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纪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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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信古到疑古(史学讲话)

纪庸

一 所谓“古”

“古”字是由十口两个简单的字形(古时叫做文)组织起来的,最早的字书《说文》(东汉时)里边讲,就是十口相传的意思。一件事传下几代,当然是很古的了。究竟古字最初的意思是否如此,无从考究,不过我们由这个字可以知道一个事实:远古的事,因为还没有发明文字,只有一代一代的传说。

用口来传话,不用说十代以上,就是同时,也容易错误或变质,所以成语有“传闻失实”一句话。人类全有点好奇,好夸大,这是因为人类头脑比较复杂,听话的人想要多知道新奇事物,说话的人为了迎合别人心理,便不惜天花乱坠,加油加醋。同学们到外面看球赛,回来讲述球赛情形,一定把那得分最多的选手形容得像个生龙活虎,使听者津津有味。看了电影,话剧,乃至街头巷尾一件特殊的事情也是一样。这种情形,甚至普及到我们日常的语言,天气热,就说“热死人”,看了凶狠的人和物,就说“吓死人”,全是过火的形容词,可是我们听熟了,恬不为怪。现代的,同时的事,经过口传尚且如此,古代的,距离我们几千年几百年的,当然更带了靠不住的成分。

语言是文字的先声,我们所看到的最古文字是殷商时代,距离现在不过三千多年,可是我们的传说古史,往往会追溯到五千年以上。从有文字的时代往上推到没有文字时代的历史,起码有一两千年。这一两千年的事情,就是用“故老相传”的方法流传下来的。等到人类会充分利用文字纪录语言时,再把他纪下来,那便是史书。

我说“会充分利用文字”,这距离刚会使用文字的时候又有若干年。按照传下来的最古文字,譬如商代和周初,他们的文法修辞都很简单,仅仅能够把事实的要点记下,要他们充分纪录古代的传说,还不可能,而且工具也限制了他们。那时候不但没有纸和笔,就是后来用的竹简(薄而狭的竹片)和绢帛,恐怕也还没有,他们只能利用一些现成的东西,商代就用龟的甲壳和兽骨,字是用刀子刻上去的。这些东西在河南安阳商代的故都(所谓殷虚,虚就是废墟)发掘出来很多,我们称之为“甲骨文”。周代的文字纪录,大多数是用铜器,这本来不是作为书籍用的,而是一些纪念品,或是打了胜仗,或是封建诸侯,就铸了铜器,把这事实简要的刻在上面,可以传之久远,因为多半放在宗庙里(就是天子和诸侯的祖先堂)作为祭祀时的陈设,所以又叫“礼器”。至于普通纪录事实的东西,究竟用什么,还没有发现,到了周代的中叶,大约就有竹简了罢?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传说是越来越变质越纷歧的,到了文字纪录工具方便的时候,古代传说也就膨胀得达到相当程度,再经过纪录的人加上有意的渲染,古代的历史就花样百出了,这大约是战国至汉代的事,距离现在差不多两千年到两千五百年。

  为什么信古?

既是古史里掺入不少不可信的成分,为什么还要信呢?这种心理是怎样造成的呢?

第一,人往往是短视的,越是知识简陋的人越甚。短视就是不能凭理智判断是非,而完全信赖了自己感情的好恶。这种情形在现代仍然找得到,我们可以拿没有开化的野蛮民族,去研究古代没有进化的人。有名的美国社会科学家莫尔干(Morgan)《古代社会》一书,就是他研究美洲土住(著)的印地(第)安人(Indian)的结果,由现代印地安人的生活,推知我们古代的祖先许多生活的情况。这部书已成为研究古代社会的权威。由莫氏的考察,我们知道原始人是没有固定配偶的,故以母亲为中心,正如我们中国古书里所说的“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这时人类的组织,只是一姓,一宗为本位,慢慢才扩大到几个姓和宗组成的族,也有了族的酋长。他们的生产是渔猎和畜牧,常常和别的族打仗,敌人被俘虏了,始而是杀死,后来就作奴隶。从这时起,他们就有了敌我之分,对于自己特别尊重,也就是对于敌人轻视。不但尊自己,尤其是尊重祖先,一方面因为祖先的传说逐渐多起来,一方面因为原始人有着一种“生殖崇拜”,他们对于男女关系和生育现象认为极其神秘,所以格外把祖宗看重。郭沫若先生说,祖的原始写法是“且”,在甲骨文里,是等形,就是男性生殖器的形状,(见《甲骨文字研究》释祖妣)可以证明古代人对于祖先崇拜的由来。现在比较野蛮的民族中,还有崇拜生殖神的现象,甚至有专供此种神的庙宇。祖先在古人心中既具有这种神秘的力量,当然关于他的传说就更加离奇,而且深信不疑。

二,后来知识虽然进步了,可是祖先已经成为偶像,是不容打倒的。而且他们认为死去了的祖先,就是天神,会对于他的子孙加以保护和照应,如果作事不好或不敬祖先,也会遭到惩罚。于是祖先就不只是传宗接代的人,而且是本族的监视与保障的神力,和上帝(天)同在的。所以便兴出种种形式来祭祀祷告他,无论作战,求雨,打猎,问收成,全都向祖先要求成功。为了这种繁杂的祭典,除去政治首长以外,又产生一种像僧侣的人物,专负求神问卜之责,他们被称为“巫”或“卜”。商代的文字里这种人已经很多,他们的势力暗中可以左右政治,因为如果一件事祖宗或上帝不许可做,就不能作。每件事必须要卜,卜,就好比现在占卦,不过如今占卦是少数愚民的事,古时则是帝王每天必须举行的。所以古书里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见《左传》)祀就是敬祖敬神,戎就是作战。事实上作战也常要得巫卜的许可。巫卜的预示,或预兆,就是祖宗神灵的意思。巫人把龟壳上钻了洞,用艾绒在里面炙起来,便有了裂纹,称为“兆”,看裂纹的样子,巫卜们就知道吉凶。商代甲骨文所纪录的,多半是这些。那时的祭典盛大得很,作为供品用的牺牲,或是牛羊,或是狗马,有时竟至是活生生的人!(大约都是外族的俘虏)对于祖先的崇拜到了这个程度也就可以说信赖古代到了极点。

三 信古的心理被利用

从家族进步到国家,这又经过了若干年。中国历史,据现代人的看法,商代已有了国家的雏形,周代已可算是国家。周代继承了商代的文化而更加发展,旧历史里常常说“周公”这位圣人,制定了一切典章制度,当然这话不可信,因为现在流传的《周礼》这部书,证明是假的,可是从前都说这就是周公的“建国大纲”。周公的事,虽然不能完全证实,可是有几种制度,确是由周代起而渐渐树立的,其一,是封建,即将全国土地分为若干单位,分配给贵族和功臣们,让他们全权管理,但仍然要听中央政府——天子的号令,他们是以天子的代表而存在的。被封的,叫做诸侯,这是我们在初中历史里就读过的。其所以要封诸侯,一则因为土地面积大了,天子一个人照料不过来,分给自己一家人大家负责;二则可以借此镇压了被征服的敌人。譬如周把商赶到东方,(原来商在河南,周在陕西,那时周占了河南,商人被迫东移,大约到了今日山东一带)就在周围封了好几个贵族来监视他们,周公封于鲁,(山东东南部)康叔封于卫,(河南东北部)召公封于燕,(河北)整个包围呃敌人区域,这几个诸侯全是和天子血统最近的。这可以说是家庭的扩大,根本是由一个祖先之下分出的支脉。他们为了使家庭制度——亦即团结一个祖宗的子孙以形成一个势力——巩固,又有一种办法,就是确立宗法制度。我们今日所见到的古书中宗法制度,(如《礼记》)说得那样完备,应该是战国以后的话,不过在这些记载之前,社会上大概已经流行着这种组织了。宗法制度的要点,要把一个祖先的子孙,分别了亲疏远近,各自享各自的权利,各自尽各自的义务。长房长子是正式承继香烟的人,他应该负起大责任,照料本族各支。可是一个支房,又是他的长子本负本支之责,如此下去,形成一个有系统的血族网,在这网里的人,大家共同敬一个祖宗,就该互相扶助,互相亲爱,如有外来势力,共同应付。这便是我们中国社会的基本细胞,也是国家形成的重要原素,说起其来源,是由于祖先崇拜,也就是由于我们肯于信古。

时代愈久,祖宗的偶像化愈甚,也就更不容我们怀疑。这种心理的演变,就成为凡是古代的东西都好,因为古代就是我们祖宗的时代。祖宗的大帽子,谁也不能反抗,反抗就是不孝,不孝比什么罪名都大。

四 作伪者——信古心理更进一步的利用

美国作家辛克莱(Sinclair)在他的文学批评《拜金艺术》里有一句话,“一切艺术都是宣传”,“All arts is propaganda”有许多人骂这句话过火,我却觉得很有道理。不信请看,在今日世界上,哪一种作品不代表一种思想,一种倾向,或者反对某种思想倾向?中国唐代的韩愈所说“文以载道”,正有相同的意味。从前政治家还忌讳宣传,说“为政不在多言”,如今政府里公然有宣传的机关,经常干宣传工作,一切艺术部门——小说,诗歌,图画,剧本……无不被采用为宣传工具,辛克莱的话,好像成了他们的宗旨了。

现代如此,古人也如此,不过方式不甚相同而已。古人当然没有发传单贴标语这一套,可是人类文化到了一定的程度,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理想,主张,都希望拿来实行,于是就有了“自我宣传”,在自我宣传时,是要利用到一般人信古这个心理弱点的。

历史中所记的周代有八百多年,可是到了一半的当儿,周天子的势力已经不能控制诸侯,那是因为生产方法有了长足的进步,农业发达,大的诸侯国力雄厚,就起来吞并或是控制小的。他们并不是完全忘了祖先,而是几百年之后,感情不免冷了,而况诸侯之中,也不完全是天子同姓的贵族,有许多是异姓功臣之后。在这里,我们必须明白,所谓异姓功臣,其实起初就是奴隶,因为他作奴隶忠实而又比较聪明,就攀到诸侯的地位,好像许多大家巨族的管家一样。在每个诸侯的下面,又有卿,大夫,士等阶级,他们与诸侯的关系,也仿佛诸侯与天子,——是给诸侯全权管理事务的,一层层下去,大夫伺候卿,士就伺候大夫,贵族们是这样的排列着一个等次,居于最下面的则是农民,即所谓“庶民”。他们是卖力气给贵族生产的,绝对没有知识。

可是翻身的时候来了,天子腐化了,被贵族控制,贵族们本身也逐渐腐化,而政权逐步下移,终于小百姓也挺起腰来,他们生产方法进步了,可以有些富裕,便也学一点知识,渐渐成为知识分子,想要在政治舞台上出出风头。登时,这个社会就点缀得空前的热闹。这就是周代的最后二三百年,春秋和战国时期,尤其是战国,许多由平民转化的思想家全出现了。

为了把他们的主张说得有根据,至少可以不使人发生反感,他们就瞄准了人们崇拜祖先信仰古代的心理,硬说自己的办法,理论就是古人的。譬如孔子和孟子这一派——许多人说他们代表着没落的贵族——就抬出尧舜禅让的事来,孔子以前,尧舜的事还不大流行,就是曾经说到古代的帝王,也是一套传说的神话,绝对不会有那么高尚完备的人格,可以说,孔子以前传说的古代帝王,人类的远祖,全是神化了的,(如大禹的平治水患,完全把他神化了。)到孔子以后才开始人化,而这种人化的观念,都是有作用的捣鬼造谣。反正古代没有正确的历史,随便怎么说全可以,所以我们就常常发现一个故事的不同说法。由这些矛盾里便可以看出造谣的痕迹。仍以尧舜的事为例,孔子对于他们只有虚无缥缈的颂扬,(论语尧曰篇有纪禅让的话,但不可信,这篇是汉人作品。)孟子就给他编了许多故事,尧的臣怎样,舜的父亲怎样,弟弟怎样,尧死了以后四岳(人民代表)怎么举舜,舜以后又怎样举禹。……夹在孔孟中间的墨子,则说尧舜的“禅让”纯粹是当局为国举贤,不是人民所举的,而且不曾说到舜把帝位让禹的事。孔子是尊天敬君,要维持旧秩序的,就说“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墨子是主张谁有本领谁就来作领袖的,(所谓尚贤)就说尧把舜提拔出来作首领,因为他“贤”。孟子是主张民贵君轻的,合理的帝王应该以人民的一件为意见,就说舜和禹全是人民所拥戴,尧虽有儿子,也不能不顾及到人民的意见。……诸如此类,每一派全制造了自己的偶像,竭力鼓吹,与其说是讲古人,不如说是讲自己。这种把古代历史和政治拉在一起的风气,到汉朝还有,所以汉朝也是一个制造古代历史的时代。然而因为当时人很少历史观念,只有盲目的信古心理,所以就把这些当作真实。等到他们的著述流行得久了,而且像孔孟的书,经过汉以后政治上的提倡,不但是史料,而且成为“经”书,经书是天经地义,不能变更的,本来他们所制造的都是偶像,现在连他们本身也成了偶像,就更加没有疑惑的余地。古人对于历史本不负责,他们的话,不过信口开河,随便拉古人来作今人的榜样,好的便是“劝”,坏的便是“惩”,——即如相传孔子作的鲁史春秋,也是充满了主管的“褒”“贬”,认为对的,是一种记法,不对的,又是一种记法。假使这话可靠,在今日的史学眼光看,这种历史就太不忠实,因为完全是一个人的看法呀!不料,这种不负责的,不忠实的古代纪录,凭藉中国传统的信古观念,居然成了最可靠的历史,差不多延长了二千多年,没人敢来动摇他。

五 人类的醒觉——从信古到疑古

大多数人都在古代的离奇传说里,或一部分思想家制造的谣言里迷惑着的时候,居然也有头脑清楚一点的,感觉这些说法有漏洞,这些人真有如黑暗中的几点星星之火,其光明愈加可贵,而且这几点星火,终于大放光焰,照彻了全部古代历史,使我们多少接近了一些古代的真相。

战国本是乱造历史的时代,可是就在当时,便有人表示不相信,如荀子就不信尧舜禅让的说法,认为是“虚言”;即孟子自己也说过,“尽信书不如无书”,劝人不要完全迷信书中记载,这就分明声明了他自己的话不是完全可靠。更早些,孔子的大弟子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纣本是商代的亡国之君,说他不善的,当然是周代的征服者,这里面政治作用很浓厚,可是直到今日,我们一说暴君,还用桀纣作例子呢。依子贡的话,纣何尝那样坏?可是他的话用意不是辨别历史,依旧是用来劝人,主要在“君子勿居下流”一句话。此外,韩非子(战国末期)是攻击信古最厉害的,他主张一切办法,思想,全该随着时代走,古时总没有后来进步。因此,他也就对于孔孟和墨子的制造古代偶像大加反对,关于尧舜的事,他曾说过,儒家所讲的尧舜和墨子所讲的不一样,尧舜是不能再生了,谁能断定他们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呢!(显学篇)这种敏锐的看法,实在了不起。

西汉有位刘安,作了《淮南子》一书,常有分析人类信古心理的话,很是透彻。(修务训,泛论训,俶真训等篇)

东汉有位王充,作了八十五篇《论衡》,对于世俗的传说,加以不客气的攻击。可以说是疑古的一尊大炮。他说经书史书里有许多话是夸大的,传讹的,(书虚,语增,艺增等篇)世俗的迷信,也不合理,他个人就不信鬼怪。(论死篇,订鬼篇)唐宋以来,随着思想的进展,疑古的人越多,宋代本来都是道学家,好像应该最崇拜古人,其实并不。他们倒很有胆量反对古人的错误,而妥求“圣人”的真相,朱熹就是一个。他觉得经书中所附的汉人注解,全是附会的,譬如诗经里许多民歌全是恋爱的诗,而汉人都当它是赞美政治或讽刺政府的,朱熹就把他们推翻了,而痛痛快快的说是“淫奔”之诗,淫奔两个字,虽不是好话,但其意义,就是男女相爱,他曾给许多种古书从新作了注解,完全按他的主张,不以古人为标准,虽则有时太主观,可是有胆量。

清朝是中国学术的实证主义时代,若干学者都知道运用科学方法来订正传统的错误,考出原始的真相。只是,可惜他们究竟打不破崇拜古人的迷信心,他们所反对的是宋代理学家所讲的空话,他们崇拜的是汉代人,以为汉代人离孔子不远,说法一定不会错,故他们的学问,又称为“汉学”。却不知汉人一样荒唐,而且顶顶迷信,常常讲些不伦不类的胡话。他们等于没有跳出谣言的手心。

敢于对汉人开大炮的,是戊戌政变主张维新政治的主角康有为。我们在历史里知道他是一位初期政治改革家,其实他的改革,不止政治,对于学术的贡献更大。不过,他在学术上的主张,与在政治上的主张是相关联的,也可以说,学术的主张,就是他的革命哲学,是政治行为的原动力。

他写了两部不朽的著述,《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关于他们的内容,我不能在此详细介绍,但其大旨,可以谈谈。他首先提出上古的历史是无凭无据的,我们今日所看到的,大致全是战国至汉代的学者们所编造。为什么要编这些“伪史”呢?主要是为了政治作用,像前面我所提出各家对于尧舜不同的纪载,就是他的意见。他认为那时孔子要改革政治,就制造了尧舜这些偶像以镇压一般人的反对。不但孔子,和孔子同时及以后的思想家,没一个不用这种手法。这是孔子改制考的大意,这种改制,(改革政治制度)叫做“托古改制”。至于第二部书,是为了打倒流传了快到两千年的《左传》和《周礼》,他证明这是王莽时刘歆搞的,王莽篡位,国号叫“新”,故称之为“新学”,以表示他够不上“汉学”,有看不起的意思。刘歆为什么要作这种事,说来话长,主要也还是为自己可以升官发财,因为在这些书里给王莽立下篡位的根据。

康有为是想辅助当时的光绪皇帝打倒顽固的西太后的,但西太后周围,自有一些腐败守旧的亲王大臣给她保镖,他们互相利用,眼看国家就要垮台。康氏这些书,当然有点针对了顽固派说话,顽固派最大的偶像是孔夫子,孔夫子是要“率由旧章”“述而不作”的,而且最忌讳“用夷变夏”,(以外国的方法改变中国方法)守旧派拿这个作对付维新派的挡箭牌,经过康氏这一来,孔子不但不是顽固分子,反而成了革新祖师,就使得他们没话可说。——因此,后来才有人开康氏玩笑,呼他为康圣人,言其以孔子自居。

康氏的君主立宪主张,“保皇党”组织,不久就被民族革命,民主政权的浪潮打下去。他以一个极维新的人,后来竟变成守旧分子,成为革命对象了,时代是如何不留情!但是他的政治思想虽然不行,他的学术主张却掀起了历史研究的新潮。

自民国成立,时代划了一个新界限。以民国八年的五四运动为中心,思想界又形成一个崭新的壁垒,始而旧的还在挣扎,不久,就和太阳下的冰雪一般,完全消融。五四带给新青年的思想,主要是科学精神和民主政治,即所谓赛先生(Science)和德先生(Democracy)。这两种精神反复激荡,才有今日的思想界和政治的恶斗。别的不谈,我们只谈史学。

第一位受了康氏影响,又受了胡适之先生所带来的“实验主义”浸染,起而对于古史表示怀疑的是顾颉刚先生。我们看看七册九大本的《古史辨》,几乎多半是他领导的成绩。时间很巧,恰好五四后的第一年,民国九年,是他疑古文字最早的编年,(见《古史辨》第一册)但到民国十二年在《读书杂志》发表《与钱玄同讨论古史书》,才正式有系统的提出他怀疑古史的意见。他最初怀疑的是在传说中神通广大的夏禹,认为这是一个神,而不是人。登时这说法就引起热烈的辩论。由禹而上溯尧舜等古代系统。顾氏的论断到了十八九年以后渐渐成为一确立的学说,他的《三皇考》,《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及《战国秦汉人的造伪和辨伪》,都是非常有价值的,打破了若干搅不清的迷惘和混沌,使我们对于荒远的古代,有了鲜明的视野,可以说,通往古史这条路,好像长满了荆榛,没法子涉足,顾氏的功劳是清除了这些障碍,使我们认清路数。他的基本主张,是“层累造成古史说”,古代传说本是顶简单的,传得久了,人们有意无意加以修饰,于是越弄越复杂。不但古史这样,流行于现在的民间故事,民歌也这样,譬如民歌里的孟姜女哭长城,从古至今,就有了许多变化,而各省的哭长城又各不相同,不过他的母题,总离不开一个中心罢了。,我们看旧小说,亦复如是。《水浒传》的祖本是南宋时一个叫做《宣和遗事》的书,内容简单得很,人物也没有那么复杂,可是经过说书人及编者一加再加,如今竟成了洋洋大观的一百二十回!《水浒传》的历史不过五六百年,而古史则有二千年以上的增改,当然会使我们更感到迷惑了。

那么,也可以说顾氏的工作,多半是偏于破坏的,要想建设,当然先得破坏。现在我们再看看建设一面的成绩。

干脆说,古代书籍的纪载,若没有真的“物证”,简直就得全部怀疑。幸而古代的物证竟陆续的出现了,例如前面我索举过的殷代甲骨文和殷周以来的青铜器。——甲骨文的数目没有确实统计,大约总有几万片;铜器的数量超过五千——我们可以从里边看,到底古书的纪载有多少靠得住的。

第一位作这工作的是王国维先生,他用甲骨文里所记的殷代帝王名号和汉代司马迁所作的史记对照,发现史记的纪载十之八九可信,有根据,于是,商代的史实就有着落了。但夏以前的古事,还找不出多少影子。王先生作学问虽然头脑很新,但他的政治思想是旧的,他仍然自居为清朝的人,不幸这种思想与现实的矛盾逼得他自杀了。

他的方法,也启示了不少的学者。最有成绩而给中国古史建设起新面目的是郭沫若先生。我们都知道郭先生是有名的新文学家:诗人,剧作家,兼小说家;却往往不晓得他在古史方面的伟大成就。他的天才真是了不起!因为他了解西洋新兴的社会科学和唯物史观方法,自从民国十五年他和政府政治意见不合避往日本之后,就专心研究古史。他首先用莫尔干《古代社会》和德国恩格斯(Engels马克思的好友)《家族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各书中的说法,来估量上古的中国社会,果然给他说出了许多极新颖极透彻的见解。他对古代文字的认识和解说也有极惊人的成绩,最先发表了《甲骨文字研究》及《殷商青铜器铭文研究》,又根据了这些材料写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可以说是中国第一部用新观点写成的古代史。他的议论也许还有可商量之处,但自从这种方法一出现,立即引起史学界莫大的兴趣,接踵而起的同类著述太多了,恕我不一一详述。《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一九二八年初版的,到今年整整二十年,倒是一件颇可纪念的事。

自从《古史辨》出版,我们的历史再也不讲什么盘古氏开天辟地,天皇地皇人皇人头蛇身的话了;自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我们又知道按朝代分段的历史不对,应该按照社会进化的情形分段,这都可以说是历史界的里程碑。

 

原载1949年《中学生》总208期。许宗褀先生提供。黄恽先生整理录入)

Filed under: 由信古到疑古(史学讲话) — 雨文 @ 2011年10月11日 8:3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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