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纪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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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人情

果厂

现在说几句青年不大爱听的话:

林语堂在《作文与作人》一文中,将作家分为名士派,激昂派,唯美派三种。名士派是旧的,以玩世不恭的态度,作许多儇佻无行的东西,古人所说文人无行,殆即此型。唯美派是王尔德的信徒,高唱红背心主义,不管对人有益无益,只要我痛快便好。激昂派专属青年,因为青年是血气方刚的。林氏说得好:“名士派是旧的,激昂派是新的,这并不是说古昔名士不激昂,是说现代小作家有一特别坏脾气,动辄不是人家得罪他,便是他得罪人家,而由他看来,大半是人家得罪他,再不然,便是他欺侮人家,或人家欺侮他,而由他看来,大半是人家欺侮他。欺侮是文言,白话叫作压迫,牛毛大的一件事,便呼天喊地,叫爷叫娘,因为人家无意中得罪他,于是社会是罪恶的,于是中国非亡不可。这也是与名士派一样神经不健全,将来吃苦的,不是万恶的社会,也不是将亡的中国,而是这位激昂派诗人自身。你想这样到处骂人的人,就是文字十分优美,有谁敢用,所以常要弄到失业,然后怨天尤人,诅咒社会。这种人跳下黄浦叫做不幸,拉他起来,叫做罪过。这是‘不幸’与‘罪过’之不同。毛病在于没受教育,所谓教育,不是说读书,因为他们书读得不少,是说学做人的道理。”又说:“所以新青年常患此种毛病,一因在新旧交流,青黄不接之时,青年侮视家长侮视师傅以为常,没有家教,又没有师教,于是独往独来,天地之间,唯我一人,通常人情世故之ABC尚且不懂。我可举一极平常的例,有一青年住在一老年作家的楼下,这位老作家不但让他住,还每月给他二十块钱用,后来青年再要向老作家要钱,认为不平等,他说你每月进款有三百元,为什么只给我二十元,于是他咒骂老作家压迫他,甚至做文章骂他,这文章就叫做激昂派的文章。又有一名流到上海,有一青年去见他,这位名流从二时半等到五时,不见他来,五时半接到一封大骂他的信,讥他失约,这也是激昂派的文章。这都是我朋友亲历的事,我个人也常有相同的经验,有的因为投稿不登出来,所以认为我没人格,欺侮无名作者,所以中国必亡。这习惯要不得的,将来只有贻害自己。大概今日吃苦的商店学徒,礼貌都在大学生之上,人情事理也比青年作家通达,所以我如果有甚么机关,还是敢用商店学徒,而不敢用激昂派青年。一个人在世上总得学学作人的道理。以上我说这是因为现代青年在家不敬长上失了家教,另一理由便是所谓现代文学的浪漫潮流,情感都是怒放的,而且印刷便利,刊物增加,于是你也是作家,我也是作家,而且文学都是愤慨,结果把人人都骂倒了,只剩他一人在负救国之责任。……”

时至今日,青年们是不是已有些懂得人情世故了呢?据我的观察,恐怕未必!把一切责任都加在别人身上,社会对不起他,家庭对不起他,师长朋友都对不起他,仍旧是每个青年的信念。所以,这个人不借钱给我读书,这个人就是浑账,那个人不帮忙给我找事,那个人就算摧残青年。有一回几个学生暑假不能回家,要求我给他们设法找事情做做,恰好某机关开训练班,有吃有住,并有津贴,我就负责介绍了,但开班的日期离放假还有十几天,有两位同学理直气壮的到我家里,用质问的态度说:“这两个星期你叫我们怎么办呢?得赶紧想办法呀。”我听了真是气得很,只好不客气的回答他:“我没有什么一定的责任给你们想办法,把你们介绍到某处是人情不是本分,你总该知道吧,”于是,青年悻悻的去了,以后看见,再也不理我。又一回,学校招生时期已过,两个女学生拿了某部长的介绍信,一定要进学校,我说,“你们只能请求旁听,并且须经过最简单的口试。”她们很不高兴的说:“我们部长和你们校长说好了,为什么你不答应!”对于这样举止荒唐的人,我只好拍案而起,但过了两天,她们却仍旧托人来讲情,愿意接受口试,再行入学,我觉得如此前倨后恭的态度很无聊,且她们也不像诚意求学的人,终于拒绝了她们。此外,像林先生所说的那种作家,现在正是充斥于每一角落,一知半解,自命非凡,甚至还在大学里求学的学生,竟自诩可以当大学教授,这样人平时对于师长的教诲,抱什么心理,也就可想而知!

有人讲笑话说,小学学生见了老师鞠躬,中学生见老师点点头,大学生则昂头而过,或且嗤之以鼻,大约师道之不尊,至大学而极。我们并非在提倡什么三纲五常,不过在普通人情上讲,这样的现象总让人不舒服就是了。所谓世故人情,也许青年人认为是滑头的中年人特具的本领,所以有时骂人,就说:某某人世故太深。青年人天真热诚,对于这样世故,一定要有着相当距离,且我们也希望青年人对这类世故保留着距离,盖我所说的世故,并不是“今天天气哈哈哈”那么不着边际的模棱态度,而是指在一般人心目中公认为应有的一点规矩法度,礼貌操守。无论到什么时代,绝不会将人类的社会组织打破,既需要组织,就须有些法度礼节,以为共同遵循的轨道。为什么对父母师长要有敬意,假定你没有敬意,却也不一定有人给你法律制裁,只是请你用良心想一想,就会明白此事之是非,如是云云,即是人情。我们做人,时时要顾及社会组织,社会法则,否则即使像阮籍刘伶那样,名士虽是名士,对于国家社会实在没有什么好处,何况今日青年,更没有到他们那样不可羁勒的天赋呢!

中年人,老年人与青年的观点,老是有很大的差异,青年人很容易误会老年人是昏庸老朽,像蔡元培先生那样新文化的前进,还免不了遭受青年人的殴打,可见青年与老人间的鸿沟如何深而且大,这里边最大的因素,就是青年人把一切事都估计得太简单,他们过的生活,正是北京谚语所云:“水来张口饭来伸手。”有父母的,父母供给上学,没有父母的,社会上热心人士也要援助,而一般舆论界,一提起青年,总是一句“好。”无论什么错误,都可以原谅,再加一些政治野心家利用这种野马无缰的感情,以为自己的工具,于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以不负责的态度,勉强他人负不能负之责,究竟他们自己有无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劲节,还是第二问题,此即昔人所谓“客气”是也。汉有党锢,明有东林,虽曰一时士气甚振,终不是政府的福音!许多青年一置身社会,易地以处,才知道办一件事情,盘根错节,万非片言可了,于是对旧时之鲁莽灭裂,始知忏悟。若是正在求学的青年人,也能设身处地想想,岂不少了多少纠纷?而国家也未尝不可以多培养几分元气。翻开国闻周报,廿六年一月份载谢五知先生《十余年来陕西青年思想的倾向》一文,颇有可与鄙见参证之处,他说:

“在民国十六年北伐成功前后,当时党里,拟了许多标语口号,尤以共产党拟的夸大而不合逻辑。任何事件,均加上反革命的罪名,而反革命的处罚,是要受极刑的。最不通的如:‘不革命即反革命‘等。那时陕西学生,以北平为最多,除了十余位是专心读书研究学术而外,有一部分是喜欢动的,唯一的成绩,是学会了许多种标语和口号,读熟了《开会大纲》,说话时总离不了‘思想前进’‘思想落伍’‘反革命’等革命名词。……”“民国十六年北伐成功,各地组织党部,于是以前喜欢动的,现在乘机更加活动,……那时陕西的教育界,——也可说是青年界——……共进社的势力最大,遍于全陕,……凡是想在各学校占一席地,第一必先入共进社,就是那时的教育厅长,也要先得到他们的拥护,不然便无法做去。党部成立,并利用无知青年,举十四五岁小孩为党委,整日开会讨论,凡认为讨厌的绅士,给一顶土劣的帽子来惩办。那时有教员打牌被抓赌,教员宿娼,学生把一丝不挂的嫖客绑来游街的趣闻,其实完全是党派作用。”这所说虽则是专指陕西,其他各地,也差不了多少。如游街抓赌,那还是教员犯了错,在我读书的某城中,则竟有学生当了党委,绑了法院法官,裸体插蜡于谷道并游街的“奇闻”,青年的活动如是其逾越范围,何怪后来弄到那么稀烂一团的地步!现代青年,在政治上也许比原先有一点自觉了,但这种感情冲动,却又移植到别的地方上去,饭厅的伙食不够味道呀,向某教师故意寻衅呀,为出气而毁损公物呀,达官贵人的子弟凭了身份在学校横行呀,骗取学校各项奖金以及考试舞弊呀,……可以说十年以前青年人不屑于作的,现在都在那儿排演着;对于师长与家庭,比从前还没有礼节,对于功课,则比以前还马虎,我说不出来这样的人毕业以后社会将派给他什么工作。

家庭也是青年的癌肿,不给钱或给钱而不够浪费是家长浑账,不许交女友或男友,更浑账。交女友固然是要花父母血汗收入,和女友结婚,依然要家庭的金钱,一直到小家庭成立,生儿养女了,还是要家庭负担,可是做儿子的并无子职,作媳妇的自不用提“妇道”,父母是只尽义务不享权利的机器,榨干了他,气死了他,遗产可以由我来支配;假若父亲是有地位的官吏,那更好,我可以花钱不犯计算,可以假借少爷地位胡作非为,可以对师长或学校当局更不客气,更不恭敬。我觉得现代教育弄到这般地位,实属可悲!做人而不懂人情,这个人除非生活在非人的社会,否则只有到处碰壁。然怎么样才会使青年慢慢懂得人情,那仍然要靠做教师的以及学校环境的熏陶渐染。古人对小孩子规定要学习洒扫应对进退之礼,现代人以为是迂阔而远世情,或更以为是束缚儿童身心,但林语堂氏分明在说学校青年不如商店学徒有用;盖在青年时期没有受到严格训练,以后再训练是事倍功半的,我绝对不主张把青年放在囚笼里,可是我也不主张把他们放在完全自由的环境中。物极必反,青年人的自由也许太多了,似乎应该开始学习一点规矩。社会究不是支持在感情与意气上的,而需要理智与能力,假定要改造社会,也得先把自己训练得有充分的理智与能力而后可,所谓理智与能力的基础,就是“人情”。

(原载194331日出版之《中国学生》第五期。黄恽先生提供)

Filed under: 谈人情 — 雨文 @ 2011年01月16日 2:4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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