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纪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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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考试

果厂

[此文前半部分缺失]

资格。那时人所以将读书人看得特别重的原因,即在书生有考试的机会,也就是有变为国家要人的可能。所谓“白手致公卿”即是此意。孙中山先生曾说过真平等是将圣贤才智平庸愚劣之士,都放在同等基础上,让他自由发展,而各得其正当的归宿之谓,我以为过去的科举考试办法,颇具此种精神。虽然那时也限制某种人不许参加考试,如倡优隶卒之类,然究竟是少数之少数。作为中国国民最主要成分之农民阶级,差不多是全部都有与试资格的。至于考试方法之不当,如专以八股试帖诗取士等,那是技术问题,不能推翻制度本身,国父所以要在三权之外加上考试之权,也可见他对科举制度本身并不反对,——现在常有许多人反对科举,其实是不对的。科字的意思应是科目,汉晋有所谓孝廉、方正、茂才、明经、贤良、直言极谏等科。举是选举,在考试制未行以前,人才登用,都是由地方官及绅耆按所定科名选出,贡之朝廷,所以叫做“选举”,后来虽用考试,但名称未变,今日的普通考试,高等考试,与过去的科考,名异实同,不过所考科目,大有分别而已。自考试制度盛行后,学校制度几于废止,首都有国子监,府县各有学,事实上都是空的,掌管地方学校行政的人,如教谕训导之类,也都变作空衔,视为闲曹冷衙。读书的人,只要自己请了先生,学会八股制艺,即可应试,应试及格,就算有了功名。即如“秀才”,本是读书人的入学试验,此试及格,方算列入学校的学籍,以后每年有岁试,每月有月课,到第三年,要会齐考一下,故曰大比之年,考及格的,名为举人。有了举人的资格,才能到礼部会试,和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殿试以后,还要在翰林院受训若干时间,然后再考,(名曰散馆)方能按名次前后派给职位,最到的留在京城作编修修撰,最低的则分发各县为县令,其次第之严格,殊非今日所能想象。但是一般人常常将秀才就看做正式功名,作了秀才的人,也大半不想进一步的去努力求学,而在乡间作威作福的当起土豪劣绅来,这都是因为国家太不注意读书,只注意考试所致。秀才虽算开始入学,其实无学可入,也无课可上,要想上进仍然得在书中自己请教师研究,这一点可以说是科举制的绝大毛病。也是因为那时无论何种考试,仅注意第一场所考的八股文(或曰时文)与试帖诗,其余的策论经义,反而视同赘疣,无人深究,故读书人只须揣摩八股文字,其他实际学问,一概可以束之高阁,因而学校教授,也就成为不必需!此种办法,不特今人以为不当,就是当时有识之士,也未尝不认为杞忧。自清代中叶以后,各省书院风起讲学,这便是看清考试之制,不能培养真实学问,要想藉此补充的意思。在书院里,读书必有记,考课极其认真,所讲科目,像经学、史学、经济、政治、历算之类,皆为实学,如最为今人所称道的广东学海堂等,实可称为组织完密的大学,我国文化之不致断送于科举制度者,书院不能不算“与有功焉了”。

胡适之先生批评科举说:“政府可以不费一个钱的学校经费,就可使全国少年人的心思精力,都归到这一条路上去。”这话一半是讽刺,一半也是赞扬。试看今日学校教育之推行,虽然政府费了很大的人力物力,但所收效果,并不如理想之圆满,其症结所在,即因无完密的考试制度以宣导其出路,自入中学时起,就焦忧着“毕业即失业”的问题,有人甚至为了出路,连自己的趣味个性都要牺牲。明知自己爱好文学艺术,但当此文学无用之时,还是学商吧,或是学农吧,于是只好硬着头皮去念海上保险商业簿记畜牧学了,我看了这些学生,一方面是替他们悲哀,一方面是替学术前途危惧!假定国家的考试制度,成为强有力的后盾,造就一种人才,一定有一种人才的用途,又何致弄成这样矛盾现象呢!况自晚清以来,初则困于捐纳的人过多,正途考试的反为所挤,及至民国成立,军阀擅权,更变成枪杆独尊的畸形状态,不问资格,不问出身,只要有巴结谄媚的本领,或有有力者的推荐支援,便可青云直上,考试一事,早在打倒科举的口号下,被判处死刑。实在五十年来政治不上轨道,人心日趋堕落。颇与此不无关系呢。

科举时代因考试的重要,对舞弊制裁极严,所有主持考试人员,既由国家特派,即考生入场,也都有严格的搜检,不许挟带片纸只字。如有舞弊贿买等事,当事者定处死刑,例如清顺治十四年顺天府乡试,因考官李振邺等受贿,被杀者七人,妻子戍边。又江南主考方猷钱开宗,也因贿通关节被查出,斩首者十六人。咸丰八年,顺天乡试,有关节情事,(那时盛行的舞弊办法,是‘条子’,考者预将自己文章的一段写成纸条,特别注意起承转合的虚字,分别送给各主考人,俟正式考试时,其文内必用如前的虚字,而考官亦可以藉此认出本人的卷子。原来科举时代,为防闲计,除用糊名法外,并将考生试卷用朱笔另抄,再交阅卷者评阅,以免认出笔迹或标记等。交条子的人,或在虚字上加两圈或三圈,意思就是说,如取中可送银二百两或三百两。)正考官大学士伯(柏)葰,竟至弃市,被株连的不下数十人,这不过举两件重大的案子,其比较细小的,还不胜枚举,此可证考试在那时是如何严重的事,要看现在学生和教授对于考试的轻忽,与那时确是不可同日而语。除此还有所谓磨勘的办法,即对于已经取中的试卷,再加一番研究考查,看看有无问题,倘如发现毛病,士子黜革,考官仍要问罪。清末有著名磨勘官梁僧宝,曾磨下去许多人,当时称之为魔王,(因魔与磨同声)若磨勘官疏忽或苛细,也一样被处分;每次考试完毕,不知有若干人连带受福或受祸,举国上下,岂有不把考试当作“抡才大典”之理!俗语说得好,“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倒是很好的写照。

我说了这些陈旧的故事,并不是要提倡科举,只是觉得古今考试制度与精神相去得太远了,尤其是认真精神与敷衍态度的对比。假如我们根本不要考试,也就罢了,不然,就还需要严格与认真。像我在大学那样,现在想起来,简直是罪过。这一时代,已经不是青年人放荡自由的时代,我们应当自动的锻炼自己,不必等待督促。同时,即是有了自己锻炼的工夫与决心,也就绝对不怕什么考试,甚至还可以欢迎考试。

   (原载1943年《中国学生》第2卷第2 期。黄恽先生提供)

 

Filed under: 谈考试 — 雨文 @ 2011年07月10日 12:4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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