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纪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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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中谈病

纪果庵

有生即有烦恼,疾病不过烦恼之着乎形式者,然落魄人于此盖尤不堪,黄仲则《途中遘病怆然有怀》可为代表:

摇曳身随百丈牵,短檠高照病无眠,去家已过三千里,堕地今将二十年,事有难言天似海,魂应尽化月为烟!调糜量水人谁在?况值倾囊无一钱!

所说皆即目前景物,并未隶事用典,而动人力量,绝不在“如此星辰非昨夜”之下者,正因此情更觉恋爱的事为普遍易晓耳。远客在外三千里,虽亦有所谓俸钱也者,其实与黄君之倾囊相去无几,自四月四日儿童节起,一连偃卧五日,“摇曳”中不禁忆起如此之诗,于是乃格外生一层说不出的感触。

幼年时很喜欢以病为撒娇的机会,平常总是严肃的父母,一听见子女健康有问题也要添出几倍的爱抚来。弄到现在一感觉不合适就要喊一声“妈呀”!大约就是儿童时习惯之遗留,不单是我,人人全是一样的。上中学时离家远了,交通既不便,我非到寒暑假往往是不回家的,一有病痛,除独对短檠之外,实无告语,你要知道,将疾痛告诉了别人,取得别人的关心,这在病者,好像就是有了安慰。然而同学都上晚自习去,且彼此不相熟,也很不情愿说出自己有病,盖在有交谊有感情的人前说,固可惹人怜惜,若不是这种关系,却引起人家的讪笑与讨厌,也是最要考虑的。到了头痛得最厉害或发烧太凶的时候,多半还是挣扎起来给父母一封信,叙述着目下的苦况,无疑的,这便是代替了那“妈呀”的呼声,可是当第二天或第三天人已好了,照样跳跳蹦蹦的在操场上时,作妈妈的却正对着刚刚寄到的信在垂泪,和父亲商量该派什么人去看看孩子,和应当带上什么东西之类,如此一星期之内,定会见到家里派来的长工,年轻人反而为此发起脾气来,“我早就好了,谁让你来?家里真是小题大作!东西拿回去,我不要!”脸上讪讪的走去“学生会客室”,倒弄得长工摸不清头脑。如今这事相隔二十多年了,在发高度热的昏睡中,不时还有这许多影子在眼前朦胧的跑来跑去,一清醒过来,分外有些空虚。

但中国人却不免把病当作闲情逸致之一,名士与美人,尤不能不按时而“多愁多病。”只看看宋人词句,不是“颦眉”就是“肠断”,不是“消瘦”定是“无眠”,就可证明。有人说中国文字不是长于叙事的,而是更长于抒情的,所抒的情,是什么,我约略统计起来,总是离情别绪居多,而属于男女相思的别离,尤其是才人笔端的家常便饭,要想点染此情此绪的难于禁受,只有把病字强调起来,以使别离的苦更具体的显现在一般人面前,在修词上这也许是属于“夸大性”的。可是能够回肠荡气的作品,大半还是仗了病字的力量。好些人都骂这是不健康的现象,以为像这样无病呻吟的文章大可拉杂摧烧,然吾意以为倒也不妨随他去,盖感情这种东西,根本是病态的。假使太健康了,反而让人看了是不近人情,臂如看西厢记十里长亭而分毫无动于中甚至骂张生双文太儿女子气,亦是说不过去的。残忍与同情之判,相去极小,虽然末流会距离甚远,其实在心的出发点只一线之差耳。人大抵是应该人道一点,不能相会而非以病来点染心情岂不重可哀乎?则吾人固不愿将天下痴儿女尽骂为没出息,其理由原也说得过去了。且雅人也者,对于病又有一种趣味的看法,那就是因病得闲是。药本是不好吃下去的,但《红楼梦》中宝玉反把黛玉房里的药香作为难得的隽永,又如《浮生六记》里也把病里光阴礼赞得特别有情致,中国士大夫很喜欢把不艺术的东西看成艺术,病与愁殆均其一端也。这里我想也有一点潜在的原因,那就是士大夫阶级平时的生涯太呆板严肃,缺乏了实生活的趣味与动力,迫不得已,只有在这些时候觅一发泄的机会,恰如佛罗德讲精神分析的Libido,迟早必觅一出路以资宣泄一般。潭浏阳在《仁学》里所讲的儿女关系不宜过于神秘,何尝不是如此说法。最近会见知堂先生,他说中国自古是民主的思想,所以皇帝的生活并不像我们想象那么暇逸,因而许由务光之流,竟会视皇帝如敝屣,直到最近,有人在北京会见一度作过太子的“大阿哥”,向他访问当年宫廷情形,他说当皇帝是顶没意思的,每天早晨三点钟就要起床,让太监领到这里领到那里,不是叩头,便是行礼,所与众人不同的,只是什么都可以随便索要而已,这许多话实可以代表中国理想的官吏生活,几乎完全为形式的禁欲的了,苟不为是,一定会成为昏君与乱臣。沉潜在圣经贤传的摆面孔空气里,不容不 藉此发挥一下自家的情感,南宋以来的道学家,多为词林能手,忧国忧民之余,还要自己的感情跑跑野马,这也是需要后人的了解与原谅的。故普通批评中国文学病态的色彩太浓厚为欠健康云云,我则觉得健康的感情根本不在乎病与不病,中国号称东亚病夫,其病原不指多情的病,而是说我们的禁欲式清道徒生活,根本不会有什么健康合理的机构耳。

看《红楼梦》因而自疑为宝黛者也很多,本无所谓,而亦“黯黯愁侵骨,恹恹病欲成”起来,真是有点肉麻。其实这多半是没有经过男女正常关系的青年之变态,我所看到大部正在爽朗的恋爱之中男女们,反而没有这种现象,也可见禁闭式的教养法之不甚得体矣。D.H.劳仑斯在《查泰来夫人之情人》一书里骂英国绅士的生殖器都是僵干的,他们只是夜礼服的架子,所以健康而感到需要的年轻查泰来夫人,只好同野兽一样的麦洛士在疾雨中裸体追逐于密林中了。委屈而不得正当发育的性生活,转变成愁闷与病象,此乃中国美人多病的最具体的原因,且亦最不客气最不含蓄的解释法。然我觉得是这样,要含蓄也含蓄不来的。同时,中国诗歌之独多抒情之作,正是为了此力量之升华,叙事质直,有不可能者,皆由是宣之,朱淑真李清照殆均有若干的不满与要求而云然也。

野马跑得远了,还是回到病痛的本身来吧。对于一个平时很康壮的人,疾病的袭来真如雷霆万钧,可以立即昏厥。即如我个人,十五年来,几乎没有害过什么病,我常是自诩为“牛”的,自己干的事情,也恰如牛马一般。从前作教员的时候,时常清晨跑步约两华里,然后缓缓归来,吃稀饭馒头,可以比别人多进三分之一。下午一觉睡起,又是打网球的好时间,不到浑身大汗是不止的,自到江南,此情可待成追忆,荏苒三年。虽然不是作着什么剧务繁缺,而酬酢究亦难免,于山野之人,盖颇不适于华灯看舞醉里听歌,所以每以接到请客贴或具柬宴客为苦。廿九年夏连在秦淮河畔某肆用饭三次,遂大病,独卧公寓,真的有黄景仁调糜量水之感了!若此次之病,虽只感冒,倒颇觉不轻,昏梦中种种恶象,俱至眼前。中学时的病苦,不过其一。病了两天之后,渐渐好了,想照旧办公,不意感风复发,意绪大坏,因为很疑心是发疟疾,四月六日发了汗,证明不是疟疾,心头稍稍痛快。我对疟疾有切肤的经验,十五年因张大元帅与基督大将在南口剧战,学校辍学,我就在家里发疟疾,自暮春至初秋,反复十数次,冷了时只有饮开水,热时不知说些甚么。秋日入学与舅父同行,二百里长途要骑在驴背上,没有汽车更无火车,至九十里后疟疾大作,伏在驴上,进退维谷,那是我平生未曾遇到过的一次苦恼。及至读书稍多,见《金石录后序》上赵德父在江南病痁,宝物落失,性命不保,看到自池阳船上临发入行在一段,想想自己的二十年光阴,亦有不能已于废书三叹之势。现在总算不是病痁,不免暗暗欢喜一番。但南京的疟疾确是易于传染的,赵明诚一向住在山东河南,故一到“下江”,不免于难,乱世的人,不知怎样的便会送掉性命,惜在史实上可稽考的很少,颇引为憾。因又想起亲友凋零于流离道路中的也不少了,这也可称为战乱之赐与,杀人者不仅是子弹,若干可系念的死者,当临终一瞬,远较吃枪弹为可怜!“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我们还能侧在病榻上吃吃家人之稀粥,不亦大可以慰乎!

诗人大抵当病时有诗,自然,不是在最危笃的时候,―—不过绝命之词,实亦多临终口占者,如放翁临死示儿诗即一例。中国人无论受儒家思想影响或受佛老浸染都是一样,便是能将死生看得开,不至于过分固执与留恋。所以绝笔诗词,倒是见道之作多,感慨辛酸之作少;沈启君曾同我说,中国文学与西洋文学最大的区别就在象征与写实,中国文章无不象征者,不独李商隐李长吉的篇章很晦涩,凡诗人大约均只说出五七分,而愈有痛感,愈作得和平,若不深明底里,或毫无所动于中也未可知,此乃东方文化精髓,而在病中表现得最清楚者也。理智当静处时顶易活动,佛家坐禅,或取意于斯。我们健康时候,老是动的,一刻不肯休止,如一塘污水,上有风波,下有鱼虫,中含沙砾,看不见一点清澈透明的本体。既病卧在床,外事不得不暂时从脑筋里挤出去,于暂时之安息里,收视返照,犹之池水暂静,沙砾下沉,风波不起,可以洞见表里,细数游鱼,故在病榻乃大有悟道的机缘,而一有述作,乃绝妙焉。且人与人之间,倘非病时,如霍布士Hobbes先生所说,简直像与狼相处,一方是伺隙,一方是严防。唯一遇病时,多少须拿出一点同情,因此我说,病榻也许是社会上最安全的所在!《人与医学》这本名著里,有一章是专门讨论“何以病人值得同情”的,手头无原书,不能摘抄,大致记得是说病人在未病时是社会工作中的个体,既因为公共的事,得不到休息,现在病了,可说是为大家牺牲的时候,理应寄以安慰。故病人的要求,无论如何,是不应当拒绝的,病院中必须以温柔的女孩子充护士,不能不说是一桩“德政”。世尊割肉饲饥虎,敌人在病楚时大抵也化除彼我之障,而不忍听其呻吟饮泣。世界红十字会即基于此而创设。杀人是斗争,英雄的表演应当一刀一剑,所以放瓦斯以及细菌战实为不名誉,因为他是先将人置之于病的地位,使之丧失战斗力而杀了的,犹之我们壮汉打击卧床不起的病夫,殆必为人所嗤。于此我想起中国号称为东亚病夫之又一意义,照我们的战争说,尚不能充分利用机器,冲锋陷阵无非仰赖大刀红枪,人家的杀人机器一开,我们就病了,这所谓病夫,反而有许多光荣的成分了。数年前我于古城中炮声震耳,忽一晚警察传令家家预备黄泥大蒜矢溺,谓此可防御瓦斯,如有异味即以溺合蒜及黄泥涂鼻口云云,即大学教授亦无不如法炮制,以待万一,幸而不用,假使真的大家嘴边衔起上述的口罩,诚亦大奇事也。病夫只是病夫,终以任其自然为妙,虽然我也不会持刀杀人。

梁任公在病苦中能集宋词为联语,往往精妙。《苦痛中的小玩意儿》序云:“……我的夫人从灯节起卧病半年,到中秋日,奄然化去,他的病极人间未有之苦痛,自初发时,医生便已宣告不治,半年以来,耳所触的只有病人的呻吟,目所接的,只有儿女的涕泪,……风雪蔽天,生人道尽,块然独坐,几不知人间何世!”任公是自诩为有趣味并乐观的人,遇此也不能自遣。我以为自家苦痛,还能自知,唯有目睹他人辗转床笫,殊不可耐,尤其是与自己最有关系的亲戚朋友。故我最不愿探望人病,一则目睹之余,不免怵心,一则别人的心绪不佳,反而要出面招待,似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从前我身体好时,我的太太时常闹病,而太太一病倒,则自我的拖鞋至孩子的书包均有找不着所在之厄,其余米盐琐屑自不必提,所以一遇此境,我是一则以惧,一则以怒。惧者,万事都无头脑,怒者,哼哼唧唧,听了很不舒服。痛苦不在己身,始则同情,继则厌烦,终至恨恼。现在自己病卧在床,看了家人焦虑之意,不免颇悔昔时。太太遂也向我发牢骚说:“我病了你只是生气,现在你病了我们要生气行不行?”弄得我也无言可答。但我的厌恨,乃是出自愿意别人快痊愈的迫切期待心理,绝非愿仇人病死,或释迦见生老病死而起厌世意的说法,这总算可以表白的。对于疾病之不耐,是每一男子的普通习惯,不只是别人,如初唐四杰中的一位,固亦曾为瘫痪而自杀,是足证对自己之长期不获健康,也可以照样的不满意也。

四月十五日衡门室病起作

 

(原载《两都集》。纪英楠先生整理)

 

 

注①:“觉”疑当为“较”

Filed under: 纪庸文学, 病中谈病 — 雨文 @ 2009年01月03日 2:3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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