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纪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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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风雨记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果庵

自我到江南,转瞬已三年了,中央大学复校三周年的日子,也差不多就是我到南京三年的纪念日。我于民国廿九年四月廿八日晨由北平动身南下,三十日正午抵下关,因为铁路出了毛病,所以多走一天,那时距中大复校会成立只差半个月,不过我当时作事的机关,是教育部,虽与中大复校会属于一个系统,实不相往来,且我在京,熟人可说一个没有,每天除办公外,形影相吊,上海一带朋友讲的话,那时还不能懂。记得在教育部楼头看紫金山上的濛濛细雨,和听了阴阳营宿舍的阁阁青蛙,不知惹起多少家乡的思念!这时的复校会,大体都是从前南京大学筹备会的旧人,现在统计起来,仍留在校中服务的,竟是渺如星凤了。人事代谢,在这米珠薪桂的年头儿,真有想不到的速度。我来的那年,大米卖三十元一石,面粉十元上下一包,普通一菜一汤的客饭卖四角钱,教育部职员的包饭一餐不过八块钱,尚有鱼肉可吃,但久住南京的人们,已经叫苦连天,在概叹物价的奇贵,仿佛较比八元一石的米价,相去太

远了,哪里知道当年冬天米价已涨至六十元一石,而三年以后的今天,且达三百元,上海还有一千元以上的纪录,所以不用拿别的说,单是把物价作资料,活在这三年里的人们,已经比活三十年三百年的经验还要多了。有人在抱怨着自己运气不好,为什么赶上这么一个时代,我则觉得这也是一种幸运,说不定我们将来会有更高的物价纪录,那时回忆起三百元的米价,犹如今日回忆三十元时期一般的难得,杜牧阿房宫赋云:“后之视今,亦如今之观昔”,在此刻也未尝不可应用啊!

三年之间,我在中央大学可谓无役不与,即以所担任过的职务说,大约全校同仁二百人中,如我变化之多的,恐怕很少。我常说,我情愿作人事中一味“甘草”,只要发生什么不易解决的问题,尽管调我的职务,我绝对欢迎,同时,无论什么事务,只要别人不愿作而为我能勉强担任的,我也绝不推辞。中国行政机关,最苦的就是人事纠纷,而此种纠纷之症结,差不多都由于挑肥拣瘦,人人都肯退一步想,麻烦岂不少得多了?我并不是想什么沽名钓誉,只是不愿意别人为我为难,进一步说,我更愿意以我个人,解决人家的难题,好像这也是一种作人的义务。我是和樊校长一起进中大的,当初本打算担任秘书的职务,这倒是比较于我合适的,后来因为种种关系,却弄到总务处去,被任命的一天,我诚恳的坚辞许久,讲老实话,我自从大学毕业以后,就过着教读和写作生活,行政上的经验,可以说分毫没有,进教育部要算我第一回脱离粉笔生涯。至于管理财务庶务,那就连小学的规模也办不了,不要说是大学,而且是形同从新创设的大学!秦王举鼎,自绝其膑,我委实是不愿干着摸不清头脑的职务的。无奈如前所云,人事问题,顶难解决,我又是不愿意使人为难的人,于是只好咬紧牙关,答应下来。我明知道是苦头,只好去吃,我任总务,前后只有一年,但此一年光景,实在比我读二十年书所得的经验和教训还要大!我体重为这个一共瘦下去二十五磅;我是有名的顽健者,为了许多愁烦,失去昔日的康壮与活泼;我见到人生更丑的一面,明白了若干表里矛盾是事实。一粒沙中见世界,我这才体验到真正“人间味”的一勺了。

由筹备会正式改为大学,是廿九年七月廿五日的事,校长虽前几天已经发表,可是直到这天才就职。我们由山西路教育部到国府路会址时,只有我和樊先生孙挺生先生,天气很热,仿佛草草招集原来工作人员说几句话就完了。人的面孔都是生的,我在部里,有了两个月的历史,刚刚有些熟了,现在又换了一群不相识的人,还得从头熟起,而我这个干事务的,更不能不多负责任,只好在庶务处摆下一桌一椅,和那些陌生的面孔对坐起来。事务上最需要交情和“关系”,但我是分毫没有,这样干法,实属创举。此时我们最不易解决的事,就是校舍,教育部既没有根本办法,我们所出的主意又不能实行,至于原址,那是万万不能收回的,我们也早就断了念头了。我曾建议交涉昔日的中央研究院,即今之文物保管会,当时叫做“中支建设资料整理事务所”的,可是据说不易着手,因而根本没有去交涉。有人说,紫竹林前市立二中的地址可利用,已经招商承修了,忽然被阻止不能进行;国府路二八二号会址,原是东方中学,房子少得很,不要说堂堂九个学院的综合大学,即一个学院,也是困难万分,且还有编译馆教育建设会等机关住在那里,若是不另外想法,简直谈不到开学。招生广告已经登出去,报名甚至都开始了,校址还在空悬中。后来好容易奔走得略有眉目,部方原则上已答应拨给教员养成所,(即前中政校址),然而养成所已改为国立师范,如何给国师觅一适当校址以促成迁移,这又是极烦琐技术问题。似乎部中曾召集各有关机关联席会议,以资解决,是那天到龙蟠里去出席,竟一个人都不到,空跑一趟,后来听说部中意旨是国师移往龙蟠里国立图书馆,图书馆则移国府路,中大再由国府路移至教员养成所。这样走马灯似的迁让,牵一发而动全身,只要一处不动,别处连带不能动。我没有办法,只好找国师当局单独商量,几经研讨,才决定中大于八月十七号先行移入,所占范围,仅限一楼,国师则决定至八月廿五日搬。无论怎样,这总算获得一步进展,十七号我们就挥汗搬家,由国府路而建邺路,我个人也从中山北路一家小公寓移住校内。在我这是很大的变化,故能清晰的记得。廿七号学校招生,新生居然有一千左右,使我们受到很大的鼓励。考场是大礼堂,监试委员等,还有汽水西瓜前门香烟可吃,不像今日吃一顿饭都费劲,这也是值得回忆的。到考试完了,国师尚未移动,且校中还寄宿着一班中央储备银行的训练班,时中储尚未开办,直至九月一日后,才正式移交校舍各部,九月三日全部交代完毕,为了校舍,我确实出了不少汗,其间所经波折,还有许多不能发表的;只记得有一天晚上,钱慰宗先生告我说赵正平先生命我次日一早去他家商量要事,偏偏这天连夜大雨倾盆,早晨六时起床,外面水深没胫,我的房东正在走道上捉鱼。我没有办法,叫一部包车去了,到赵公馆门前,因积水甚深又门小车不能入,只得命车夫揹了进去,全部衣服,湿得淋淋漓漓。赵先生尚未起床,被我惊醒,原来叫我来正是为商量校舍的事,虽然商量的并没有结果,但雨中行车的一幕,实在是一生也忘记不掉的。

干事务是永远被误解的,所以有的人就是有血性,也会因生气而堕落下去,我觉得这很成问题。我个人脾气卞急,没涵养,不会驾驭人,没有细心,处处不合乎干事务的条件,其失败自是当然。但我觉得许多人对干事务的误解亦太不必需,由误解而发生意见,由意见而竟至冲突,很顺利的局面,化为极不安定,对公对私,均无好处。这也要算我的一点感触。还有一点,就是同仁间的互相负责与督察的精神,在事务上尤不可缺,我支配庶务课,庶务课不动,庶务课支配各股,各股不动,即使动了,也是不合轨道的乱动,这种局面,任何人也干不好。第一学期终了,同仁公宴时,我曾将学校比作钟表,同仁有如齿轮,一轮不动,全局破坏,这话大约不会有人反对吧。

农场的收拾,起初亦由我负责,那时校中所保有的农场,只太平门,光华门两处,成贤街正进行收回,大胜关则出租给当地佃户,铁心桥原有土地八千余亩,学校既无底册,又无证件,可谓无从措手,幕府山乌龙山等处林场,已童山濯濯,好多农民,垦为耕地。峎山稻作场,为当地佃农把持,道途遥远,无法收回。郑州棉作区,当然更谈不到。还有太平门的蚕桑场,本是学校产业,以前有规模很好的设备,育蚕事业,与合众蚕桑改良会合作,事变后房子早被拆得光光,本地流氓,将水泥里的铁筋根根敲去,看了伤心惨目,一言难尽。我们把他略加收拾,桑树全部整理,不意只有一年,便被友邦华中蚕丝株式会社收用,我们为这个也曾几番奔走,孙挺生先生和本校仓光卯平先生费力尤多,然终未达到目的,想起来殊觉遗憾。我个人与农业可谓全无瓜葛,让一个外行人来管理农场行政,且又没空闲亲自料理,请想会有什么成绩呢?当时农场同人,校中不负担薪俸,完全由直接收入项下支付,薪水低的不过每月三十元,高的也只七十元,今日思之,直是笑话。然他们都能苦力撑持,好在生活程度不十分高,还可以勉强过去。是年秋成贤街四十余亩的田地已收回,先由佃农开辟荒地,垦成熟田,次春,才收归校用,那时唯一可靠收入就是太平门水果,光华门一点杂粮,和大胜关每亩四五元钱的地租。但因开支较省,到年终仍余下来几千块钱,我在校务会议中提议给农场管理处同人每人加发双薪一月,因为他们实在苦得很,此事顺利的通过了。同时,自三十年起,农场薪水全由校中发放,于是,大家的职业,才算有了正式保障。这一年春天起,农场每月开例会一次,商讨改进事项,好像议决的事情不少,但为了种种阻碍,实现的却不甚多。直到暑假后,陈载耘先生接任农场主任,才有了惊人发展。

自三十年第一学期,我又教起功课来,科目是师范专修科的文字学,每周三小时,半年授毕。一年没吃粉笔灰,大有髀肉复生之感。本来我还负责给学校图书馆搜罗书籍的。开学后第一学期,陆续收进的书,差不多有四五千册,这时因授文字学关系,特别多买文字金石书籍,有一大批文字书是从北平买的,自说文诂林以下凡甲骨金石之书略备,计六七十种,不过四百元钱,去年春天,正续诂林的价钱已到四五百,记在这儿,亦可备书林一沧桑。我和师专科同学发生关系自此时始;暑假后,因事务上的事太苦痛,不愿意我的精神再作此种无谓消耗,在第四次恳辞之下,总算脱离了柴米油盐,同时农场的事也决心辞去,重理旧业,仍来授读。此期我的职务是师专科主任兼秘书,在三年中,可谓最舒适最清闲的一年。但此间所谓清闲,只是对“负责”与“费心”说,若是工作,仍还不少。顶使我头痛的,就是每天不知多少起的来客,“今天天气哈哈哈”这一套本非我所长,为了应付,不得不努力学之,也许有人说我不负责,不给人帮忙,我想大约都是此时造下的因素。中国人作事,所凭仗者,只是“活动”两字,能力如何?品德如何?都不在话,学校本不是安插冗员的所在,学生求学,尤其应视其程度,不可一味讲人情,但是写荐信的人,总是“素仰贵校规模宏大,需人必多……”云云的一套,好像有多少人也应当安置得下,而一到年暑假招生呢,请托的事情是更其为难,有些较熟的朋友,我便痛痛快快告诉他,这是没用的,虽然学校回信说得很客气,但到时是只凭分数不管人情的;假若是生人,便要唯唯否否,答应“帮忙”二字,好把他应付出去。这种情形,我想无处不然,也无人不以此为苦,但都不愿公之笔墨罢了。我在三十一年暑假中曾为《论通融主义》一文,刊之中报,即痛谈此事,可惜注意的人不多,即使是曾经看到此文的,还照常来这一套,我到底说不出来,这种现象的责任,应当由哪一方面去负责。

三十年下半年起,本校开始办附小,我被派为负责筹备人。共招学生五班,利用女生宿舍西院课室。原来此地是农学院教室,因暑假中我经手盖下一所新课堂,(即新生堂),农学院移至校本部,所以这里空了出来。办小学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尤其在南京,要想找一位师范毕业有教学经验能讲国语的教师,都是异常之难。市立小学教师每月薪水不过五六十元,连饭钱全不够,我们还能苛求他的资格能力吗?本校小学第一件要办的,就是极力提高教师待遇,然为经费所限,也不过只有每月百二十元。但我感到小学部的精神成绩,实以开办后第一学期为最满意,至少那时大家是努力前进的,时时刻刻都在想法把自己的学校弄好。我常常劝人作事只要负责任,就会有成绩,并不须要圣贤才智,即使是圣贤,如取一曝十寒的态度,也要失败。第一学期招生时仅是一百五十名,可是到寒假招编级生,就有户限为穿之势!到去年(三十一年)暑假,增办中学,小学也扩充十班,实验学校的规模才算确立。但说起中学的开办,实亦经过万水千山。起初是大学部的校舍不敷应用,因想到利用金陵大学的房屋,虽然事前当局有“可能”的表示,而具体办法,则一点没有。三十一年上半年,我们当局与诸同仁可谓倾全力在应付此事,孙挺生先生要算顶辛苦,我也是摇旗呐喊的一员,中间经过,一如我们接收国立师范校舍,曲折变化,说也说不尽,而且有许多话也实在无法说起。我常由学校的事推想到历史,学校接收一幢房子还有若干内幕,想来历史的记载,不可信的太多,而真正内幕,却永远不在历史中。同学们只知今日我们有高耸的北大楼,宏敞的图书馆,且有许多人嫌这个不舒服,那个不完备,以至于因房子问题发生无数的纠葛麻烦,(不只同学)大约都不会想到交涉此房时之艰难困苦。汉高祖既得天下,诸将争功,殆可作如是观。大学校舍决定后,中学校舍才有着落,时已八月十五日,距开学不过半个月了。七月下旬我们大胆招生,投考的有七百多名,殊出意外。不意招生广告登出后,忽然预算又生问题,原来实校所造预算系八班,教育部只批准一班,经再三力争,始答应办初中三班。恰好日军防卫司令部征用金陵女大校舍,所有该校中学部学生,南京特务机关商请教育部指定中大实校收容,于是我们骤然增加四班学生,前准预算,自不能用,照数追加,呈部批准,但不知怎么,到行政院一审查竟不能准,起初是根本不能增,后来只准增教员薪水每月二千余元,试思学生增加,而办公费不增,世界上哪有这样道理?然则这些学生不点电灯,不饮自来水吗?由这里我体认了在中国机关办事的又一困难,那就是上级机关对下级不了解,也不求其解,因此公事常常兜圈子,只见“等因奉此”,不见切实办法,这是下级机关最怕的,此殆所谓“打官话”也。后来,还是向各当局疏通得稍有眉目,再上呈文,再议,再批,差不多到八月底,方始决定,一块石头落了地,此与大学部为校舍问题,终日悬心,一般无二。在校舍未定以前,我们已经向浙江同乡会交涉浙江会馆的房子,预备修复借用,那个地方极其逼狭,幸而没有走这一步,也算是邀天之幸了。

三十二年八月十五日大学部正是移至金大,我就被留在建邺路负责办实验学校,大学部所兼课程,不过几钟点。整整两年与同学们聚首,到此分离,我心中有说不出的惆怅!同时,中学的一切,全要从新作起,又是一番费力气的工作;好在师专科同学毕业了,他们都愿意帮我的忙,而大学部又让给我们足敷应用的校具、仪器等,这较之一般学校,既没有人,又没有款,条件已是优越得多了。我自己也决心要把中小学办得像个样子,心里理想的标准,就是要青年们刻苦用功,整齐严肃,所以一切规律,全是向这方面作去。我不要少爷式的学生,不要流氓式的学生,假定不能服从学校规约,不能沉潜用功,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请他走路。凭良心说,我到南京三年,可以说没看见几个像样子的中学学生,他们走在路上,老是“你妈,你妈”的骂着,再不,就是到玄武湖划船专门和女同学寻开心,我们的国家民族,需要这种学生作什么呢?分头梳得雪亮,皮鞋光晶晶,西装笔挺挺,就可以救国吗?我们的学生一进校门先要剃头发,否则不能入校,全部学生,都要寄宿,以便养成团体生活的纪律习惯。平时不准告假,不准买零食,尤其注意冲动式的男女关系,在身心未健全之时,我想青年还是先不要来这一套才好。至于女生,要学烧饭,要学缝衣,要学家事,要学礼仪;我并不是主张女子都去作贤妻良母,但女人总有一天是要当妻当母的,虽非“贤”“良”,至少也得有点基本知识和能力,否则,女子之所以为女子,果在何处呢?

中小学的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也不敢预定,我很不愿意开空头支票式的远大计划,只希望一步一步的作下去,一年以来似乎全体同仁尚能了解这种意义。埋头工作,不胡闹,不叫嚣,是我们工作的唯一信条,我相信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纵不成功,亦不至于有多大失败。

三十一年春季,本校研究部成立,首拟发刊真知学报,每月一期,每期约十万字。先是,头一年的秋冬之间,已有此拟议。樊先生和我再三商量,以稿子不易收到,遂暂缓。一二八战后,陶亢德先生很愿意办一学术刊物,商之樊先生;陶先生对于编刊物的经验,是大家都知道的,学校既正要做这一件事,陶君可谓来得恰好,于至南京方面由我负责收稿,上海方面由陶负责收稿,并兼办印校。东拼西凑,一卷一期的真知毕竟于三十一年的三月间问世了,这薄薄的一本,若比之事变前各学术专刊,自是大有愧色,然在战后,差不多要算空谷跫音,唯一无二。虽则销路不好,杂志界的作风,总算从此新辟一条路径。我因心中高兴,几乎每期要写一文,如獭祭鱼,满屋都成了书籍,但学术文字,哪里是弹指之间,可以幻成空中楼阁的?今日重翻旧作,觉得疏漏太多,非常自惭。然彼时与陶君及周黎厂君等函札往还,商讨学问,快活的心情,实不像劫火后的余生,尤似不知米已卖到三百元一石!学问的乐境,又是可以减少物质的痛苦,非有实地经验,盖不能谈。此刊至一卷六期,因我在中学事忙,研究部改由金万扶君负责,同时本刊——《中国学生》也出而问世。我为精力所限,学术文字,委实写不出来,故二卷全卷的真知,我均曳白了,但本刊则每期必献丑一番,一则觉得本刊的使命,并不小于真知,二则自己亲身负着教育青年的责任,也很愿意把意见拿出来给青年朋友们知道。以我个人的写作生活说,实以最近一年以来为最杂,许多朋友所主持的刊物,都不能不应付,因而有时感到粗制滥造的东西,也拿出去给人看,实在很过意不去。今春金君因事脱离中大,真知的编务又落在我头上,我因感于学术刊物每月一册之不易讨好,而纸张来源不易,力请改为季刊,现在三卷一期的季刊,已和本期的纪念号同时出版了,内容如何,大家自然会看见的。我计划这个刊物要负起文化沟通与再建的职责,目下正向北方各大学的师友征稿,希望最短期间,有更进一步的革新。

以上所说,全是我个人的事,未免过于琐屑,然由于个人的记载,未尝不可对我们学校的事情窥豹一斑。此外像世界大局的动荡,中国政情之发展,都不在我描写的对象之内。因为我没有这种心情来说,更可以说不忍说。即以我自己的家乡论,我已七年未返,听说是杀人如麻,十室九空,长此下去,我不敢断定我的家还存在与否?如果是多愁的人,一定要害失眠症,我有失眠办法呢?只有姑且听之,自己能工作一天,便工作一天,如果对于人类社会还有利益的话,我们便不当自甘暴弃。齐风云:“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在举世风雨之中,我只有用微小的力量,完成我可以作的工作而已,此外复何所求?

(原载《中国学生》1943年二卷一期。梅杰先生提供。黄恽先生整理录入)

Filed under: 三年风雨记 — 雨文 @ 2011年05月07日 2:1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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