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纪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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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己篇

纪果庵

前些时友人南星君来信叫我写写小说看,我回信说,对于写小说我有自知之明,不要说不想写,就是想写着了,也是不成其为小说,而只有“述说”罢了。我常常基于作文积习,把人性析为散文的与传奇的二类,传奇亦即小说,盖即使写实,也有若干传奇的手法与意象在内,故以此名名之。传奇是诗的,想象的,奔放的;而且是结构的,组织的,有整个的轮廓的结晶体。在形式与思想上虽像很不同,实在是二而一的,天下之组织与结构,都是基于想象,而有想象的人,一定是天才,热烈,奔放的,由诗人至革命家,其路线乃是一致,所以拜伦会往希腊从军,席勒会发起狂飙运动。

散文呢,那不同了:随便的,坦荡的,无所容心的,没有组织的。若小说是辉煌的罗绮,这只是一段素纱,白布,传奇是制成的衣服,散文只是一块手帕,一根手杖,或者是近视的眼镜。没有衣服固是不行,没有帕子手杖眼镜似乎也是不便,有花纹固然使人喜悦,朴素也使人恬淡。传奇使人紧张,散文使人淡忘,就是炽烈,也是毕毕剥剥烧完算事,不会像小说那样蔓延不休,烟尘迷目的。所以紧张也是朴素的,简捷的,散文之“散”字,可以说代表了其性格之大部。

而人亦复如此。与我不同型的人,我也没法子描写,但是自其同以观其异,我羡慕许多人的勇敢,计划,力量。我就不行。假使有一种职业,每天要辛辛苦苦,从早到晚工作不休,虽至老死,也不会发财,但却没冒险;同时另有一职业,可以立致亿万,唯须用心计,须加计划,须防御,须连络,须一切今日最流行的技术,那我毫不犹豫的选定前者。我愿处“常”,极怕应“变”,我可以处一辈子“常”,按部就班,假使无外力,绝不会生“变”,可是不能应付一朝之“变”,化有为无,化大为小。这正是应当活在天下承平,民不知兵的年月,又偏偏弄得生不逢辰,老实讲,对于“适者生存”一句话,是个很大的矛盾。我是应当被淘汰的。

这是没有传奇成分的人生,没有戏剧性的平凡日子。我怕传奇式的悲欢离合,没有那种力量承受刺激,我看见戏剧就流泪或是因感到“不会有”与“过火”而打冷战,当然自己不愿意制造这场面。所以我也是不会演剧的,无论在艺术上或生活上。我轻于然诺,因为基于天赋的生物的同情与互助本能,可是到不能作到或力有未逮的时候,便受到别人的诟詈,但下次还是不能改,朋友劝告,室人交谪,都不管。总觉得有人来求我而不答应是太给人难堪,若是自己本来可以痛痛快快答应人而却卖关子装蒜更混帐。可是悲剧也就从此而生,正因我有此弱点,别人可以乘虚直入,在有求于我的时候,什么可怜的话都讲得出来,等到办法真的有了,有些朋友果然会作出对不起人的事,我既率直的对人协助,也就鲁莽的对人呵责,那么,凡是会和我作了朋友的,终于骂起来了,这教训对于人的益处倒是大的,虽则我到今日还是不大肯接受。

像如此的事也就算做我的特性之一吧!除此以外,我一无所有。作文章也是这样,没有话说的时候,绝对敷衍不成片段的。而且,你总该认识我的文章之因素,有人叫他是清谈,其实是一点也不清。清谈第一要有哲理,第二需要相当程度的浪漫。如支道林郭象那样冥想者,我没有,如阮嗣宗嵇叔夜那样跅弛我更没有,相反,我是质实而拘谨,胆小而守分的,对于旧日之怀想是老老实实的话,这不也是人之恒情吗?有志气有胆量的应当瞻望来者,应当体认现实,我缺乏胆量,看见茫茫大海会头晕的,就是在一架木桥上看河中流水,不久也觉得连桥带人都昏眩起来,好像也要随流水而逝去了,赶快不要看,下来,走在坦然踏实有泥土气息的路上罢。我乃农家子不是航海者,冒险的欲求一点也不生,青年人看着应当是很不痛快的了。那些怀旧都是属于没出息的留恋与惆怅,虽然有人比作孟元老吴自牧的心情,实在是渎亵不称的。我宁可具有乡下人揠苗助长之热情,却不敢且不会作幻梦,不会把旗帜染得鲜明,号声吹得嘹亮。这是个斗争的世界,可是我看了斗争总是畏怯,不管是政治的抑主张的,至少是厌烦。年青的心理好似在我躯壳上丧失得太快,没有开过花朵就成了不中用的果实了。

照理讲应该老老实实回到乡里去作个农夫,心里也常常牵挂着那青色的高粱,黄色的小麦,绿色的萝卜。小河里的风帆,载着山果的香气多么可以神往,凭自己的身体与气力,也还可以戴月荷锄。可是那些也变成梦一般了,十年以前的情绪与景物如今便算是古老得不堪,人情是如此,事实也是如此。我老是好把在中学小学时的生活印象留得如此之固执,又把远古乱世哲人的生活态度作模范,这算什么呢?这是个需要忘记与狂想的时代,需要热与血的时代,需要腆颜与奔竞的时代,未老先衰是不行的,一步一步跨上去是不行的,我缺乏年青,我更缺乏天马行空之飞跃!

常常自己思索,社会上究竟需要我这样人作什么?革命是不中用的,创造与建设是没力气的,像现在这么贩卖不成熟的知识,干着所谓清苦的教育事业,于人类有几何益处呢?今日人们所要的教育,是怎样轧火车票,怎样从完密的法律中觅出缝子来舞弊,怎样找一条线索去结交自己认为用得着的要人,怎样敲诈,威胁,谩骂,和一切在表面上人人认为卑劣而在心中艳羡的知识呀!国文是不讲这个的,公民更没有,我每看见自己所教养的青年人很本分的在十五支电灯光下面算他们的大代数,或查英文生字,那么老实,有礼貌,头发剃得精光,有可爱的青色的头皮在散放着年青人的辉耀,便不禁想起:这些低能的家伙呀,你们费这种傻力气算什么呢?你们到学校大门之外,有什么用呢?在买车票的时候是否要有礼貌呢?在争逐爱人的时候是否要剃得精光的头皮呢?我于是感到自己的努力与安分成了很大的讽刺,心里似乎充满了不安。是的,流氓是皇帝,土豪地痞得封侯,书生只会习礼,顶了不起也无非给成了皇帝的流氓定定威仪,使天下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如仪的跪拜于丹墀之下。一想到这样的历史与现实,懊丧,颓然,世界上并没有一条平坦得可以安安静静的道路。可是我也想,如果大多数人都是肯这么本分的剃光头,本分的低头作功课,本分的服从具有真理的真理,那又怎么样呢?假使我也有资格像Thomas Moore 似的写一本 Utopia,我并不唱很多的高调,而只是要求社会弄得有一点秩序罢了,飞跃的英雄少一点罢了,如今高调大约唱得已经差不多,于是人们反倒专门选择顶低的干,我以为属于哲学与主义的书,宁可少读些也不错。

当然有人会骂这是如何低能与泄气的话!我连吃香烟喝老酒的天才都没有,低能是不成问题。我看见别人说自己落笔千言便惊异,这词源倒倾三峡水的本领甚为不智者所艳羡,我就是一池无源之死水,写文章不是东一段西一段的抄书就是人云亦云,要是抱定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目的那也只好去死罢。听说龚定庵好赌博,在快谈时把靴子甩到帐子顶上都不知,如此的人物只有敬服,而难于学步。见了生人我不敢说话,到一个衙门去若不经过传达室的白眼而驱车直入也没此胆量,所以大人先生只是不敢去见,不愿去见,高谈雄辩惊四筵可真是更不行了。这样,也就立下一点威严,什么呢,不愿去看人,当然人也不来看我,在冷淡之中,就有一股“生人气”,生人气是讨厌的,于是人家更不来了,譬如忽然为别人所宠爱而招赴夫子庙吃有女侍侑酒歌女清唱的筵席,于是就是个难关;一者不会饮酒,二者不为女人所爱,即片刻的浪漫也制造不出,这就成了几乎假道学的神气,岂不可厌。实在是吃酒吃烟乃至女人都不是我所厌弃,而是我为对方所厌弃,因之不能不自重耳。无如世上只是不要自重,而我的自重反见轻贱矣,奈何。

大都市之速度与侈糜是我的威胁,连作学问的专家在内,这里都有一副不可仰望不可攀跻的崇高。不敢造访一个博士,犹如不敢走入大饭店的去撒大便,白瓷砖之墙壁亦即不开笑颜的绅士面孔。因之,我虽喜好买一点旧书或是金石书画,那乃十足的只可自怡悦的。研究一些道理和知识也是如此,不能深切的知道固然痛苦,可是去请教于高山仰止之流更痛苦,所以就成了浅尝辄止了。浅尝得一多,务广而荒,什么也不成功,现在看见窄而深的研究就有头痛之感,我是充分成为不求甚解的中国风士人了。对于我的生活,此乃可乐之事,对于知识,那还能否认是悲剧吗?打开窗门看看绿色的草都叫不出是什么名字,看见诗经里那么些草木虫鱼也不知这些生物是否会随诗人陨灭了,这是耻辱呀,可是没办法,问生物学者也不见得行,何况不敢去问呢?草木虫鱼是如此,其他何尝不如此,有过一个时期我很爱看中国文人之所谓“论战”的,后来慢慢厌了,主要还是为了看来看去越来越不明白。我们有许多学人好像专门为了让人不明白才做研究的,“天书”一日比一日多,我们这些低能者可怜了,难免丧失了初学的趣味而去弄弄另一问题。我在生活的态度上是为天赋所限制,不会改变了,但在学问趣味上却大为不然。由生物而转到历史,由历史而转到民俗,也许由民俗再回到生物,这么翻来覆去的不得要领,虽是怪着自己的个性,也不由得抱怨起中国式学术之特质来了。

现在是三十多岁,对于自己所了解者不过尔尔,看见刊物上也有“论”我的了,那文章的末尾作者自谦说:“说得一点也不对”,倒是真的,不过我意是坏的一方面,说得这样好,未免不对而已。若此文乃是自剖,说得对和不对,那是“冷暖自知”,用不到再说什么客气话了。

三三年九月九日,秋雨中于篁轩

(原载1944年10月《天地》第13期。黄恽先生提供)

 

Filed under: 纪庸文学, 知己篇 — 雨文 @ 2007年03月26日 8:12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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