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纪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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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荒万里》序

纪果庵

我对于记风土的书极感兴趣,游记也有夙好,虽然对于旅行很是畏惧,那恐怕是客观环境所致,不是旅行本身的责任。古人将周列名山大川作为作文基础条件之一,我是当然不能反对,但在中国能够达到此目的的殊为不易,苟有能排除万难而实现之者,必定是惊人的作家,因为中国,——尤其是近代的中国,实在充满了可以惊异的现象,只是我们没有机会与胆量,把这些现象看个明白,写在纸上,空在大庭广众之间,喊其到民间去的口号,终为有识者耻笑耳。王先生与范长江君,皆是著名记者,不用我来饶舌,这本书可以说和《中国的西北角》有同样的价值。

从前的游记都苦于太抽象,尤其不能记述现实,有的文章兴趣很好,譬如舒白香的《游山日记》,公安袁氏兄弟的游记,张宗子的记西湖,记泰山,那也只是个人的,感慨的,很难谈到对于当时生活的了解有裨益。《徐霞客游记》犹之《水经注》,可以备地理家的考订,而不能给后人一点意象。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抄》收记满蒙书约五十种,属于蒙古风土者有阮葵生的《蒙古吉林风土记》。徐兰的《塞上杂记》,李德的《喀尔喀风土记》,范昭达《从军杂记》等,不过四五种,我很惭愧,还没有完全读过,但看了林则徐的《荷戈纪程》,董恂的《度陇记》等,想想恐怕也不过如此。大致是只记里数,沿革,户籍而已。就是讲到外蒙风俗,也只有我们常识上所知道的一点点,盖他们的态度并不是要了解边区人民的真正生活,一部分好奇心与致用的欲望混合起来,如此而已。

像《朔方备乘》一类又止于抄录旧闻,不怎么有意思。民国以来总算好得多了,我记得顾颉刚先生所办的《禹贡》半月刊就很注意这种文字,而且也刊行过许多专号,在书目一方面也有过详细的纪录,那时我正在西北一个大城,很为那荒旷的原野与质朴的民俗所感动,到现在还保留着不能忘记的印象。可是人事的沧桑,不免使人又增加若干喟叹。中国之伟大广博,不去亲自走一遭真是难乎晓得,唯果然亲自走了,却又到底弄个失望与悲痛,殊亦无可如何也。本书第三章穴居农民生活一节:

    我们头一次去的是常家窑子,当我们走进他们住所时,鸡飞狗咬人躲避,我们赶快用温柔和气的语言,先说明是堡子上的驻军,来此闲逛的,遂由一位老年人出头领进了一个有门有窗的窑洞,忙着喊烧水,一会全村的小孩,都被我们吸引了来,偎挤在门外,……探进头来,注视着我们服装上的领章,臂章一类的东西,向他们问一句话时,都吓得跑了,但不一会儿又挤在那里。我们又到杨家窑子,……,男女老幼,很普遍的患着眼疾,询其所以,都说是‘上火’,我们告诉他这是一种传染病症,总以为说的是另一个地方的事情。问本省主席,本县县长,都笑着摇头,我们从哪里来,同谁打的仗,全然不知。在一家墙壁上,居然贴着大清民国多少年的红纸条,这不是他们忘了国家,而是国家丢了他们。地方官除了向他们要粮要税而外,对他们的生活的疾苦,早已置之度外,国人夸大其词,开口就是四万万五千万,不知同这里的同胞曾经看齐’否?又同他们谈了些都市繁华,并不感到丝毫兴趣,我对窗外一个青年说:‘当兵去罢!到各处开开眼,见见世面。’他摆手不干。耀尘说:‘老百姓比军人好得多!’一位年长的说:‘对啦!我们成年价都是脱光了睡觉,又有小米吃着,我的大孩子就被乱杂队拉了去,有二十多天了,还没有信!’说着长叹了一声,同时我们对这群民国的主人翁也不禁叹了几口气。”

这种人民与生活,原亦不仅塞外为然,我们几乎都是从这种环境里生长出来的,而如今对于他们究竟作了些什么,说起来不但惭愧,而且也觉得责任太迫切了。

战争的侧面记述,也是本书特点之一。如前所云,老百姓不知战争的对手方为谁,不免使知识分子如吾辈者悲哀,可是我们本身所知道的究竟有多少?即如多伦(喇嘛庙)之战,看此书才知道原来如此。古人多称读书人能知天下事,实则“相公”身份,却是最呆的痴汉,在家被奴仆所欺隐,出外为驵侩所利用。今日的世界,已足使此类相公发一深省,知道书读得太多,报纸看得太多,不见得就明白事实的真相,于是有人索性化为驵侩,也会投机剥削,有人则要做一点能力能做的有用工作,可以助成改革与启蒙的实现,若王君的书,殆即其嚆矢乎?民国乙酉二月纪果庵读毕谨记。

19455

(原文为纪庸先生为王瑞丰《蒙荒万里》写的序。黄恽先生提供)

Filed under: 纪庸文学, 《蒙荒万里》序 — 雨文 @ 2007年01月22日 7:27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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