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纪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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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的工作与生活问题

纪果庵

文化人的工作,就是文化事业,这问题是很容易答复的,至于文化事业的详细部门,那却更仆难数。也不必一一枚举,一个国家立于世界,不出物质的精神的两种案件,文化人的职责,自然是属于精神方面,但是近代国家之形成,无论什么物质建设,都是以高度的文化为基础,绝没有文化落后而物质建设特别占先的,所以我们简直可以说,物质也得受精神的支配,那么文化人的范围,也就可以无所不包,不过这里所要讲的,还是指着从事于教育,著述演艺等狭义的文化人而言,因为现在生活最发生问题的是他们,工作最有问题的也是他们。

教育事业是一向清苦,就是著述,也有一为文人,便不足观的话,所以有许多分明是写作为生的人,却很不愿以别人称他为文人,好像这样一来,别人就认为他是书呆子,永没有再有作为的可能了,可是照我的意见,能作事与否,倒亦不在乎其为文人或非文人,而仍由作事的精神,与成绩来判定,文人之所以被人认为不能干事的最大理由,总该是自己的表现不好。

这种话说出来一定惹许多同文非议,但是事实如此,有什么办法呢,第一我要批评的,就是文人多半不肯负责,高一点的,玩着名士派头,以为俗务定能浼我,我有上马杀贼下马草露布的才气,如何能为你低头?这种人实在是既不能令,又不受命,分毫没有用处的。因为今日的世界,已经不是个人主义的时代,即使是讲究个人主义,这样休戚概不相重的态度,也是不行;其次一种,完全为了利己,不顾他人,譬如作教员,可以兼上四五十个钟点功课,到分身不开时,轮流旷课,可是月底支薪,丝毫不能马虎,我自己是办学校的人,受这种痛苦最大,学生有时因为先生缺课而发牢骚,使学校当局,置身无地,若是向这些先生提到此种困难,一定是一大套理由,生活困难呢,物价高涨呢,家累奇重呢,等等,好像学校应当作慈善机关,把种种担子一股脑担过来,而他呢则对学校可以毫不负责,我常说一个人要想得到别人援助,至少先须获得别人同情,现在我们事情做得只知拆烂污,而必责社会社会待我们太菲薄,这是极说不下去的。况且这种不负责惯了的人,即使你真的给他想了办法,解决了生活困难,他依旧是这种吊儿郎当下去,并不会改变其一贯作风。这也是有事实为证,不是我妄造的,在学校是如此,若是从事著述,那一准是东抄西掠,只求骗到稿费,或者专门迎合下流心理,不顾文学流毒,以及国家的国策,这种人是最不足为训的。

第二,文人无行,乃是流传已久的一句话,本来像前条所说不负责的态度,也可以算作“无行”实例之一,但是更有甚者,互相排挤,互相诟骂,文坛上有我没有你,这还算是上流的,等而下之,以文章为拍马屁钓利禄的饵食,于是成为吮痈舐痔一流,狗吠驴鸣之辈,文化界有了这种人物,乃是文化的耻辱,须知文化人乃是站在知识分子的尖端,而乃助纣为虐,尤其可愧可恨,我们应当站在国家立场,以民族为前提,以大众为本位,具有董振范滂的精神,才能感动得人痛哭流涕,即有心为恶之人,看了也可以幡然改悟的,否则,我们不过寒号虫而已,有什么价值与人格可言呢?况且即以文章寿世而言,也得是千古不磨的东西,才不怕时间的淘汰,周作人先生在《苦口甘口》一文中说,青年人万不可以写作为职业,因为一成了职业,往往就丧失自由,这话不无真理,战时文化宣传政策基本纲要第四条云:“养成勤劳的积极的,向上的,自肃的人生观,革除享乐的,颓废的,虚无的,放任的末流习气,以实践的责任心,协力战时体制之完成,增强国家斗争之总力”,正是对于不负责、不知自肃的文化人痛下针砭,我们应当深切体会的。

文化人的生活,可算是最值得慨叹,其实这又不仅文化人为然,除去投机成功的大腹贾,刮了地皮吸了民脂民膏的贪污土劣,什么人不是在辗转呻吟中过生活,须知这是没法避免的现实,不必怨天,更不必尤人,只有拿出精神和毅力来挺受,文人结习,大率总于浪漫,以不事家人生产为清高,以饮酒吃烟——甚至雅片为嗜好,李白的斗酒诗百篇,吉卜令的躺在雅片烟灯旁边想小说,王尔德穿大红背心,巴尔扎克浑身赌债,以及刘伶阮籍之流,无不可为我们追求的对象,殊不知这许多昔贤,其所处时代与个人遭遇均与今日不同,即以天才学力而论,我们也不能与昔人相比,岂容弃昔人之长而专取其短,顾炎武曾说,士不可不治生产,他每到一处,或屯垦,或经商,都可以立致财富,不至乞怜于人,至今山西票号的章程办法,还是他留传下来的,我们往往以顾氏的学术与人格为可佩仰,不知其经济才能更为后人所不及,而且正有此经济之才,方能把人格保持得更为卓绝,盖生活的能否自己维持与人格之能否高洁,有密切关系,精神可以创造物质,物质亦可创造精神,我们不可妄自菲薄,亦不可不随时随地留意研究,因为生活浪漫的关系,又造成小德出入的观念,好像什么节目,都可以不必认真,驯至大德亦可逾闲,人格因之破产。譬如男女间的纠纷,总以脆弱的文人为最容易发生,像电影艺人,实也在文化人范围之内,今日结婚,明日离婚,闹得乌烟瘴气。好像好莱坞的恶风气,完全传染过来,这种事实,对于整个文化前途,为祸为福,殊属难于估计,大率一个人的欲望,若是任其随意发展,不至溃决不止,若略加收束,亦未尝不可化大为小,化小为安,全在感情理智两者一转念间,而文人多未重视感情,冲动得极其利害,遂置理智于脑后,实是极可忧虑的现象,近代道德有两种现象,最足引人不满,一即冲动太多,一即气节太差,不幸这两种毛病,均集于文人一身,良可慨叹。钱宾四先生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痛陈清代自文字狱后士人流于脂韦不振,终至亡国,虽然学术是称,终非千古法式。此言是很有参酌之价值的。不过当清末  国父倡导革命时,确有大多数志士青年,抱了奋不顾身牺牲一切的精神,为国家努力,景仰前徽,深惭后死,今日弘济艰难,更甚于往日,文化人的担子,又何能随意弃置呢?至于国家以及文化行政当局,应当如何体念文化人的清苦情形,加以绝对必要的救济,使他们在绞脑计费心血之余,不必再听啼饥号寒不必更有后顾之忧,自然是天经地义,不必赘言,而且看看现在文化界,艰窘破落的现状,若非国家对文化事业困苦,有具体解决办法,那简直可以说是连现状都不易维持的。我这里所提出的,乃是文化人本身的问题,虽然涉于吹毛求疵,说别人所不爱听的话,但是假如我们自身弄得更为健全一点,不是向国家有所要求,也可以比较有力量吗?所以即不为国家民族设想,就是为我们自己设想,工作的加紧与生活的自肃,也是十分的必要了。

恕我失礼则个。

(原载《江苏日报》194419日。黄恽先生提供)

Filed under: 文化人的工作与生活问题 — 雨文 @ 2012年08月05日 5:06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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