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纪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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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诗詅痴

纪果轩

本来不是会作诗的人,而偏要谈写诗,这就有点颜之推来说“詅痴符”的嫌疑,以此取了这个名字作题目。

一说是诗,我们就深深感到在形式上它与散文划着很清楚的界线;虽然在意境上也不无分别,但我总觉得在形式一方面更显著些。我一向迷信着诗的形式的重要性,也许这很错误,但如朱孟实先生所云,说诗是不妨加上“我觉得”三个字的。新诗虽然在形体上得到解放,但我们还不如说这只是由旧形体蜕变到另一新形体好些。解放了旧的束缚,并非完全不要规律的意思。我们不过觉得旧躯壳不适宜装进新思想,新概念,(我在大学读书时,确确实实知道一位先生作旧诗把“汽车”二字用上,而大被“诗坛”辱诟。)于是才建设起新形式来,宽泛的说来,形式原来是一切文字的符号,不过在诗,特别对形式要加以藻饰罢了。恰如解放了缠足的妇女,也一例要穿鞋子似的,新诗也该建立起一个统括的法式概念来才对。至少,韵脚,节奏,旋律是不能不讲的;像前几年《中国新诗坛之昨日今日和明日》所揭櫫的《一个蜜蜂嗡嗡嗡》的作法,无论如何,是不敢赞扬的。一个美的意境全靠一个美的形态把他充分表露出来,作诗的人说是“走笔”“即兴”,实际在从意象化为文字符号时,中间已竟经过了炉锤,并不是粗糙的生料了。何况灵感有时能化成不可知的力量,他会从不知何处造出一批神奇的字样来供你驱策呢?(老杜所说的“下笔如有神”正是此意,不过这总是不可多得的际遇,一个作者究当注意平时的“推敲”)

手头放着一张十一月一日的《大公报文艺版》的《诗特刊》,上面刊了近十首的诗,但那上面倒有七八首是形式很整饬韵脚很稳定流丽的篇什,比如林庚先生的《抽烟》一首吧:

    轻轻的抽起一只烟

    静静的石榴花红了

    今天有朋友来谈天

    半梦里燃着甘草味

    不记得什么时候里

    离别如窗外的青天       又如徽因君的

        过杨柳

    反复的在敲问心同心,

    彩霞片片已烧成灰烬;

    街的一头到另一条路,

    同是黄昏扑尘土。

都是在整齐的韵脚与节奏中给人以格外生动的意象的。我们不晓得这个诗刊是虽有意提倡这一类的诗句,但我们总可以约略断定新诗近来显然有一种韵律化的趋势。这倒不一定是开倒车,一切事在盲目的破坏后往往还是得寻出一条轨道来的。为了这一点,我觉得旧诗的诵读有时是必需的,并不是我们抱了“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的理想,而是因为诗的意境与韵律常可以由旧日诗人的佳作里得到启发。而且,我觉得,凡旧诗之佳处,无往不是“具象的”,“白话的”。“一夜连枷响到明”“半江红树卖鲈鱼”“门外野风开白莲”“密雨侵蓑重,微风过网腥”,哪一句不是白话呢?顺手再引林庚君在《新诗的节奏》中所用的一例:

    今早上家家雪晴

    雪花几落下门铃

    白屋顶夹住青色

    西窗前无限风情——雪晴

这简直是与唐人诗意无什么分别的,我们并不是说是林庚君抄袭了前人,乃正足证明“古今同感”不是诬人的事。

在意象方面,诗本有隐约的明显的两种,如朱孟实先生所说,恰当于人之有感官类Sensorial Type及理解类Intellectual Type 两种心理原素。感官类的人永远要求意象的丰富,他们是喜欢象征派的隐约诗的;理解派的人永远要求逻辑的清晰,他们便喜欢写实的显明的诗。先生又曾说一切美都不是由自然物客体产生的,而是经过心灵铸造后的表现。(参阅朱著《文艺心理学》),然则所谓十分具象的诗篇,殆为不可能的事实,因为这里面已竟加入大部分主观的调剂了。但是,姑不论其诗之属于那一种类型吧:我以为给人以“生动的”“鲜活的”印象是必要的手段,这也就是王国维在《人间诗话》所说的“隔”与“不隔”的问题,尽管有许多隐约迷离的诗,我们虽未见得充分“了解”他的事实或背景,但一样可以“感触”他的力量。譬如李商隐的《锦瑟》诗:“庄生晓梦迷蝴蝶”以下两联,虽是堆砌故实,可是像“杜鹃”“春深”“晓梦”“蝴蝶”“珠有泪”“玉生烟”等词汇,终于给人以一种“惘然”的感觉。东坡的“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虽不算什么好诗,以这种字样来描写的特质,即使不甚“懂得”,好像也可以从里找到点什么似的。顶要命就是作入魔道的江西诗派一路的诗,那简直完全在猜灯谜,真是意兴索然的事。王若虚(金时人)在《岭南诗话》上曾有一则云:

“近世士大夫有以墨梅诗传于时者,其一云:高髻长眉满汉宫,君王图上按青风。龙沙万里王家女,不著黄金买画工。其一云:五换邻钟三唱鸡,云昏月淡正低迷。风帘不著阑干角,瞥见伤风背面啼。余尝诵之于人,而问其咏何物,莫有得其仿佛者;告以其题,犹惑也;尚不知其为花,况知其为梅,又知其为画哉!自赋诗如此诗之论兴,作者误认而过求之,其弊遂至于此。……”

这个比喻可谓謔虐。但是我们现在的诗坛也不见得没有这种只求“奇”而不求“妙”的诗,Eliot 的诗号称难懂,虽则与我们的欣赏力与了解力有关,而其意象之隔也是不可掩饰的。因此我可以大胆下个结论,就是无论什么诗,只要隐约得过了火,或是不能把适当的工具来显示隐约的意象,都不得谓之好诗,而我们习作时,也就不当走入这个钻牛角尖的道路。

最后让我稍稍谈一下灵感的问题。灵感好像与诗不可分家的,催租败兴之后,于是只得一句,这本是任何人常常感到的,固不止于作诗为然。我们好像约略的把人分为“诗的”和“散文的”两大类,诗人也许灵感格外容易来些,而且来了时容易走上诗的道路上去吧?所以杜甫就没有可读的散文,不过是,灵感有时虽可以大大给诗以神奇的力量,但工夫二字,究不可少。尤其是现代诗人,不见得完全需要像李煜那样不失赤子之心的皇帝哥儿,拿稚弱的凄惶的眼泪打动人心了,居今而为诗人,除去“天真”以外,好像更得有广大的经验与深入的观察,(不是像科学家研究式的观察,乃是生命中的力量与伟大的情感,事实泊凑起来。)昔人所称“诗人入世要浅”的话,完全是坐在书斋里写诗的。假使我们要叫出大众的呼声,要真正产生今代的诗史,藉以推动一般人生的浪潮,那么至少需要:

1雄伟整饬的韵律

2鲜明动人的意象

3深刻入骨的见解

至于灵感云云,尚是站在一旁的助力,固不能不有,亦不必非有不可也。

话也许说得太陈腐,或太右倾,但只觉得如此,亦是无办法的事。

(原载上海《文学》月刊19371181号。江少莉先生提供。黄恽先生整理录入)

Filed under: 纪庸文学, 写诗詅痴 — 雨文 @ 2009年09月25日 9:3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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