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纪庸
<<返回首页

两京的回忆

<冶城随笔>读后

纪英楠

父亲的散文除收入《两都集》的以外,以前我基本都没读过,现在读了<冶城随笔>,文中提到的许多地方和人事都是亲身经历的,何况我也到了耽于回忆的年龄,自然就引发了许多的回忆和感慨。父親在本篇和〈兩都賦〉等文章里一再述说了他对北京的赞美与怀念和对南京的不满,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理解,因为现在这两京的状况相差的不是太多;但对于当时曾先后在两地都住过几年的人来说,这种感觉和感情是很自然的,并不难理解。

其实,如果认真读读本文就不难看出,他对南京并不是一味否定,他讨厌的是那一幢幢与普通百姓隔绝的、铁门后面有保镖的狰狞的眼睛的花园洋房,是那污浊的秦淮河水和以其为象征的纸醉金迷的生活,不习惯的是那污秽扰攘的生活环境,是那不够文明亲切的人际交往和商业服务;但他也欣赏和由衷地赞美长江和燕子矶的壮丽,玄武湖的旷远,村童野老的质朴天真,以及江南花树的美丽。

读了这篇文章,我也不禁回忆起我在这两地的生活感受和一些童年往事。

从我记事时起,我们在北京住的都是独家院或者虽是几家共住但却彼此分隔的院落,我离北京前住的西城大茶叶胡同的家,进了“门洞”后,是一幢照壁(北京叫影壁)和荷花缸,两边是分开的东西两个院子,我们住的西院虽只有南北房,屋子也比较简陋,但不仅把院门一关即可“躲进小院成一统”,而且院内的一株老槐枝叶繁茂,夏日清荫几可遮满全院。日常生活的舒适方便,和南京也是不可同日而语,当然,我说的是两地一般人的生活,与当时南京的达官显宦或投机商人自然是不成对比的。最可贵的是北京的生活和人际交往中,充满着一种亲切的人情味,这在南京是感觉不到的,而现在的北京也已找不到了。

生活中最常见的是吃穿购物,我就以自己的记忆所及,谈点有关的琐事。

先说居住环境,可以以我们住过的西城大茶叶胡同为例,因为它很典型。北京的胡同两端一般都是一条与之垂直的较宽阔的街道,大茶叶胡同的东端是南北向和西四北大街平行的大街,当时叫北沟沿,即现在的赵登禹路。胡同里是没有商店的,但一出东口就有几家店铺:路东有名叫亿合通的“油盐店”,可以买到粮食、油盐酱醋等日常副食和葱姜蒜白菜等时间性不强的蔬菜,有的油盐店内还设有肉案,亿合通内有没有我记不清了,如果没有,一定是因为附近另有肉铺。店里的掌柜和伙计对周围的居民很熟悉,比如我放学后去买酱油,伙计一面打酱油,一面说:

“放学啦,今天都学什么了?”另一个说:

“嘿,昨儿听《东汉》了吗?”当时,电台正在播连阔如的评书《东汉演义》。

“听啦。”

“给我们来一段?”

于是,我就会得意地学几句,这时,年纪大些的伙计(也许是掌柜吧)说了:

“说的真好,快回家吧,别让家里惦着。”走出店门时,身后还会传来:

“过马路留神!”

马路西侧有一家小杂货铺,烟酒糖茶、日用杂品齐备,店主是山西人,寸头方脸,永远面带笑容,一袭有点褪色的蓝布长衫,不分老幼都叫他“老西儿”,他也不以为忤。店面虽小,还放了两张小桌,你可以打二两酒,买点花生米,在这里浅斟慢饮,一面和老西儿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他一面打点着生意,一面也决不会怠慢了你。每隔几条胡同,还会有一家小饭铺,供应米饭面食,家常菜肴,虽无名酒名菜,但却实惠方便。

现在可以说说胡同人家的日常生活了。清早起来一般不做早饭,捅开昨晚封上的煤炉,烧一壶开水沏茶,到“口上”(胡同口)买早点,有麻酱烧饼、马蹄烧饼、螺丝转儿、火烧、糖火烧、薄脆、蜜麻花、油饼(甜、咸)、油炸桧等等;懒得去买,自有到家门口来卖的,吆喝着“餛飩開鍋哎”的餛飩擔,“杏仁(兒)茶嘞”,“粳米粥不要糖錢—”,“豆汁兒—”…,多種多樣。馬蹄(兒)燒餅我在別的城市没見過,後來再回到北京也再找不到了,它是空心的,一面烤得脆硬,一面薄而軟,外有芝麻,掰開後在空心裏放一個油炸桧,按緊,嚼起來酥香可口,買早點時說“來一套(兒)燒餅”,就是這種組合。賣豆汁的不挑擔而推車,車的兩邊相當兩個長桌,有人來喝豆汁,把車停在路旁,給你放下一個小板凳,盛一碗豆汁,外加一小碟酥脆微辣的辣鹹菜,你可以再要一套燒餅或油餅就著吃,這應該是北京的特色早點了。

稍后,串胡同挑担賣菜的陆续来了,你不必出门,只要听“吆喝”就行:“黃瓜芹菜辣秦椒嘞—”,“茄子扁豆水萝卜香葱嫩韭菜嘞—”,“小白菜茴香架冬瓜嘞—”……,抑扬顿挫,尾音一波三折,有时可以一口气吆喝十来样。听到要买的菜,出门即得,也可以叫进门来,慢慢挑选。也许是价钱公道吧,在我的记忆里,没有讨价还价的过程,也不会缺斤少两。

烧饭除粮、菜外,重要的是燃料,北京离山西近,煤价低廉,每隔几条胡同,会有一家煤厂,出售煤面和煤球,买好煤,付一点脚钱就可送到家。我们多半买煤球(也曾买煤面,掺上黄土自己做过),当时多数煤厂还没有机制煤球,是用大笸箩像摇元宵一样的摇煤球,摇煤球的往往是强壮的中青年人,干活时戴着软帽围裙和套袖,所以往人家送煤时,虽然脸上带着永远洗不净的煤粉,但人却显得干净利落。如果懒得做饭,可以去口上小饭铺去叫,一般是买东西时顺便预定,到中午时就有伙计或小学徒提着食盒给送到家。每隔几天还有庙会,可以买到平时买不到的东西。

现在说到穿。据我的记忆,当时家里基本不买成衣,都是买布自己做或找裁缝做,在我的记忆里,父母亲一直穿着很朴素,好像母亲从未穿过带花的衣服,永远是旗袍布鞋,夏天是浅蓝或月白色,冬天是深蓝或藏青,外出时罩上一件深色大衣。因而每年买布的次数不多,一般是去西四(因为离得近)的丽丰祥,这虽是“八大祥”之一,但西四的分店门面不太大,却很整洁。我们当然不是大主顾,但照样接待得殷勤亲切。进了门,先请你坐下,小伙计端上一杯茶,问明想买什么,可以由伙计(营业员)拿过来看,也可以自己到柜台挑选。对小孩子也不怠慢,大人挑选问价时,伙计也忘不了和我搭讪几句,还会找几张布匹上印着鲜艳而俗气的图案的商标,“给,拿去叠手工吧”。

至于出行,北京居民当年的活动范围不大,基本在“内四区”—-东城、西城、崇文、宣武四个区,海淀区到50年代初我上大学时,除了清华、燕京大学和颐和园外还都是农户和农田;而当时已经有几路有轨电车,一些主要的地点与新街口-西四-西单-宣武门,地安门-北海-东四-东单-天安门-中山公园,以及前门、天桥等地均可到达;当时的人都还比较能走路,我们家住小经厂(在鼓楼附近)时,母亲就经常用童车(肯定不如现在的童车轻便灵活)推着我到北海公园去玩,有电车两三站的距离。如果需要雇车代步,则北京的人力车要价既比较合理,又有礼貌而富人情味(参看纪庸先生的〈北游记〉),比如,车子将要出胡同口向东转弯时,车夫会高喊“东去!”,让路口东侧的行人车辆及时避让,在奔跑中临时停住时高喊“打住!”,知会后面的人,需要超越时一定会说:“劳驾”或“借光”,类似西方的“Excuse me”,也很少见因争拉座而发生争吵的事。

生病也不要紧,一般的小病花不多的钱买点同仁堂的对症成药,往往见效,我记得有一种儿童用药叫“万应锭”,两头尖的黑绿色颗粒,外面还涂一点金粉,小孩发烧、泻肚等常见病吃几次就好,是家庭常备。大点的病看医生也方便,北京的“四大名医”施今墨、萧龙友、孔伯华等当时还未成为人民领袖的御医,人人可以就诊,无非门诊挂号费比一般人贵一些,我的印象好像只是一倍左右。我们一般是找施今墨大夫,他总是非常和蔼,面带微笑地宽慰病人,使你一见病先减轻了几分,而且确实医术高明,治好过我的重病(这方面南京也差不多,我患伤寒时曾到南京最有名的中医张仲良先生处就诊,也是非常朴实和蔼,给我的感觉就像一位慈祥的老太太)。

理发也可以不去理发店,自有走街串巷的“剃头挑子”可以叫进家里,挑子一头是一个红色的凳子,实际是个上小下大的柜子,有两个或三个抽屉,存放理发工具;另一头是一木架,下面是小火炉,上面放一烧水的铜盆,随时可烧热水,所谓“剃头挑子一头热”应该是由此而来的吧。

这样的衣食住行,对一个没有名利野心的平常人,岂不是已经“万物皆备于我”了吗?何况除了这些生活必需的东西之外,北京还有诸多的生活情趣:颐和园的湖光山色和香山的红叶(这些场所当时门票很便宜,50年我回北京上学时,颐和园的门票也才一角钱),故宫的历史文物和众多的古迹,品类齐全而服务周到的书店,各种小吃既可慕名去专营店去买(这也是有些北京人的一种“享受”,比如酱菜必须是六比居的,素什锦必得去全素斋,爆肚、茶汤、…各有知名的字号,我家不大讲究吃,所以我大都不记得),不讲究此道的,在家门口也尽有丰富的小吃,有常年的,也有季节性的,而且我觉得很有人情味,我且说说记得的几种。

萝卜:绿皮紫瓤,脆而多汁,吆喝声是:“萝卜赛梨,辣了换!”买妥后,小贩用很快的刀给你剖成约1厘米见方的条,可以手持尾巴一条条的掰着吃,实际是一种廉价的水果,非常大众化。上大学时我们还成立了一个“萝(卜)委(员)会”,成员有七、八个人,我任财务,章程是:会员把零钱放到我的抽屉里,积攒到一定程度,就去小卖部买几个萝卜,分而食之,当然得自己动手切开了。

烤白薯:一般在胡同口卖,吆喝:“栗子味(儿)的烤白薯嘞”,味道和现在卖的倒也没有差别,只是比现在(相对于工资)便宜。

牛筋豌豆:夏天雨中,会有戴竹笠、披油布、臂挎篮子的小贩,吆喝着“牛筋(儿)嘞豌豆—”,在门前缓缓走过,大人会买一点给不能外出玩耍的孩子解闷,很便宜。这是用已经变黄的老豌豆粒加上五香调料,煮得软烂,但外皮又有韧性,很耐嚼,故有牛筋之名。我还记得在雨声中躲在自己用爸爸妈妈的衣服搭成的“帐篷”里嚼牛筋豌豆的情景。

半空(儿)多给:把干瘪的花生炒熟另卖,比一般的炒花生便宜很多,所以吆喝声为“半空(指花生不饱满也)多给”,但这种花生细嚼起来很香,所以也不乏人买,母亲就有时买,外祖父住在我家时,也喜欢买。卖这种花生的多是年迈体衰的老人,我想这也是大家买它的原因之一吧。

硬面(儿)饽饽:是一种加红糖的发面小饼,外面烤得比较硬,故名。供应时间在天黑到晚11点左右,买主是打牌、唱戏的等过夜生活的人,作为夜宵。叫卖声为:“硬(读如‘影’,第三声),面(读如第一声)儿饽饽”,因为在夜晚,叫卖的又都是老人,听起来倍感苍凉,尤其是在朔风肆虐的冬夜。

其他还有很多,如茶汤、切糕、凉粉、炒肝、果子干等,各有情趣,还记得有个卖糖果的,上身总穿着一件洁白的工作服,透着那么干净利落,身背一个白色有玻璃门的小柜子,敲着鼓,口中念念有词,介绍他的糖果,现在只记得一种:“薄荷糖,麻辣酸,带着凉,不信您就买块尝一尝”。不过,我们好像从未买过他的糖。

 

我对南京是有感情的,不仅因为我在那里的8年是最值得怀念的少年时期,而且我的一些师友、父亲的一些优秀的学生都是南京人,我也喜欢林荫道上的法国梧桐,淡远的玄武湖(比颐和园更接近自然),令人发思古之幽情的鸡鸣寺,古老的石头城,…;但南京当时的生活环境、社会习俗确实和北京有强烈的反差,而且恐怕和当时的苏州、上海也有很大的差别。

生活方面,买日用副食要走得较远,我记得有的要到步行十多分钟的评事街;买菜则必须到菜场。母亲买了几次菜后,邻居告诉她:“纪太太,你买菜要带秤,你去买杆秤吧”,母亲回家说:“买菜自己还带着秤,多小器呀,我可不好意思”,所以一直不买,直到有一天买了一斤肉,回家一看觉得太少,借邻家的秤一称,足足少了4两多(当时16两为一斤),才去买了一杆秤,但一次也没有当场称过,大概能起个威慑作用吧。当时的南京很少见到煤,一般是烧稻草和树枝,以稻草为主,需硬火时加树枝。我家的厨房里就是一个砖砌的大灶台,有两口铁锅,另有一个圆柱形的罐子,烧饭时可顺便把里面的水烧热。人在灶台后面烧火,又要到前面去做菜,很不方便,而且很热,尤其是夏天,母亲常常做好饭后自己吃不下饭。更使我们惊奇的是不少人家以牛粪为辅助燃料,把牛粪做成很大的圆饼,一排排地贴在墙上晾干,走在路上常可看到路边墙上的这种图案,当然还伴随着一种气味。不清楚这么多的牛粪的来源,但曾看见过挎着篮子去购物的妇女,见到走过的水牛排出的大摊牛粪,忙蹲下用手捧到篮子里先送回家,说明燃料是比较艰难的。

南京虽是江南,但草长莺飞、杂花生树也只在春天的两三个月,冬天和夏天却不好过。作为长江三大火炉之一的南京,夏日的溽暑已屡见描述,当地人在晚上搬出竹床竹椅乘凉,夜里就在竹床上露宿,我们却不行,夜深后凉得难耐,只好回屋里出着汗慢慢地昏昏入睡。更难过的是冬天,尽管气温远高于北京,但因为潮湿,使人觉得阴冷,戴着手套还感觉冷气透过手套渗入肌肤,所以我的手脚每年都要生冻疮,冷时疼痛,暖过来时又痒的难熬,至今手上还有一个很大的冻疮疤。

还有不习惯的,说是社会风气可能太严重了,应该是待人接物的习惯吧。南京虽地处江南,但其语言、生活习惯、文化体系等更接近苏北,似乎大体上以镇江为界,自镇江以东的武进才进入真正意义的江南。以购物为例,进入北京的店铺,会有人迎上来问:您用点(儿)什么?如果对要买的东西提不出具体的要求,他们会主动介绍店里商品的品种、特点、价钱,便于顾客挑选;南京则不然,要买什么,一定先把最次、最低档的拿给你,如果说想要好点的,会给你一句:“好的贵呀,”现在想来,这可能是一种质朴,把实情告诉你,免得拿出好的你嫌贵,但在住惯北京的人听起来,是看不起我、不尊重我,因而很生气,有时甚至会发生争吵。又如当时南京的公共交通很差(我已毫无印象),有时不免要坐黄包车(人力车),北京的人力车的和气礼让已见前述;南京呢,雇车的如果还价较低,车夫会说一句:“你妈,给这么少,哪个去呦!”掉头而去,这个“你妈”在当地人也许是句口头禅,就像“乖乖”一样,但北方人听起来却是很难听的骂人话。

当然,不易买到需要的书,得不到像北京那样周到的书店服务,也是父亲怀念北京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我在当时还感受不到。

7岁到南京,上高中时才读到朱自清先生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但和我所见完全对照不起来,当时的秦淮水色浓绿,而且好像是粘稠的,散发着一股类似垃圾堆的气味。也见过夜晚飘在水面的灯光昏黄、装饰俗艳的所谓花船,觉得就像摆在垃圾堆上的陋劣的纸花,怎么也引不起快感,倒是很奇怪怎麽有人能在这种地方寻欢作乐。其实南京的山川形胜远胜于北京,只是因为有一些败笔,不能形成一个雄伟、优雅的整体,也许只有我们这些熟悉北京而又不够了解南京的人才有这种想法(或许是偏见)?不过,在沦陷期间,日本对北京的控制更严酷,比如,南京的学校从初中开始学日语,北京则自小学三年级开始;在后几年,北京百姓的生活也很悲惨,甚至没有足够的粮食,要吃一种掺了橡子粉和其他一些莫名其妙的成分的“混合面”,不但粗涩难以下咽,而且吃后排不出便,以至玉米面的窝头都成了珍品,所以这一时期北京的生活实际还不如南京,父亲在44年曾回北京一次,发现北京已大非昔比,他在回南京后写道:“因为生活的困难,北平人也丧失了往日的悠闲与从容,而向生活斗争线上去挣扎”(见〈北游记〉)。

 

前述种种,都是六七十年前的事了。我认为造成两京的差异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历史上长期的南方和北方的相对隔离(三国、南北朝、五代、宋、以及辛亥革命以后的分裂混乱局面,直到沦陷期间南京和北京也是两个不同的伪政权,北京好像是叫“华北政务委员会”,头子叫王克敏,使用的货币都不一样,北京是“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联银券”,南京则是“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中储券”)造成了南北方较大的人文差异,包括文化理念、风俗礼仪以至价值观;二是日寇的屠杀劫掠给南京造成的损害,正如《桃花扇》描述的清兵过后的南京(秣陵):“残军留废垒,瘦马卧空壕,村郭萧条,城对着夕阳道”,南京的残破,也与侵略军的蹂躏有关。现在,由于国家的统一、交通的便捷和人员的大量流动,似乎大城市之间的差别已经基本消失,南京由于其政治经济地位而赢得的建设,已改变了她的残破和荒凉;北京的拥挤和浮躁也已使她原有的从容和亲切消失殆尽(当然,从经济学角度这是发展和进步,我的这种情怀是不足取的,但因为不会对北京的进步有任何影响,所以说说也无妨)。要之,这里说的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个人感受,切勿与现在的两京相联系。

 

200910月Stamford

Filed under: 纪庸感念, 两京的回忆 — 雨文 @ 2009年10月03日 8:43 PM

返回首页>>

联系我们:admin@jiyong.net 本站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Powered by Word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