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纪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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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郁之家

果庵

一个顶喜欢旷达的人却偏有着忧郁的家.

根本是在都市的家,那就当然有一种忧郁。且又是个不热闹也不甚萧条的街和胡同,欲求官能的享乐是没有的,看霓虹灯的妖异颜色得上一里开外,流线型汽车每天也数得过来的,听夜戏有相当的憋扭,一到夜九点胡同口外卖杂货的山西人铺子和兼卖米面的油盐店就闭门了,月色以幽凄的调子投在打二更梆子人的身上,就是这么的一种“繁华”;可又找不到陶然亭和先农坛那样萧然和幽邃,诗人们的坟墓呀,古昔名妓的冢碑呀,会说几句风雅话卖茶的和尚,吊死过垂老妓女与失意人或途穷者的松楸等等。吹起野风的苇塘与麦田又与我还隔着二丈高一丈厚的城与市,这沧海一粟的家,在古老京城每个如我这样渺小的人所应有的一个家。

也有一般富贵人所必有的朱门,闪亮的铜环已褪了色,在那上恐不曾有过什么美丽女人与大人先生们……总之为人所仰慕或知晓的人们的手迹,我那视财如命的房东把门修饰这样好不是为审美而是作为可以多租两块钱的理由之一,所以那被吸毒乞儿窃去的另一只铜环就永远没有再补上的可能。每逢门一开必有咕隆一声倒是颇有声势的,虽然那门闩已经断了而用洋铁皮和钉子接连起来。我的朋友大都对于这大门有几句皮相的夸赞;迎着大门呢,有点缀得颇有世家之风的鱼缸与夹竹桃,那是房东岳父的积蓄,他没有儿子,这些遗产,将来都将被女婿继承了。

以望衡对宇的势派在大门内开着两个白板扉式的屏门,东面是“东壁图书”而西面是“西园翰墨”,我就作了“西园”的主人,东壁则是我们是房东与他岳父。

白板扉以破旧的门扇与门枢整日关闭着我那颇羞涩的家产,三间北房里一具失掉旧日华丽的破沙发与躺椅,那腿上曾在某一客厅地衣上滚转的铜轮久已丢失,这两件东西我仅化五块钱从鼓楼东大街旧货店买来,那老板亲切地说:“多便宜的东西,冬天坐着看书什么的不挺暖和吗?”我下意识的还有点“我也坐着了阔人坐的沙发了”那种骄傲,妻以贱值买来的紫色斜纹布包住那失去弹力的弹簧与露出破棉絮的垫子,如今这垫子也满涂上我的发垢了,而那躺椅的弹簧更常用不客气的力量弹起一个陌生人的屁股!说起真的可以骄傲的怕要算我那以九元代价从德胜门小市上买来的冰箱了,庞大而有两层的橱门令人常发出“吓,电器冰箱呀,讲究啊!”的赞叹,你看我还不有一脸会心的微笑吗?可这冰箱已有三年只当吃饭桌和茶几了,放冰的地方却是棉衣棉被中的残絮。这东西配上那贱值的害先天不足病的书桌真是不调和,这书桌有三只抽斗,一具是我的,一具是孩子的,另一具则属于妻的正上小学的妹妹。在早晨那残破的绿色漆布上就堆着一层女人的发垢,因邻近的书架上面就是她们的妆奁台尘土中堆着贱价的雪花膏,千代子头油,二角一支的香水精,五角钱一盒的香粉,和破了边的还有一点光芒的镜子。这书架已追随我整整二十年了,我赞扬它那忍耐力与忠实,起初我们在公寓里以她为作饭的厨架,等渍满了油污之后又恢复了她原来功用,沈重的辞典大本的杂志常压得她一路歪斜,如今里面又添了孩子的排色板,各式各样吃完了药的药瓶子,针线匣,破鞋以及其他放在什么地方也不合适的东西,但在外面加了一条铁丝,悬上十年前当包袱皮用的紫色花布帘子,我从外面伸进手去掏出一瓶蓖麻油,又连带拿出补袜子的木版,只须顺手一扯那帘子,就把一切凌乱皆掩蔽了。——就是这样心情的丈夫,如何能阻拦妻和别人在书桌上对镜理妆,用红色的骨针慢慢剔下那三十岁女人脱落的头发上的泥垢呢?

我那房子却有好的阳光与空气呢,因为是北房。且那窗和玻璃框等又涂以北京人特有的鲜红与碧绿。南屋窗下那株槐树可真是我们的爱宠,在夏日给我荫翳而冬天却不怎么遮蔽阳光,只有那在暑中常常垂下一条细丝的绿虫子讨厌,妻是畏惧一切小虫的,——当然更畏蛇。孩子一见绿虫必嚷:“妈,槐树虫子呀!”“你快把它喂鸡,快,别让我看见。”说这话的妻多年已由院子躲到屋里去了。可我们这院子偏偏闹蛇。蠕动的,长长的,有可怖黄与黑的花纹的东西在我们的“朱门”阶下有它的巢穴,每到夏之闷热的午后它就露出头来呼吸了,若在家乡则孩子们立即扯出它来结在腰间当作带子亦不可知,可在北京都说这是“财神爷”万动不得的,妻遂永不敢单独出门。忽然厕所里也发现一条了,正当妻一进厕所的窄小的甬道:“哎呀,可了不得呀!”一筋斗从里边跌出来,我明知是见了蛇可假装没提好鞋子,一边急一边说:“怎么了,说话呀。”等我踉跄地找到一条木棒跑进时,那东西早无踪影了,于是我就安慰别人说:“不怕的,早晚我们可以打死它。”但从那时起,妻是永远也不上厕所大便了,我虽去也必须以木棒之类作先锋,染着长了暗绿色霉苔的墙荷荷的叫着,且把一切墙上的孔洞统用破瓦片堵塞住,就那样,我晚上也总避免去大便呢。蛇可真是缠绕了我们的家吧?去年夏天由家乡来避难的幼弟因为淘气与嫂子颇不相得,遂叫他和他三姐住在新糊了顶棚的南屋,三弟又偷偷出去买了烂蚕豆,回来就卧到自己床上吃,一面将身子在床上颠起来,小孩应有尽有的淘气原来都可以在床上施展的,但不久就听里边凄厉地喊:“三姐呀,来!三姐呀,来!”三姐也因为和他打架不和就不理他,等听到声音真不像人声时才说:“不是有蛇呀,x x,是有蛇不是?”“是呀,快来吧!”那当三姐的比弟弟有更小的胆子,到底不敢去,只好由街上央求进一位过路的饭馆小伙计,他用盛饭的盒子给装出去一条二尺多长又是黄黑可怕的东西,虽然已竟被压死了,从此再没人敢在南屋睡觉了,且为这个赏了那小伙计两毛钱。

我们怎么总碰上这么些“蛇”呢?

夏日一遇急雨,院中立即充满两天内泄不完的积水,雨后泥上青苔曾滑了我一次大筋斗,那尺余深的积潦更曾使我由大门进到院里时跌在一块顶门用的大石上而汩汩流血,有一星期不能下床。虽然月色由槐叶上筛下漾在水中的影子也颇有意思,但我总不大高兴。而去夏一夜雨后我们刚睡倒,房东那一边就骂起来了,是房东母亲与房东岳父互相诟詈的声音。

“不要脸,你不走我走!”房东的母亲。

“我走呀,我他妈的走呀,你说话差点事,有地方说去。”岳父,气喘着。

“喂,小子,你不走,你敢拿刀宰了我!”母亲,尖声。

“宰你,宰你?你也得配?我不是冲你在这住,你,你配?”岳父。

越来越紧张就骂起祖宗来了,我们起来到那边劝说,水中又很难走。到底把七十岁喘着的岳父劝过来。

“我……我念书人,跟他臭老婆打吵子真让人笑话。……天下哪有跟庆(亲)太太打架的?不在,她真气急我了;我们姑娘给他,我又没孩子,就图姑爷能过日子,有出息;哪知道她这样挫折我们孩子?……“

“您别着急,慢慢讲,“我倒碗白开水一面劝解着。

“您不知道,这房子原是我的,两个院子算一千块钱卖给姑爷了,谁和谁,早晚还不是他们的?可是得许我们在这住一辈子,每月算两块钱房租。这不是近来房子涨了,姑爷又财上重了点,老想自己搬出去,租个大价,可我们又不搬,这老东西就撺掇儿子跟媳妇儿怄气,今天晚上我们实在听不过去了,是他姥姥先答的碴儿,后来我简直憋不住了,才骂了两句,唉,直让您见笑,三更半夜的。……”

“您看开了吧,不必生气,身体要紧。”我不着边际的劝着。其实我们是非常同情于这颓然老翁的,说起房东,实在是我们胡同顶有名的啬吝人,有着好几处房产及每月百余元收入的职业而常常因一两个铜板与门口卖菜小贩吵起来是家常便饭,今日因为房价暴涨,想挤出这老夫妇多租钱确是实情,我们这院子已竟由九块钱的租价涨到十二块半了,可还在不甘心地看着我们眼红。

七十岁老翁喘息着又回那逼仄的厢房去了。

第二天我正在院子里修剪那因为忘记打尖而只长叶不开花的大丽菊,突然房东母亲推门进来了,有着一见生厌的红镶边眼睛,面上一团杀气。

“x先生,他爸爸说了,您这房得涨钱,十八块一月。”

“你对x先生说吧,想藉此把我撵出去是妄想,涨钱也请他自己来一趟,您说的不算数。”我真生气了。

这讨厌的神话中女巫式的“老虔婆”走了之后,我们就开了半日会议,我是主战派而妻却主和:“可别冲突呀,上哪儿找房去?你又整年不在家,剩下我可跟他缠不了,多拿一块两块的我们咬咬牙自己吃点苦吧。谁让我们没有产业。”

我沉默了,大丽花不剪了,任它把那被雨水打倒的枝叶浸在污泥里,心头渐渐孳生着愤怒之芽。

可是我终于惹不起房东,他固执地,似恳求而是强迫地,使房租由十二元增到十六元了。

以什么力量负担这有增无减的房租呢?我真愁烦了,朋友们总是劝着我:“忍受吧,你一搬出去他立刻可以租三十元呢。x x, x x,新近房子不都发生了问题?根本不是增租,而是房东要收回自用,骨子里还不是另租新户吗?没法子。”

于残秋我以惆怅与愤懑的心情又涉着天津的汪洋大水到六百里外谋衣谋食来了,留下弱怯的妻,儿子,受着不饥不饱的宰割,留下寒伧的家产尽他们享受,可是当初我回去之时,房东到底移走了,那新房客是某银行挣着三百元的行员,他以每月三十三元的优势代价租了房东所住的四间房,只剩下七十岁的岳父和老妻度着一天三顿窝头的日子。而我呢,则不知何时,连这样一个忧郁之家也怕有不起了。

我为这忧郁之家而忧郁!

一九四〇年三月春寒之夕,读佐藤春夫集感赋。

(原载《中国文艺》(9)第二卷第三期,1940年5月1日。黄恽先生提供)

Filed under: 纪庸文学, 忧郁之家 — 雨文 @ 2007年02月24日 9:2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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