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纪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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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逢紀果庵先生的一段因緣

蔡登山

 

張愛玲在她的極短篇〈愛〉一文中說:「於千萬人之中遇見你所遇見的人,於千萬年之中,時間的無涯的荒野裡,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剛巧趕上了,那也沒有別的話可說,唯有輕輕地問一聲:『噢,你也在這裡嗎?』」。張愛玲雖說的是愛情,但人生的諸多機緣巧合,又何嘗不是如此?很多事情機緣未到,這時你眾裡尋他千百度,依然是曲終人不見;即使同處一棟大樓,「向左走,向右走」,總是咫尺天涯。而反之,有「緣」則縱使千里也會相會的,而且「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剛巧趕上了」。

 

六年前因拍攝胡適紀錄片,猛讀《胡適日記》,記得裡面提到一位徐芳,又叫舟生的北大女學生。後來又讀到學者耿雲志先生發表的徐芳寫給胡適的情書三十封(該批書信並未收入黃山版的《胡適的遺稿及秘藏書信》),於是我開始決定要尋訪這位女主角,但在茫茫人海中尋覓,談何容易,雖然透過許多管道,經過經年終無所獲。突然有一天遇到一位老記者,無意間聊起,他說有她十幾年前的電話,但聽說已搬家了。我不死心地撥了電話,接通了竟然就是徐芳奶奶,幸運的是她雖搬家了,但電話未改,於是我見到了九十五歲高齡的胡適的情人之一的徐芳奶奶。在往後的交談中,我得知徐芳奶奶當年在北大時是寫新詩並研究新詩的女詩人,她的新詩散見一些報刊,但從未結集出版過;她研究新詩的畢業論文《中國新詩史》,是由胡適指導的,上頭還有胡適的朱批,它是國人最早寫的新詩史,但也從未出版。於是我情商友人的秀威資訊科技公司在二00六年四月出版了塵封七十年的《中國新詩史》及《徐芳詩文集》兩本著作。我覺得在三0年代,寥若晨星的女詩人之中;在林徽音、冰心以降,徐芳是顆被遺落的明珠。她的被遺落,在於世局的動盪和她「大隱於市」的個性。我們在展讀她的詩文集時,可看到她由初試啼聲的嫩筆,到風華正茂的健筆,再到國是蜩螗的另筆;我們看到她上承閨秀餘緒,繼染歌謠風韻,終至筆端時見憂患的風格與樣貌。而這些生命的陳跡,都化作文字的清婉與感喟。珠羅翠網,花雨繽紛。

 

而在這之後,我因探究廬隱的《海濱故人》背後的原型,而發掘了與廬隱同為北京女高師同學的王世瑛這位女作家。在這之前沒有人知道她是位女作家,任何文學史都沒出現過她的名字。王世瑛曾以本名及好友冰心為她取的筆名「一星」,發表諸多文章。據我蒐集到的就有:發表於一九二一年六月十日的小說〈心境〉(《文學旬刊》第四期)、發表於同年七月十日的論文〈怎樣去創作〉(《小說月報》第十二卷七號)、發表於七月二十日的小說〈不全則無〉(《文學旬刊》第八期)、發表於八月十日的小說〈兩百元〉(《文學旬刊》第十期)、發表於八月三十日的小說〈出洋熱〉(《文學旬刊》第十二期)。另外還有發表於《晨報副刊》的長篇遊記〈旅行日記〉(從一九二二年七月七日--八月二十九日間,共連載三十二天),及發表於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十二月一日的赴日旅行而作的系列小詩〈東京行〉(《文學旬刊》第五十六、五十七期)。但在一九二五年,她和政治學家張君勱結婚,惜乎!她從此「相夫教子」而不再寫作。她贏得「賢妻良母」的美名,而文壇卻從此少了一位寫手。更可惜的是,她這些已發表的作品,也跟隨塵封八十餘年,從未出版。她成為現代文學裡一閃即逝的過客,在暮色蒼茫中,人們甚至還來不及看到她的身影。因此我從早已昏黃的報紙中,翻找出她的作品,編定了《消逝的虹影--王世瑛文集》(200610月,秀威資訊出版),是有其特殊意義的。因為在當時「寥若晨星」的新文學女作家中,她是其中的「一星」,而且是閃亮的一星!只是人們忘卻她近乎一個世紀了!文集的首度出版,將讓這「消逝的虹影」,重回人們的記憶!讓早被遺忘的身影,再度「浮出歷史的地表」!

 

在二00八年九月二十六日我收到素昧平生的一封電子郵件,謂:「經常在《萬象》等刊物上拜讀先生大作,知道先生對民國文人深有研究,如數家珍,想必也曾注意過紀果庵先生。紀果庵是知堂弟子,在上世紀四十年代與文載道齊名,與沈啟、陶亢德、蘇青、樊仲雲、朱樸等都有深厚的交往,是中央大學教授和教務主任,蘇州大學教授,是當年《古今》、《風雨談》、《新東方》、《朔風》、《中國文藝》、《雜誌》等有影響刊物的主要作家。出版過《兩都集》(1944年太平書局)及十數種集子。然世事多變,紀果庵先生一誤於偽,再誤於反(反革命),三誤於右,1949年後活得非常艱困,終於在1965年投河而死。幾十年來,只遼寧教育重印過《兩都集》,身名不顯。我致力於收集整理紀庸文章有年,紀庸作品主要是文史隨筆,目前與紀庸後代一起,辦了個『紀念紀庸』網站。……知先生最近在搞出版工作,還望先生撥冗登陸紀念紀庸網站,看看能否為紀庸先生出版一本文集,以為紀念。   黃惲頓首」

 

我接到此訊息時,第一時間重回我三十六年前讀到紀果庵先生文章的情形,我馬上給黃惲先生回了信說:「沒問題的。您規劃一下,看怎麼出法。出一本或多本。」然後我找出三十六年前臺灣學生書局出版的《晚清及民國人物瑣談》一書(後來黃惲告知該書一九四四年出版過是南京《求是月刊社》發行,學生版應是據此翻印),該書選有魯昔達(黃裳)、楊鴻烈、周越然、楊靜盦、周黎庵、堪隱(謝興堯)、文載道(金性堯)等人的文章,而紀果庵的〈曾國藩與左宗棠〉一文,置於該書第一篇,封面打上「紀果庵等著」的字樣。當時買該書時,我十八歲剛從鄉下來到台北讀大學,這是我跟紀果庵的第一次接觸。那是一九七二年的事,距果庵先生去世已七個年頭了。後來因為研究周作人、張愛玲等作家,經常地看到紀果庵的名字,甚至知道他在上述的刊物中發表過不少作品,但因那些刊物皆屬圖書館中的特藏,借閱不便,一時之間,也沒有去翻檢。因此我對紀果庵的作品真正看過的就只有這一篇,而這本書在我幾次搬家及清理淘汰(因為書房太小,不得不忍痛淘汰)下,卻一直伴隨著我,當年驚鴻的一瞥,卻是三十六年後的重逢,此豈非有「緣」乎?

幾天之後,紀果庵的孫子紀彬先生,從美國寄來《篁軒雜記--紀果庵散文選》的書稿。紀果庵的哲嗣今年已七十五歲高齡的紀英楠先生在序中說:「一九四四年,父親準備結集出版《篁軒雜記》一書,序也已經刊發在《求是》雜誌上。無奈時局動盪,終未付印。黃惲先生建議此次仍用此書名,以慰父親未成的夙願,我們也覺得是再合適不過了。已無法得知他當年的選目了,唯願此書所選的篇目仍與父親的原序匹配。」是的,在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日紀果庵寫〈《篁軒雜記》自序〉一文時,還註明「《篁軒雜記》已交北平藝文社印行,不久可出版」,但他卻始終沒料到,終其一生,該書始終沒法付梓。他當時想「所以當我們在喜怒哀樂之際,均應當深深留一記憶,雖然不配作為教訓,就是自己作個紀念也是好的。」的微小心願,終至落空。文人寂寞,千古如斯!

現今的書稿分為四輯:有「筆墨生涯」12篇、「人往風微」16篇、「清談古今」9篇、「設身處地」9篇,總共46篇。其中「人往風微」一輯,均為懷人記事之作,極具史料價值。紀果庵寫了他的師友周作人、錢玄同、高步瀛、吳丞仕、陶亢德、詩人南星等人,另外在文中還提到與文友諸如沈啟无、周黎庵、柳雨生等的交往。當然這其中具文獻價值的是寫周作人的〈知堂先生南來印象追記〉及〈知堂老人南遊紀事詩〉兩篇文章。紀果庵對於周作人是崇拜的,雖然沒有親炙,但可說是私淑。他說:「對於先生,沒有像一般入室弟子那麼親炙過,有名的苦雨齋,也沒有去過一回,然與先生相熟的人,大抵非師即友,終亦算有些緣分。」又說:「平實而近人情,乃先生思想和文字的特長,不能只以沖淡二字括之。大約廿五歲以前的人是魯迅翁的信徒多,廿五歲後,則未有不拜倒先生之門者。」因此他可說是熟讀知堂老人的所有著作,他說:「先生文章,我幾乎篇篇讀過,即戰後《藥味集》為南方不易見到者,也都在刊物上拜讀了。」由於浸染既深,因此紀果庵為文頗有知堂遺風,這點連周作人都不否認。知堂老人在〈《文載道文抄》序〉就把紀果庵和文載道並提,以為是上海南京地區「可以提出來一說」的新人,並說「紀君已出文集名曰《兩都集》,文君的名曰《風土小記》(按:文載道還同時出版有《文載道文抄》),其中多記地方習俗風物。」可見此兩人無論在取材及風格上是最為接近周作人的。

翻閱張菊香、張鐵榮所編著的《周作人年譜》,有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一日,周作人隨同汪精衛一行乘飛機去南京;五月十二日午至中央大學農場,赴偽中央大學校長樊仲雲的招宴的記載,但只寥寥數語,不得其詳。而紀果庵的〈知堂先生南來印象追記〉則具體地寫出當時的場景:「我記得中央大學招待吃飯,是在成賢街農場,各色玫瑰開得正盛,我到農場時,樊仲雲校長和胡道維先生等已先在,曾在花圃中合拍一照。中大農場在事變前原是花卉場,戰後,夷為荒圃,經過一年多的整理修建,才恢復舊觀,宴客之所,叫做『瓜棚小憩』,是用竹竿搭成的瓜架,新種的絲瓜和南瓜正抽蔓,還沒有成蔭,故不見得會有『豆棚瓜架雨如絲』之感。」又說:「那天參加的,有李聖五,薛典曾,戴英夫,陳柱尊,褚民誼等先生,褚先生是自從先生到京後就一直負招待之責的,可惜翻閱一下我在當時所拍照片,薛仲丹先生竟已成了古人,人世滄桑,又豈可意料。席間樊先生致辭,說一向與周建人先生很熟識,又與魯迅先生常見面,只有豈明先生,平時景仰,未曾識荊,今番相會,自屬無上榮幸云云。先生答詞裏頂有趣的,就是說到三十八年前之南京儀鳳門內江南水師學堂『管輪堂』生活,我從前讀過先生的〈憶江南水師學堂〉,不意今天卻聽老人口述開天遺事。李、薛、戴諸公,因與先生並不甚熟,應酬話沒什麼可記,飯畢吃茶時,我拍了一張圍坐的像,惜正是背光,不能照得好。

五月十三日,《周作人年譜》云:「上午至偽中央大學講演」,至於詳情則不得而知。但紀果庵記下了一手的資料,他說:「到中央大學講演是再三謙讓才答應的,由外交部一位先生伴往。我們曾預備一點茶點,先生似不大會客氣,我們讓,便吃了。這亦可愛處,遠較岸然道貌為天真也。……講題是〈中國的思想問題〉,聽講者是出奇的多,有些其他國立學校的學生都是再三要求才允許進來的,我坐在最前排,所以聽得很清楚。先是一段自謙,其理由為說不好『國語』,如『周作人』三字,即永遠講不好,小孩子聽了往往要笑起來。至於談到中國思想的本身,則與最近發表的〈中國的思想問題〉(《中和》月刊)差不多,大致是說把儒家思想當作中國的中心思想就好,不必遠求,也不能遠求。儒家思想的表現,既『禹稷精神』,他們都是以解決老百姓吃飯為前提者,故可佩服。先生說因為欽佩禹,竟連抱樸子裏的『禹步』也學了起來,並在臺上表演一下,頗令聽者有幽默之感。『無論什麼思想,都必須有其種子,才能長成樹木,外來思想可以說都是沒有種子在我們頭腦裏的,又怎能強人接受呢?我們的思想種子就是儒,不過這種子因沒受到好的陽光與空氣,故不能好好發展,我們的職責,只在如何加水加肥料,使此種子成長且茂盛便好,不必像太平天國一般把基督教硬認作天父也。』我覺得這一段話最可使人五體投地,中國人而忘記中國思想體系者,殊可尋思。此講稿我認為可以作為一年後《中和》所刊一文之前趨,蓋先生蘊蓄之已久,且是他的一貫主張。唯演稿只在《中大周刊》登過,別處並沒有登,此稿由我自校,相信尚無多大差錯。」周作人寫於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八日,而發表於一九四三年一月的《中和》月刊的重要文章〈中國的思想問題〉,原來還有一篇演講稿,此可提供研究者參照。

紀文又說到:「起初,我們聽了『督辦』兩個字,未免有些與先生的風度不相和諧的感覺,也許是民國以來所謂『督辦』者,給人印象太壞之故;至去年冬,我披閱北京出版的《新民報》,見有先生著戎裝檢閱青年團的照相,更其不免要笑出來,因為好像與先生日常習慣距離愈加遠了,『周知堂』或『藥堂』等字,怎麼會和『青年團』發生聯繫呢?不知先生自己心中怎樣,我們反正是這麼大膽的感覺著了,果然,不過兩三個月,先生就放棄了『烏紗』生活,而照舊穿那不肯換袈裟的袍子。我聽此消息,是晚上在家裏開無線電,無線電本亦先生罵為『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的蠢東西,不想竟從此知道了先生的近事。」紀文是一九四三年三月間「追憶」所寫,文中提到「著軍服檢閱青年團」之事,當指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八日《周作人年譜》所記:「上午身著日本軍服往東單練兵場,參加偽中華民國新民會青少年團中央統監部成立大會。王揖唐任總監,周作人任副總監。周作人致開會辭,題為〈齊一意志,發揮力量〉,講稿載19431月《中國公論》第8卷第4期。會後又在天安門檢閱了青少年團分列式。」對於此事不僅紀果庵大惑不解,同在《古今》發表文章的黃裳,後來曾以記者身份在一九四六年八月下旬到南京老虎橋監獄訪問被關押的周作人,寫下了〈老虎橋邊看「知堂」〉一文,黃裳說:「我不禁又想起那張穿了軍裝檢閱童子軍的照片來,問了他,他好像覺得無所謂,馬上答說,他『演戲兩年』,那些都是丑角的姿態云云。」

對於周作人的「辭官」,紀果庵的看法是:「有人對此事很驚訝,很惋惜,然在下則有另一種喜悅,陶淵明何嘗應當去見督郵,即使不是計較折腰與否的問題,詩人自仍以『池魚歸故淵』為樂耳。」但這恐怕是紀果庵個人的想法,據研究學者錢理群的說法,周作人的「辭官」,不是心甘情願的「放棄」,而是被耍了一招。從《周作人日記》:「下午,子鶴來,汪翊唐(即汪時璟)來,述朱三爺(即朱深)意,令長北大,笑謝之,手段亦仍如冉公(指王揖唐),思之不快良久」(1943.2.6);「教署事已辭,卻又可稍閒矣」(1943.2.8);「上午,別所君來訪,云此次事出之王胡(王揖唐),為之啞然」,又云「朱深對汪主席云:周不慣政治,堅辭。對王叔魯(即王克敏)云:日方反對,周放任學生。合前說而三,小人反覆,常用手段如是也」(1943.2.10)可明顯看出當時他的心境。錢理群認為:「無須多加一字,周作人被罷官後的失望,又悻悻然,以致自我解嘲,委屈,怨恨……均已躍然紙上。」不久,經周作人的兩位弟子沈啟无、江紹原的奔走,於同年三月十二日得汪精衛電追任國府委員。等他從南京回來,三月十六日上午他就去找朱深示威,可惜沒見著,當天日記有「留片候朱三爺」之記載。同年七月二日朱深因黃膽病病死,周作人在日記中記:「聞森剛說朱深於今晨三時死矣」。然後又翻回同年二月六日被朱深免職的那天(周作人認為是他一生奇恥大辱的一天)的日記,幸災樂禍地補記一筆:「小人做壞事,想不到不得百五十日活,此段事日後思之,亦甚可笑也。」錢理群說:「這確實是『咬牙切齒之聲可聞』。這裡的周作人,他的心理素質、情感均已官僚化,再沒有半點書生氣了。」紀果庵當然不可能看到周作人的日記,自然無從深究知堂老人的當時的心境。

一九四三年四月六日周作人應汪精衛之邀,抵南京,前後勾留十日。此在《周作人年譜》均有記載其行程。紀果庵因生病及兒子住院,雖無全程伴隨,但亦有所記,他又想效顰知堂,於是寫了〈知堂老人南遊紀事詩〉一文,其中有南遊記事詩十首,並為文解說其詩意。紀果庵提到四月九日見到周作人的情景:「至會所,楊鴻烈公正招待早點,登樓見翁,覺豐儀如舊,唯短髭或較去年更蒼白耳。雷迅兄偕余往會,為知翁及啟无畫速寫像,因介相見。余與先生寒暄頃,雷君已成一幅,先生見曰:『畫得太嚴肅了,我是很喜歡遊戲的。』啟无則云,其像頗似魯迅。先生遂由遊戲談起,以為一個人必須有幾分遊戲氣氛才好,殆即所謂幽默感也。『但世人多以為我是嚴肅的,即畫像,也是把我畫成嚴肅的居多。古人有許多滑稽者,不知道他們的相貌如何,或者東方朔的像也許是很嚴肅的罷?我覺得滑稽很好,說正經話作皇帝的不但不聽,或者對於自己還有損失,像滑稽者流,別人聽固好,不聽也無妨。』此數語說得實在有味,我的為人,只是一味馬馬虎虎,說說笑笑,其實不足言幽默與滑稽,而今而後,當向『幽』與『默』作去,如先生之超然象外得其環中,則大佳矣。語次,雷君第二像已成,做微笑狀,先生略首肯,以為稍具遊戲感焉。」又說:「先生近不常為文,而詩則屢作,如『當日披裘理釣絲,浮名贏得世人知,忽然徹悟無生忍,垂老街頭作餅師』一首,含蓄深遠,而字面極平易,有義山之蘊藉,而無其艱澀,似梅村之感慨,而較其流走風趣,故吾曰,此天籟也。唯本事云何,似有所謂,雖微有所知,不能詳也,閒步庵知先生最深,或能箋之,今又非其時,元遺山不明錦瑟,恨無鄭箋,吾於先生亦云然。又一首曾感動雨生下淚者(見楊杰先生〈知堂在蘇州〉一文,刊《中華日報》)亦抄於此。其情正殆不減於聞吳歌云:『生小東南學放牛,水邊林下任嬉遊,廿年關在書房裏,欲看山光不自由。』山水無窮,亦不知吾輩何年更得自由看之也。」文中所說「閒步庵」是指後來在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三日被「逐出師門」的沈啟无,而「雨生」者指柳雨生也。這些目睹親聞的場景,都是研究周作人不可多得的史料。

 

除此而外,更重要的是紀果庵在當時是頗富盛名的散文家。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出版的《中國淪陷區文學大系散文卷》就收錄了他的〈兩都賦-南京與北京〉、〈語稼〉、〈亡國之君〉、〈林淵雜記〉、〈小城之戀〉、〈病中談病〉、〈知己篇〉等散文。編者謝茂松、葉彤、錢理群在〈導言〉中特別提到紀果庵的〈林淵雜記〉、〈小城之戀〉、〈語稼〉諸文,「同樣將『遼遠』的世界『身邊』化,因而充滿了『現在感』,處處流溢著人生的『生趣』:人們在回憶中達到了對『那些古老而單純的東西』也即人的最恆定,也是最基本的、日常的、世俗生活的積極肯定。」於是他們的文章充滿諸多關於鄉間生活及童年的「回憶」之作,但卻又對這憧憬的現實否定。紀果庵甚至說:「鄉村今日,早已無復此種趣味,有的只是流亡與災祲,死滅與凌辱,即便是生在鄉村,想也不會再有什麼顧戀矣。」這種屬於「憂患時的閒適」,有種「黍離之感」。確實,在那樣一個風雨如晦的年代裡,這種看似輕鬆活潑的小品散文於作者來說卻並不輕鬆。紀果庵在〈《古今》與我〉一文中說:「我幾年以來,因為感傷人事,漸知注意歷史,覺得一切學問,皆是虛空,只有歷史可以告訴人一點信而有徵的事蹟,若偶然發現可以寄託或解釋自己胸懷之處,尤其像對知友傾瀉鬱結已久的牢騷,其痛快正不減於漢書下酒!」正是這種對現狀的悲觀情緒,使他的興趣逐漸轉向歷史。紀果庵說:「生於亂世,總好以史遣愁」,但他又認為「『蓋棺論定』之不可靠」,於是他將前人所謂「蓋棺論定」之說,一一臚列,有如抄錄古書般,這種對「歷史」的「重讀」,論者認為「是從離亂中的生命體驗出發,用一種『新的眼光』去重新解讀(發現)歷史,是『現實生命』與『歷史生命』的一次『對話』。」在這種情況之下,紀果庵寫下了〈曾國藩與左宗棠〉、〈孽海花人物漫談〉、〈續孽海花人物談〉、〈談紀文達公〉等等掌故文史隨筆的文章,他懷古傷今,他一步步地走入歷史中去了。

 

美籍耿德華教授Edward M. Gunn在他所著的《被冷落的繆斯中國淪陷區文學史》(原名Unwelcome Muse)一書中,在「傳統的復興:隨筆性散文」一章中,對文載道和紀果庵有專節論述,但由於紀果庵的文章散見於許多雜誌中,蒐羅匪易,即使如耿教授者亦無法得窺全貌。因此《篁軒雜記--紀果庵散文選》的出版,甚至未來文史掌故文章的結集,對於研究學者而言都有「把臂入林」之功。因緣巧合,讓我重逢紀果庵先生,雖然不是真實的見面,但觀「其文」如見「其人」,因有所感,寫下一段因緣。

 

(原載《傳記文學》二〇〇年十二月號)

Filed under: 纪庸评介, 重逢紀果庵先生的一段因緣 — 雨文 @ 2009年03月30日 9:3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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