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纪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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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天时•地利•人和”

纪庸

这是孟子上的两句话:“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是主张王道主义的,王道的意思,就是不以武力征服别人,而以仁政感化别人,所以他特别注意到“人和”的条件,说现在的话,就是受群众拥护。有了群众,即使没有险要的“地利”和好运气的“天时”,也可以完成王道。

听到三国演义故事的人,都有一个观念,曹操得天时,孙权占地利,刘备得人和。这正表示群众同情了刘备,因为在三国分立的条件中,曹操的地方最大,刘备的领土最小,但刘备居然可以抗拒了曹操的压倒优势,这是为了什么?一定要有群众。事实上我们考查一下那时代的地理环境,刘备所据的“巴蜀”,所谓“天府”之国,出产丰富,山河险固,进可攻退可守,何尝不是地利呢?孙权“三世有东吴”,他父亲哥哥全是江东一带的大封建领主,大的地方势力,有同乡的关系,亲友的关系,这个宗派观念有多浓厚,难道不是人和吗?至于曹操,利用了他们的政治手腕,占据整个黄河平原和淮水流域,以地利条件说,再没有比他更够的了。即以人和而论,他用金钱利禄收买了许多文人策士,他们全会给他效力奔走,当然也算有了些群众,如此说来,天时地利人和的说法,是不可以孤立的,与其说是古人条件,不如说是我们意想中的条件了。与其说是惟一的条件,不如说是重点条件。

再进一步分析,“天时”,就是时运,在今日这是不成问题了,因为这是封建时代的迷信,一方面是人民大众还没有充分的知识,一方面是历史人物的利用群众弱点,所谓“历史循环论”,“帝王符命说”之类,全是基于这一点出发的。从秦汉以来的专制封建帝王起,直到民国以后窃国的大盗袁世凯止,全是把这套手段来愚弄群众的,而群众也有好多人乐得受愚。主要还是那些帮闲帮凶的士大夫在宣传粉饰这些“不经之谈”,更加强了人民的迷信。皇帝是“真龙”,宰相也许是“文曲星”,大将就是“白虎星”,你愚笨的人民怎么会有资格反抗?若是皇帝混账了,(皇帝十分之九是这样)第一是“君主明圣臣罪当诛”,第二是“遭劫在数,在数难逃”,老百姓的夙命论打击了他们的反抗意志,配合了他们落后的停滞的小农经济。黄巢杀人八百万,是劫数,李闯王作不成皇帝,是没有那个命!这是解消人民起义最好的法宝,是巩固特权阶级统治的最有力符咒,两千年来,我们几千几万万农民,受够了他的欺骗,可是如今已揭破了这个秘密,我们开始扫荡了此一封建符咒,广大的农民,先进的工人,挣脱了自己命运的枷锁不但自己革命,而且在领导全人类的革命了。这里我们反而发现了许多知识分子,还不能洗涤清爽个人主义的机遇论,他们大半是在等待,在企图不费吹灰之力而享受革命的成果。历代的帝王,只要想成功,谁不求贤下士,把读书人捧上三十三天?如果有一个看不起读书人而遭逢失败的,这就成了知识分子渲染的好材料。刘邦朱元璋本是穷苦农民出身,看不起酸溜溜的书呆子,但后来禁不住他们的煽惑,终于接受了这些阶级的“谋略”,脱离群众,把农民革命一百八十度转弯,成为换汤不换药的内战,(当然,我们也得说这有社会的条件在内,不完全是人事关系)始而读书人对他们是看成盗匪的,到这时候就捧成大圣大贤了。汉武帝为了加强专制统治的下诏策士,朱元璋为了养奴才的太学养士,以及唐以后的制科考试,在读书人看来,全叫做“遭逢明时”,“明时”就是表示自己已遇到好运气,只要“胸罗万卷”,自可“腰金披紫”,好像是沙砾里的金子,闪闪发光,还愁遇不到识货的人吗?此种思想再发展便是投机取巧,和隐晦待时,街头是上的文王八卦摊子,星罗棋布,善观气色的相士,也大赚其钱,他们的生意建设在什么上?就建设在知识分子的运命论心理上,他们不会自己制造或改革运气,而专门等待三顾茅庐,或者等待“时来运转”,真是怪事!所以,“天时”一念,不能说因为科学进步而完全消灭,更不能以为革命来了就头脑一新,我们应该相信今日大多数人还在把革命的本质,看成改朝换代,并没有明白今后将是工农大众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他们还在作着时来运转骑在人民头上享福的美梦哩。

地理的因素不是决定历史进展的绝对条件,这是历史唯物论里的基本规律。为什么?因为创造历史的主要因素是能够创造生产品的劳动力,没有劳动力,即使有多么好的地理环境,历史也难于发展的。可是过去的史学家却歪曲的加重了地理因素,把他看成决定历史的重点。这里我们把地理条件分成两类讲,一类是指战争中的天险,一类是指建国的自然富源。战争进行中间,自然得把“险要”看成重要条件,中国历史上有好些很惊险的局面,似乎都是被地理上的天险解决了的,仍以三国演义为例,赤壁之战,曹操的八十万大兵被长江给挡住,淝水之战,苻坚强调自己的军队一找□可□□□,不料也□□□□□□□□□□□,又如诸葛亮六出祁山,北伐所以不能成功,主因也在山岭重叠,交通不便,给养不能接济,这也是地理上的险要问题。可是我们再提高一下,这种条件是不是绝对的呢?假使是绝对的,东吴和东晋应该永远亡不了国,因为长江的天险永远是他们的,巴蜀虽不能逆攻别人,别人也应该没法子进攻他,然而王濬的楼船,居然使“金陵王气黯然收”了,邓艾偷渡阴平,西蜀的君臣也袒裸舆榇而投降了,天险的条件,又哪里靠得住呢?古远的史实也许我们缺乏趣味,拿最近的例证来说,蒋介石政权何尝不以长江为天险呢?他们更比东晋东吴的条件美备,有炮台,要塞,又有海军空军,这些全是解放军没有的,理当解放军永远渡不过长江了,可是不到三天工夫,解放军不但渡过天堑,而且席卷了京沪线,难道这全是奇迹吗?解放军真的有呼风唤雨的军师吗?大家一定会回答一个“不”!——这充分证明了天险不是决定战争的绝对条件。

物质环境对于建国的重要在表面上是不容否认的。我们的历史上常常自吹自擂地说:“中原文物之邦,”而把边疆人民称之为“蛮夷”“荒徼”,中原为什么有文物,这是地理条件呀!边徼为什么蛮夷,也是地理条件呀!我们在历史原理上有许多类似的原则,什么双子河是文化的温床,三角洲是人类进步的基地呀等等,我们没有理由把它完全推翻,可是我们却万万不可以信以为有了这般天然环境就会有进步的文化;一切文化由人类的劳动创造,没有人类的劳动,多么肥沃的土地也不会长出谷物的,赵树理有一篇小说《地板》,诸位同学想已读过,这是说明劳动条件的最好作品,把地理条件作为文化优秀绝对条件的说法,该当是封建社会及资本主义社会庸俗的学者给统治阶级保驾的,好像美国是世界上资本主义发展得最凶的国家,为了要压制一切弱小民族,便把地大物博来吓人,说明钢铁产量第一,煤油产量第一,粮食第一……一大串的第一,这种夸耀,无非是说,我有这样大的实力,你们还不俯首帖耳听我指挥吗?连我们中国过去那么不争气,也很喜欢以地大物博自炫,——其实是阿Q,是自我麻醉。在古代,则是拿这个否定了少数民族,作为征服他们的张本。抗战前后,因为感到这个地大物博的国家,竟不能抵抗区区三岛的日本学者们便又从种种方面强调我们是“地大而物不博”,油矿煤油啦,铁矿煤矿也不多啦,这一类专灭自己威风的说法也很有一些人被蒙蔽了。假使美帝国主义者的自夸狂是为了吓倒他的崇拜者,那么,我们对于地理环境的自卑感就养成了倚赖帝国主义者的软骨病。试看最近因为帝国主义者对上海的封锁而感到困难没有法子克服,天天在那儿害着恐美病乃至对美国害着相思病的人们,大约全是受了这个影响。当然,我们不自卑,也不自夸,像从前一些盲目的地大物博论者,或古来用夏变夷论者那样。我们对历史的进展主要还得看本身劳动力的组织作用怎样,假如我们能够自发自觉的运用广大人民力量,地理的条件,没有不可以克服的。左传上说楚国的祖宗“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殷周的祖先,开发了黄河盆地,大规模种植农作物和牧放牛羊,诗经上有好多篇是歌咏这些故事的,凡此种种,全证明了我们四千年文化,实在乃是劳动大众的结晶,并不是江河湖汉自己会生产出来的。再看苏联在一九一七年革命以后,曾长期受帝国主义者包围封锁,他们的地虽大,但一般人都会想到那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不会对建国有多大好处,然而两次五年计划之后,不但在寒冷的西伯利亚,也矗立了冲天的烟囱,而且在北极附近,也可以把改良品种的小麦种下去而得到可观的收获。在对纳粹德国作战期间,西伯利亚尤其尽了莫大的责任,这样的地理条件,更足以表示出来劳动的效能。

历史的主人是谁?传统的说法是统治阶级。我们看:司马光把他作的编年史叫做《资治通鉴》,这个“治”,就是统治者对人民的管制。用文言说,管制得好,就叫做“治”,不好就是“不治”。但不论好坏,其目的只是为统治阶级的少数人谋利益。这少数统治阶级是随社会进化的性质而有不同的。如果我们稍有社会发展史的常识就会晓得,奴隶社会时代的统治者是贵族,奴隶主,封建时代则是封建贵族,大地主,资本主义社会则是资产阶级。也许在范围上有扩大的趋势,例如封建社会以来的士大夫官僚,也就是爬上了台盘的知识分子,这一类骑在人民头上的统治层,数量是很大的,蒲韧先生的《二千年间》有过统计,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数目更大于士大夫,不过任凭怎么扩大,总是少数人的,不是通过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司马光的书,给什么人资“治”呢?无非给这些人罢了!给他们说教,告诉他们用什么手段总可以麻醉人民,可以得到人民的爱护,也就是所谓“人和”。孟子的意思,和这个没有本质的差异,他甚至于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话,这个是不是就可以证实孟子是民主呢?绝对不可能的,孟子生在封建社会里,他很难有与这社会本质相反的思想,他跑来跑去游说诸侯,要这些诸侯贵族行仁政,行王道,也只是为他们想一个釜底抽薪的统治办法,可以更巩固他们的地位罢了。我们应该知道孟子的时代,正是封建社会阶层本身在起着变化的当儿,因为机器发明,种田的技术大大进了一步,许多封建地主下的农奴们翻了身,成了知识分子,逐渐挣扎而成了士大夫阶级的一员,他们□□□□□□□贵族进攻,□□□□□□□□间,诸侯本国之内,频频起着内战,孟子曾说:“争城以战,杀人盈域;争地以战,杀人盈野”,这是多么可怕的现象,所以他提出这么一个比较缓和的办法来,想用微温的人道主义,解消无穷无尽的血腥战争,试问这个能够说服那些“贪得无厌”的贵族吗?故“人和”只是一句空谈,不发动人民大众的力量,一切全是幻想的,为少数人谋利益的。

社会进展是人民劳动力创造的结果,所以只有人民才配作历史的真正主人。过去一切劳动的成果,可以说全被少数人剥夺了,他们侵占了全部人民的利益,然后拿出一点汤汁来,行什么“仁政”,博几声知识分子帮闲者的喝彩,让无知的人民念几声阿弥陀佛,万岁爷皇恩浩荡,这种“人和”我们是不需要的!

过去历史的任务是如此,所以查遍了汗牛充栋的史籍,很少纪录人民大众的事,只不过皇帝的起居注,大臣将相的行录,内战或侵略的血腥录,有人批评二十四史是“相斫书”,这是很正确的。(也有人说二十四史,等于二十四部家谱)有些人民起义的英雄,被打入叛逆流寇一类里去,是应该“剿”、“杀”的。这几千年来的蒙蔽真厉害,使人民本身也很难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宋江在梁山泊起义,反抗贪官污吏混账政府,施耐庵写成了一大部有血有肉的小说,在宋史里却不过区区数十字,假使没有小说,这些人民英雄就完全埋没了。相反,对于那些屠杀人民的刽子手,只要他们成了功,作了皇帝,代表了封建地主的利益,和他们一道压迫农民大众,立刻就可以颂扬德政,把他尊成神功圣德的太祖高皇帝!如此说来,我们简直可以说三千年来的史册,全是本末倒置,把真正的强盗当作主人,而把真正的主人看做强盗的。“人和”两个字,正可以表示出他们的伪装与真像。

话说到这里,是不是过去一切历史都该丢到毛厕坑里去呢?这又犯了幼稚病。虽然旧历史里没有充分纪录人民大众的生活,但正可以从帝王和贵族的生活与动态中,看出农民大众所受的苦难,这只是我们的立场和观点正确,就可以从历史的海里钓出我们所需要的鱼。

 

原载1949年《中学生》总215期。许宗褀先生提供。黄恽先生整理录入)

 

Filed under: 论“天时•地利•人和” — 雨文 @ 2011年10月11日 8:1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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