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纪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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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之“因”“革”

纪庸

陈寅恪先生把唐代的政教渊源分为两个系统:一是继承北朝关中本位政策的余绪,而袭取其保守的文化;一是南朝的文士风气遗响所形成的文词之士,通过了进士科的考试而掌握政权,这一派是革新的,尤其多善为诗。这个说法差不多已成定论。在学术史上本来北主保守而南主革新,譬如群经传注,北主马、郑之学,而南方则留下王弼、何晏的玄风。到隋,“政治则南统于北,学术则北统于南”,可以看出学术革新的风气是很难抵御的。据陈氏说:唐初一百五十年,完全是关陇集团的势力,到则天皇后以后,这势力渐被摧毁,中经天宝之乱,益复不振,政权遂转入词臣手中。细想起来,文学思潮,大致亦复如此。这种风气的造成,也许和民族的地域性有关。北地多山苦寒,民性凝重保守;南方则多水而和暖,民性流动飞扬:想来不会大错罢?唐初的文学理论如李百药《北齐书》《文苑传叙》:

江左梁宋,弥尚轻险。始自储宫,刑乎流俗。杂沾滞以成音,故虽悲而不雅。爰逮武平,政乖时蠢。唯藻思之美,雅道犹存。履柔顺以成文,蒙大难而能正。原夫两朝叔世,俱肆淫声;而齐氏变风,属诸弦管。梁时变雅,在夫篇什,莫非易俗所致,并为亡国之音。……

魏徵《梁论》

[简文帝]文艳用寡,华而不实;体穷淫靡,义罕疏通;哀思之音,遂移风俗。

又其《隋书》《文苑传叙》云:

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义浅而繁,其文匿而采。调尚轻险,词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

令狐德棻《周书》《庾信传赞》云:

子山之文,发源于宋末,盛行于梁季。其体以淫放为本,其词以轻险为宗,故能夸目侈于红紫,荡心逾于郑卫。昔扬子云有言:“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词赋之罪人也。

几乎全是反对齐、梁的。当然,这种风气,从隋时就有了,如文帝时李谔上书是众所周知的。但隋年代不长,自然不如唐代的被重视。但理论虽是如此,事实则从帝王以至大臣,都难免受了齐、梁文学的熏染,而作着所谓“艳体”以及“轻薄”的诗歌;如唐太宗及初唐四杰,乃是其最著者。

所以如此,并非是齐、梁诗全是轻险浮艳,实因其革新的空气,不知不觉之间,易为富于感情的诗人所接受之故。试看他们的文学理论:

夫文岂有常体?但以有体为常,政当使常有其体。丈夫当删“诗”、“书”,制礼乐,何至因循寄人篱下?(张融《问律自序》

夫楚谣、汉风,即非一骨;魏制、晋造,固亦二体。譬犹蓝朱成彩,杂错之变无穷;宫商为音,靡曼之态不极。(江淹《雅体诗序》见《初学记》《文章》部引)

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

今世音律谐静,章句偶对,讳避精详,贤于往昔多矣。(《颜氏家训》《文章篇》)

在这种偏重“革”的理论之下,文学作品自然会走入“新”“奇”一路,《文心雕龙》所谓“争价一句之奇”,“辞必穷力而追新”便是。又如江淹《自序传》说自己“爱奇尚异”。张融“临卒诫子”说:“吾文体英绝,变而屡奇。”《诗品》说谢“奇章秀句,往往警遒。”《南齐书》《陆厥传》说他“少有风概,好属文,五言诗体甚新奇。”以及前面所印《隋书》《文学传叙》的“梁自大同之后,……争驰新巧”,都可以作为当时作品特色的说明。明杨慎《升庵诗话》有云:“清者,流丽而不浊滞;新者,创见而不陈腐。”可以作“清新”的注脚,也就是六朝文学更具体的说明。杜甫诗:“诗清立意新”,(《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清词丽句必为邻”,(《戏作六绝句》)以及评论李白的“清新庾开府”,(《春日忆李白》)论孟浩然的“清诗句句尽堪传”,(《解题十二首》)都可以作为继承六朝人诗论的例子。六朝诗所以有这种特色的原因,一是内容方面增加了赋的要素;二是形式上有了音律的自觉。

什么是赋的要素?按照《诗经》六义的说法,赋就是“铺陈其事”,以体物为主;而比、兴则出自诗人的感情,以抒情为主。一是客观,一是主观。陆机《文赋》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以浏亮”,对于这两者的分野,说的最清楚。大致说来,齐、梁以前的建安诗,是以抒情为主的,不大有体物之作;齐、梁以后则不然,《文心雕龙》《明诗》云:

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

皎然《诗式》:

建安不用事,齐梁用事。

都是说齐、梁的诗有了赋的成分加入了。用事者,将抽象的心情,以具体的事实来表现,显然这也是一种进步。开此风的当推沈约。《颜氏家训》《文章》篇:“沈隐侯(即沈约,卒谥隐)曰:‘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也。’深以此服之。”所谓“易见事”,自指用事易于明白,如《梁书》《王筠传》:“(沈)约于郊居宅造阁斋,筠为草木十咏,书之于壁,皆直写文词,不加篇题。约谓人云:‘此诗指物呈形,无假题署。’”这也许便是易见事的标准,而其方法则主在体物。《诗品》云:“若专用比兴,忠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前者是指摘汉魏诗,后者则评论当时诗,但于此可见齐梁对汉魏的革命就是在于加入了赋的特色。

由于“赋”体的加入,诗的题材因而扩大,一是“咏物诗”,一便是“诗史”。咏物诗是继承晋、宋间的山水诗而起的,《文心雕龙》《物色》篇云:

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吟咏所发,志唯深远;体物为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写毫末。

正是说咏物体的特长。《玉台新咏》所载咏物诗甚多,可以参证。初唐诗人如董思恭、李峤也习染此风,至杜甫而倾向更强。

“诗史”,有两解:1.诗与史,2.以诗为史。这里所说,实指后者。齐、梁之诗,多委曲描摹事实,所以常称诗史,此词屡见于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萧子显《南齐书》《王融传》等,虽然命意不似唐人说杜诗那么明显,在那时有这样作诗方法,则无疑义。盖当乱离之世,遭逢不偶的诗人,歌咏身世,仿佛屈子之作《离骚》,也是情理中应有之事。杜甫论庾信云:“庾信生平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岂不也就因为庾氏在乱离之中,不少愤慨亡国之作吗?

上述两种——咏物、史诗倾向,都以赋的方法为其基础,到唐而大为流行。例如初唐骆宾王的《帝京篇》及阎朝隐的《鹦鹉猫儿诗》、张说的《安乐郡主花烛行》、卢照邻的《长安古意》等篇,与其说是诗,毋宁看作短的赋。杜甫的《丽人行》、《哀王孙》、《北征》、《三吏》等,赋的色彩尤浓厚。即后来极端攻击齐、梁诗派力倡复古的韩愈,他的《南山》一诗,能不说是赋体吗?有人批评他“以文为诗”,或说他的诗等于“押韵之文”,更为明白。

什么是声律的自觉?四声之说,起于沈约,人所共知。但我们推想,这事一定不是一个人的“发现”,而是声音自然的趋势。尤其从两晋以来的西域僧徒,东来译经,以西域及天竺语言原理分析中国的语音,可能是四声发现的前奏。反切及韵书,都起自北方,足以为证。《诗品》云:“齐有王元长者,……尝欲造知音论,未就。王元长创其首,谢脁、沈约扬其波。”也是四声不起于沈约之徵。不过沈氏语音学的天才特高,故其成就最大。不信再看与沈同时的人,好些都曾有过用双声叠韵说话的故事:

《南史》《谢庄传》:“王元谟问:‘何者为双声?何者为叠韵?’答曰:‘互护为双声,磝碻为叠韵。’其捷速如此。”(按:玄护又作悬弧,河南省地;磝碻今山东省地,皆宋、魏交战要冲。)

梁元帝《金楼子》《掩对》篇:“羊戎好为双声,江夏王(义恭)设斋,使戎铺舒坐法,戎处分曰:‘官教前床可开八尺。’江夏曰:‘开床小狭。’戎复唱曰:‘官家很狭,更广八分。’(皆双声)文帝与戎对曰;‘金沟清泄,铜池漾洩,极佳光景,当得剧基!’”(亦双声)

《北齐书》《魏收传》:“收外兄博陵崔岩尝以双声嘲收曰:‘愚魏衰收。’收答曰:‘颜岩腥瘦,是谁所生,羊颐狗颊,头团鼻平,饭房笭笼,着孔嘲玎。’其辨捷不拘若是。”(《北史》同)

《洛阳伽蓝记》五,凝圆寺条:“冠军将军郭文远,游憩其中,堂宇园林,匹于邦君。时陇西李元谦乐双声语,常经文远宅前过,见其门阀华美,乃曰:‘是谁第宅?’(按四字双声)遇家婢春风出,曰:‘郭冠军家’(亦双声)元谦曰:‘凡婢双声。’春风曰:‘狞奴慢骂!’(皆双声)元谦服婢之能,于是京邑翕然传之。”⑻

也可以说明对音律的自觉,非止沈、谢,乃是当日一般的潮流。只是齐、梁人对音律的使用技巧,渐渐到了纯熟的地步,这无非岁建安诗风表示革命,而达到其求“新”“奇”的目的。所以虽然当时曾有人反对,毕竟不能不承认他们的作品较为优越。《梁书》《庾肩吾传》引《简文帝与湘东王和书》云:“谢脁、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斯实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帝固反对声律论者。又如《隋书》《文章传序》虽然不满意齐、梁作品,但也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文华者宜于咏歌。”沈约曾说文章三易,其一是易诵读,易诵读不就是宜咏歌吗?

这里我们必须强调中国文字的“单音系统”的特质。惟其是单音,故有对偶的可能;而且为了声调的紧接及同音字太多的关系,自然会产生四声变化。这一变化的美化应用,即是骈俪体文字的出现,更进一步,便是诗的平仄。这完全是迎合了听觉的所感而来,郑玄所谓“宫商上下相应”,(《毛诗》《大序》《笺》)陆机所谓“音声之迭代”,(《文赋》)范晔所谓“性别宫商识清浊,斯自然也”,(《宋书》《范晔传》)都是此理。至《文心雕龙》《声律》篇就更加强调的说:“声画妍媸,寄在吟咏”,把文字的美恶条件全寄托在声音上了。

由于声律说的侵淫,唐代诗歌的音乐化益加具体,那便是入乐诗“律体”和“绝句”的兴起,这是一般文学史上都讲到的,则天时代的沈、宋,尤为律体领袖,而且从此“进士”科的词人压倒“明经”科的学者,直到唐末。⑼、⑽至于梁武帝的《江南弄》、沈约的《六忆》等篇,后世有认为就是词的起源者,那就和音乐的关系更深了。

如前所说,初唐文士大都在理论上是反齐梁、反声律的,这本是演梁简文帝、梁元帝及《诗品》的余绪。梁元帝《金楼子》《立言下》云:“夫翠饰羽而体分,象美牙而身丧;蚌怀珠而教剖,兰含香而遭焚;膏以明而自煎,桂以蠹而成疾;并求福而得祸,衣锦尚褧,恶其文之著也。”可为代表。但理论虽如此,他们作品的本身就是骈俪倾向很浓的,可以说是很好笑的矛盾。再看唐初,除去前举四杰及唐太宗的“艳体”、“轻薄”之外,如李白,本是最反对齐、梁的萎靡诗风,而以复兴《大雅》自任的,他曾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而自许为“蓬莱文章建安骨”,然杜甫却说他的诗体是清新的,诗句是仿效六朝的。例如称他“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这不全是流传人口、众所习知的么?好像李白也并未以为忤呢。李白的诗论,无疑的是受了陈子昂的影响,陈氏对于齐、梁之风,是深恶而痛绝之的,其与《东方左史虯修竹篇序》云:“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徵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窃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卢藏用为他的文集作序,说他“卓立千古,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可是事实上我们考察受他影响最大的李白,(李氏的《古风》完全袭取陈氏《感遇》)仍然是“长忆谢玄晖”,“一生低首只宣城”的,那末,所谓“天下翕然,质文一变”的话恐怕也要大打折扣了。

所以,我们大致可以断言,唐代的诗歌,因袭六朝的“变革”者多,复返于汉、魏者少。即如陈子昂之流的绝对右派,皎然《诗式》也不过许他一个“复多而变少”罢了,到底不能不有些“变”的。对于一个新潮流,不能顽固的忽视,这也是一个例证,犹之关陇集团之不能和江南新进抗衡一般。大率任何一个新潮流的袭来,在初期总会遭到旧势力的反对,文学史也不能例外。沈约的声律论有简文帝、元帝、钟嵘⑾等人反对,而北朝人士,尤抱反感,(唐初反齐、梁,似亦袭此风)⑿但经沈氏及庾信等人的努力,新格律究竟到处风行了。慢慢的由极右极左两派之中,就会产生一种折衷论,如颜之推即是一例。《颜氏家训》《文章篇》云:

古人之文,宏材逸气,体度风格,去今实远;但缉缀疏朴,未为密致耳。今世音律谐靡,章句偶对,讳避精详,贤于往昔多矣。宜以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 调为末,并须两存,不可偏弃也。

唐代诗歌,自起初便和理论方面的复古主义背道而驰,形成理论事实打成两橛的现象,(主要也许因为关陇旧人多不喜且不善为诗)于是流风所及,在理论上也就不得不趋于折衷。请看下面所举的话:

皎然《诗式》:“夫五言之道,唯工唯精。论者虽欲降杀齐、梁,未知其旨,若据时代,道丧几之矣。沈约诗,诗人不用,此论何也?如谢吏部诗:‘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柳文畅:‘太液沧波起,长杨高树秋。’王元长诗:‘霜气下孟津,秋风度函谷。’亦何减于建安?若建安不用事,齐、梁用事,以定优劣,亦请论之:如王筠诗:‘王生临广陌,潘子赴黄河。’庾肩吾诗:‘秦皇观大海,魏帝 逐飘风。’沈约诗:‘高楼切思妇,西园游上才。’格虽弱,气犹正,可言体变,不可言道丧。大历中,词人多在江外,皇甫冉、严维、张继素(?)、刘长卿、李嘉祐、朱放,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以为己有,吾知诗道初丧,正在于此!何得推过齐、梁?”

独孤及《毘陵集》卷十三《唐故左补阙安定皇甫君集序》:“五言诗之源生于国风,广于《离骚》,著于李、苏,盛于曹、刘,其所自远矣。当汉、魏之间,虽已朴散为器,作者犹质有余而文不足,以今揆昔,则有朱弦舒越、大羹遗味之叹!历千余岁,至沈詹事(佺期)、宋考功(之问)始裁成六律,彰施五色,使言之而中伦,歌之而成声,缘情绮靡之功,至是乃备。虽去雅寝远,其丽有过于古者,亦犹路鼗出于土鼓,篆籀生于鸟迹也。”

《旧唐书》《文苑传叙》:“前代秉笔论文者多矣,莫不前代秉笔论文者多矣。莫不宪章《谟》、《诰》,祖述《诗》、《骚》;远宗毛、郑之训论,近鄙班、扬之述作。……殊不知世代有文质,风俗有淳醨;学识有浅深,才性有工拙。昔仲尼演三代之《易》,删诸国之《诗》,非求胜于昔贤,要取名于今代。实以淳朴之实伤质,民俗之语不经;故饰以文言,考之弦诵。然后致远不泥,永代作程,即知是古非今,未为通论。”

在议论上虽不过于激烈,在骨子里却有点左倾。宋诗之由西昆演成范、陆,明诗之由七子变为公安,都同此理。

足以代表倾向南朝作风的诗人,当然要数杜甫,他的仿效齐、梁,记述乱离,称为“诗史”,已见前述。他个人对于江左流风,也时致倾挹。《偶题》:“永怀江左逸,多病邺中奇”,显然菲薄建安而推崇齐、宋。因而他最喜研诵的书便是《文选》,他常说“呼婢取酒壶,课儿诵《文选》”,“精熟《文选》理”一类的话。他所仿摹的人物,则为“熟知二谢能将事,颇学阴何苦用心。”即对于一般人嗤为“轻薄为文“的四杰,也颇有好感,而骂那些浅人”尔曹身与名俱裂,不废江河万古流“了。

杜氏之特别注意诗律,完全是受沈、谢影响,其目的亦仍是为了达到清新,所谓“新诗改罢自长吟”,“赋诗新句稳,不觉自长吟”,“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辞丽句必为邻”,都提明“新”字。又如“遣辞必中律”,“晚节渐次诗律细”,更是自述甘苦的经验谈。王楙《野客丛书》卷十九杜诗合古意条,详举杜诗脱胎齐、梁之例甚多,读者不妨参照。他对于当代成名的作家,也否以齐、梁的诗人相比拟,尤可看出他对南朝的倾倒。

总之,唐诗的来源,对于齐、梁体,因多革少,是可以确定的。

 

⑴ 详见陈氏《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二书。

⑵ 皮锡瑞《经学历史》(《学生国学丛书》周氏注本)及周予同《经今古文学》。

⑶《旧唐书》《令狐德棻传》称徵修《隋史》,徵传则称孔颖达、许敬宗作,唯叙论皆徵作。

⑷ 朱熹《诗集传》

⑸《谢灵运传》:“至于先士茂制,讽高历赏,……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按此文日本僧空海《文镜秘府论》以为应作“并宜举胸怀,作傍经史”,恐非是。此所云殆正指富于纪事而缺于抒情的诗篇,否则诗史对举,于此不辞。若《南齐书》《王融传》:“今经典远被,诗史北流”。则显属对举,言诗与史也。

⑹ 韩愈《荐士》:“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噪。”

⑺ 陆法言《切韵》为中国最早韵书,但唐代之前,已有许多因译经而产生的《音义》之书。《开元释教录》:“昔高齐沙门释道慧,为‘一切经音’,依字直反,曾无返顾。”此为玄瑛、慧琳诸书的先声。其年代则比沈约为迟,但我们可以推断外国僧祗是早已会了这个方法。一如后来明代天主教传教士入中土,首先学习以拉丁字、罗马字拼中国音,如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等。

⑻ 自宋代始,诗人已知用双声叠韵之字为诗,如谢灵运《从斤竹涧越岭西行诗》:“蘋苹泛沈溪,菰蒲昌清浅。”鲍照《登庐山》:“嘈囋晨鹍思,叫啸夜猿清”等是。宋魏庆《诗人玉屑》引《诗苑类格》举双声叠韵对偶例甚多,此不赘。

⑼ 详见陈寅恪氏二书。关陇集团之旧派颇重明经科,南方新进之士则重进士科,进士科是专讲诗赋的。到进士科的新进分子当权时,把明经科看得不成东西,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而且有许多人中了明经又考进士。

⑽ 尤袤《全唐诗话》:“魏建安后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宋之问、沈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

⑾《诗品》:“不被管弦,又何取声律邪?”又“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

⑿《周书》《苏绰传》:“自有晋之季,文章竞为浮华,遂成风俗。太祖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庙,群主毕至,乃令绰作大诰奏行之。……自是之后,文笔皆因其体。”北周文诰皆学《尚书》,极佶屈聱牙之致。

⒀ 孟棨《本事诗》:“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学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新唐书》《杜甫传赞》:“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

⒁ 如《重经昭陵》:“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本于庾信《周宗庙歌》:“终封三尺剑,长卷一戎衣”;《宿江边阁》:“薄云岩际宿,孤月浪中翻”,本于何逊《如西塞示南府同僚》:“薄云岩际出,初月波中上”,秦州杂诗:“月明重叶露,云逐渡溪风”,本于阴铿《开善寺》:“莺随入户树,花逐下山风”;《题赵氏隐居》:“伐木丁丁山更幽”,本于王维“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等,不胜枚举。

⒂ 如张九龄:绮丽玄晖拥。(《八哀》)岑参:谢脁每篇堪讽咏。(《寄岑嘉州》)孟浩然:往往凌鲍谢。(《遣兴》)高适、岑参:高岑殊缓步,沈鲍得同行。(《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李白、高适:不复见颜鲍。(《远怀》,王抡:新文生沈谢。(《哭王彭州抡》)毕曜:流传江鲍体。《赠毕四曜》)

 

(原载《国文月刊》194811月第73期。黄恽先生提供

Filed under: 纪庸文学, 唐诗之“因”“革” — 雨文 @ 2009年07月11日 11:07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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