现。起初,我们听了“督办”两个字,未免有些与先生的风度不相和谐的感觉,也许是民国以来所谓“督办”者,给人印象太坏之故;至去年冬,我披阅北京出版的《新民报》,见有先生着戎装检阅青年团的照相,更其不免要笑出来,因为好像与先生日常习惯距离愈加远了,“周知堂”或“药堂”等字,怎么会和“青年团”发生联系呢?不知先生自己心中怎样,我们反正是这么大胆的感觉着了,果然,不过两三个月,先生就放弃了“乌纱”生活,而照旧穿那不肯换袈裟的袍子。我听此消息,是晚上在家里开无线电,无线电本亦先生骂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蠢东西,不想竟从此知道了先生的近事。有人对此事很惊讶,很惋惜,然在下则有另一种喜悦,陶渊明何尝应当去见督邮,即使不是计较折腰与否的问题,诗人自仍以“池鱼归故渊”为乐耳。

这文章虽也敷衍了两三千字,其实对先生可谓一无所知!尤一无所用。知翁来时,黎庵曾有信给我,打算到京走走,因与先生神交许多年,却尚未认识,后来以先生来去之匆匆与黎庵决心之不够,到底没实行。然黎庵所了解的先生,定较我为多,只是我比他多会一面而已。所以此文还以黎庵自作,由遥想的笔致出之,最有味,不然还是请教闲步庵主人吧!惜最近与该庵主人盘桓四五日,也没有能获得一点关于先生的新事情,只是约略知道先生最近或许有再到江南之可能,若然,此番已脱去一层头衔,想象其逍遥与言论,必另具风采,黎庵说已为《古今》写《怀废名》一文,令人爱之不忍释,其实黎庵未看到先生本人,其可爱处又远过其文字,而如我之拙劣,与先生所怀相比,又大可惭悚者也。

(原载19434月《古今》第2021期合刊。黄恽先生提供)

Filed under: 纪庸文学, 知堂先生南来印象追记 — 雨文 @ 2007年04月11日 8:26 PM

返回首页>>

联系我们:admin@jiyong.net 本站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Powered by Word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