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纪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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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孔德

纪果庵

“孔德,孔德,他的主义是什么?

是博爱,

是寻求人类的真理,

是保守人类的秩序……”

以上是孔德学校的校歌,这些日子,头脑里总是荡漾着这只歌的清脆声音。那一定是每周的星期一,在孔德中部院落的大礼堂中,中学部和小学部都聚在一起作周会的时候,唱完党歌之后,便是这个歌了。另外还有一首,是以“我们的北河沿”起头的,不常唱。回想别离可爱的孔德,不觉匆匆十年,去年回北京,看见昔日小学的学生,已有不少人在大学作事,我们正是不知不觉的老去,看着幼小的长大,虽然也喜悦,实在还是哀怅得很。在苦雨斋中,也看到好几位孔德的老同事,大家提起当年,连素来不甚相熟的人也立即有一番亲热,孔德好像成了我们友谊的纽带。自己大学毕业以后,经过的事情也很不少了,但孔德的生活,却永远比别的印象更深,那可以说是一连串有趣味有色泽的日子,一大片有景物有繁华的环境。……有一天看到当时主持着小学部的老友王淑周,他的大少爷已经娶妻生子,我们的境界和心情也就可想而知。由他的述说,知道今日之孔德也像受了创伤一样,荒凉,穷困,拮据,绝对没有往日的丰采与情味了。我不免想到那红色的门,绿色的窗,有美丽的花坛的院落,有紫藤的夏荫,与那些道不出姓名的永远可爱的面孔。但是当我路过东安门大街时,只见什么东兴楼在对面修礼堂了,南河沿的翠明庄多么堂皇富丽,新扩充的柏油路多么宽阔,而只有孔德是老了,钱玄同先生手书的照壁上的总理遗嘱,和注有国音及罗马字的马叔平隶书的校名都剥落了,虽然没有进入学校,可是心里的沉重已经使我不能忍受,东安门的红色拱门在哪里呢?常常在大街两旁钉皮鞋的老匠人在哪里呢?我常常去理发的那小店在哪里呢?在冬天,垂满了冰箸的咿哑的水车为什么不见了呢?南池子的树荫好像都变了颜色,真的,整个北京好像都和我生疏了,不亲热了。

这里我要说明,虽然钱玄同先生在致周知堂先生的信里把孔德唤作“丘道”,(见知堂先生玄同纪念引)但只是为了猜谜,实在孔德乃是法国社会学家Comto的名字,所以学校的名字也就译为Ecole de Comte,(在照壁的校名下也有这一行法文的)一个最不冬烘的学校,却取了顶冬烘字样的校名,不知底里的人,一定莫名其妙。她是属于中法大学系统,中法共分四学院,都是以法国的著名学者为名的,文学院曰服尔德学院,即Voltaire之名。理学院曰居礼,发明镭锭的,大家都知道。陆谟克学院乃是生物学家Lammark之名,另外一个就是孔德学院了,顾名思义,自可知其为专研社会科学者。但孔德学校的历史,却长于孔德学院,故大家常以孔德学院为孔德学校的继母。孔德是无所谓高初中的,自幼稚园起,小学六个年级,中学四个年级,大学四个年级,初中一叫作七年级,大学一叫作十一年级,这是非常特别的,差不多从幼稚园入校,一直可以到大学毕业,而到里昂或巴黎去留学,不必再考什么入学试验了。他们念的是法文,英语只作第二外国语,大约不是自立系统,升入别的大学也是困难的。

谁也想不到孔德的校长乃是蔡元培先生,他是终年不会到校的。孔德可以说和北大的夙命的相连系,学生,北大同仁的子弟;教员,北大的教授或学生。当我进孔德的时候,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从前任课的几位前辈,沈尹默先生,马幼渔先生,周岂明先生,张凤举先生,徐祖正先生,钱玄同先生,沈兼士先生……等都已经去作政府的高级官吏,或在大学里主持着顶重要的科系。剩下的只有研究中国小说史的马隅卿先生(廉),他在管着全校事务,名义好像是总务长罢,还有陈君哲先生,仍然教着高级班的国文。卫天霖先生,教着美术,陶虞孙先生教音乐和生物,赵荫棠先生教国文。去年看到赵先生,真是老得多了,拿着短小的旱烟管,说话还是那么有风趣。可是,虽然那些老先生是离开了学校,但在精神上仍然有很密切的关系,譬如钱玄同先生,一直到廿七年逝世为止,总是寄宿在学校里的,那个紫藤的小院落,阴阴的,两间小小的东房,紧邻就是不修边幅的王青芳先生,我几乎每天都在孔德的大门附近遇到钱先生拿着手杖和破黄皮包去大学上课,他连包车都没有,出门现雇。鲁迅先生《两地书》第一二六函云:“途次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金立因,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不知迅翁为什么和钱先生不对,此所云金立因,分明是指钱公。我们同学对钱先生都是很恭敬的,我在《师友忆记》里也说到过。两贤相恶,或许自古已然。唯玄公与迅翁乃是在东京小石川町同时听太炎先生讲说文解字的同门,似乎不该如是同室操戈耳。知堂先生玄同纪念云:

“关于玄同的思想与性情欲有所论述,这是不容易的事,……我只简单的一说在听到凶信后所得的感想,我觉得这是一个大损失。玄同的文章与言论平时看去似乎颇是偏激,其实他是平正通达不过的人,近几年和他商量孔德学校的事,他总是最能得要领,理解其中的曲折,寻出一条解决的途径,他常诙谐的称为贴水膏药,但在我实在觉得是极难得的一种品格,平时不觉得,到了不在之后才感觉可惜,却是来不及了,这是真的可惜。老朋友中间玄同和我见面的时候最多,讲话也不拘束而且多游戏,但他实是我的畏友,浮泛的劝戒与嘲讽虽然用意不同,一样的没有什么用处。玄同平常不务苛求,有所忠告必以谅察为本,务为受者利益计,亦不泛泛徒为高论,我最觉得可感。……”由这些话可以知道知堂翁与玄同翁对于孔德学校关系之深,且大可了解玄翁之为人,我们曾和钱公受过业的殊有同感。孔德有一时期全由尹默先生在背后主持,后来就转入周先生名下,大家都称周先生为周二先生是也。关于孔德内部的问题,那我是不能赞一词的,学校规模一大,有点噜噜苏苏,也许免不了,但无论怎样,孔德总是整个的,活泼的,前进的,朝气的。尹默先生负责时的主持人即马隅卿先生,马先生为马氏兄(弟,疑缺弟字)中之最幼者,幼渔先生,叔平先生,大家通晓得的,这位九先生专治中国小说史,不登大雅文库起初或即指马公自己办公的那两间房,位于孔德中部的高台上,前面种了不少的花木,我们天天在那广大的砖台上上课间操,我初到孔德时,他正以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的名义印着清平山堂话本,这时还没有得到冯梦龙原著的四十四本平妖传,故尚无平妖堂之名。前面鲁迅先生所说的经孔德看旧书,亦即指此,唯孔德之旧书,又不全在马公平妖堂中,另有十几大间用厚重的城砖筑成的书库,原是清宗人府放置玉牒的地方,这儿藏满种种珍本,而小说戏曲尤多。有名的插图本崇祯刊金瓶梅亦在其中,与北大所藏及北平图书馆的万历本可以鼎足而三的。此项藏书自然要感谢隅卿先生的搜罗之功,每天每天背着蓝布包袱的书友们在孔德的红大门内外徘徊着,于是书库一天天丰满起来了。但在早期的孔德,听说蔡先生,沈先生,以及知堂先生都曾买过不少书的,并且有许多是由冷摊得来。所以,当民国十九年,学校为了买书垫款太多,政府津贴又断,因而发不出薪水时,我在物质上虽然困苦得不可能言喻,而精神上则确是分毫怨思都没有,盖下意识的对于学校有着不可动摇的敬意之故。马先生不唯在书的收藏上使孔德造成特殊地位,就是在精神的奋斗上也曾为孔德卖过不少的气力。他如存在,年岁也不过五十岁罢,可是终于死在北大的小说史课上,而因为“身后萧条”的缘故,平妖堂的珍品也全数售之北大了。《苦茶随笔》中有隅卿纪念一文,可以作为我所说的参考,引抄如下:

……与隅卿相识大约在民国十年左右,但直到民国十四年我担任了孔德学校中学部的两班功课,我们才时常相见。当时系与玄同尹默包办国文功课,我任作文读书,曾经给学生讲过一部孟子,颜氏家训,和几卷东坡尺牍。隅卿则是总务长的地位,整天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又正在替孔德图书馆买书,周围堆满了旧书头本,常在和书贾交涉谈判,我们下课后便跑去闲谈,虽然知道妨害他的办公,可是总不能改。除我与玄同以外,还有王品青君,其时他也在教书,随后又添上了(魏)建功(徐)耀辰,在一起常常谈上半天。闲谈不够,还要大吃,有时也叫厨房开饭,平常大抵往外边去耍,最普通的是森隆,一亚一,后来又有玉华台。民十七以后移在宗人府办公,有一天夏秋之交的晚上,我们几个人在屋外高台上喝啤酒汽水谈天一直到深夜。说起来大家都还不能忘记。但是光阴荏苒,一年一年地过去,不但如此盛会,于今不可复得,就是那时候大家的勇气与希望,也已消磨殆尽了。隅卿多年办孔德学校,费了许多的心,也吃了许多的苦,隅卿是不是老同盟会,我不会(曾?)问过他,但看他含有多量革命的热血,这有一半盖是对于国民党解放运动的响应,却有一大半或由于对北洋派专制政治的反抗。我们在一起的几年里,看见隅卿好几期的活动,在执政治下三一八时期与直鲁军时期的悲苦与屈辱,军警露刃迫胁他退出宗人府,不久连北河沿的校舍也几被没收,到了大元帅治下好像疔疮已经肿透离出毒不远了,所以减少沉闷而发生期待,觉得黑暗还是压不死人的。奉军退出北京的那几天他又是多么兴奋,亲自跑出西直门外看姗姗其来的山西军,学校门外青天白日旗恐也是北京城里最早的一张吧?光明到来了,他回到宗人府去办起学校来,我们也可以闲谈了几年,可是北平的情形愈弄愈不行,隅卿于二十年秋休假在南方,……廿二年冬他回北平来专管孔德图书馆,那时复古的浊气又弥漫了中国,到廿四年春他就与世长辞了!孔德学校的教育方针向来是比较地解放向前的,在现今的风潮中似乎最难于适应。……不过隅卿早死了一年,不及见他亲手苦心经营的学校里学生要从新男女分了班去读经作古文,使他比章士钊刘哲时代更为难过,那也可以说是不幸中之大幸了吧?”

我抄上这么一大段文字,无非使看官可以多明白一点孔德在故都的学校里占什么地位,而马隅卿先生又在孔德中占什么地位。我只是孔德的一员小卒,对于大的节目,当然不甚晓得,当初读了此文,也不免生了“原来如此”的感觉。马先(生?)死去整整十年了,那穿着深蓝色西装黄色高腰皮鞋的影子,如今还是鲜明得很。民国十九年夏天,我是寄寓在孔德学校的,前文所说高台上的吃汽水高谈阔论,常常看到听到。唯玄同先生声音最高,容易使人记忆耳。我离开孔德是二十二年,袁良市长的强制男女分班及读经古文等节目幸未赶上,在孔德的风习上说起来,这确是加倍痛楚的。

作为孔德风之最大特色,即知堂翁所云的解放与向前。譬如中学男女合班,殆即由此兴起。我们不妨说当新青年与新潮时代思想勃发之际,除去北大以外,第二个实验场所即是孔德。在孔德作教师扳(板?)起面孔是绝对行不通的,男孩子女孩子永远那么天真,一进大门就有人抱住你的大腿或脖子,如果穿了新衣或新剪了发,先得挨学生的打,叫做“打三光”。诀曰:“剃头打三光,不长虱子不长疮。”先生们大都是含笑承受这打与颂祷的。在雪天,会有人在衣领里塞进一团雪球,但这冰冷却使人心中温暖,这些在优美家庭中长养起来的纯洁国民,没有受过一点不良传染,我们应当被他们的稚气的爱所感动。他们向来不闹什么风潮,也并没有外人所预料的那么多不大高明的罗曼斯。在这里我们认识了一个优良家庭环境与高尚的学校风气之重要,当我阔别孔德三四年之后又带了别校的学生去参观时,遇见幼渔先生的幼子马泰,长得是那么高了,还是过来抱住脖子,很热烈的叫着:“纪先!”(他们的惯例是省去“生”字的)于是我立即沉在往日的梦境了。

因为思想上的启迪,孔德学生的作文是另成风气的。我曾负责整理过孔德从前的国文讲义,印刷校订皆甚精好,亦即知堂先生等主持国文课时所选刊者。大约一般学校还在读着商务出版的国文读本评注之时,孔德已经读显克微支的小说了,至于狂人日记,呐喊等篇更毋庸提。我在小学部教读时,取材常是朝花夕拾和空大鼓,但学生们往往撇着嘴和我说:“早看过了,先生选点别的好不好。”这便令读书很少的我为难了,对小孩子们选些什么教材呢?在中国,儿童文学是不存在的。仅有的纺纶故事呀,两条腿呀,小约翰呀,统统是陈腐的了,安徒生童话也看过了,尽是公主和王子的老调子也不行。有一时期学生颇迷恋于大仲马的侠隐记,孩子们把木剑带在腰上,人人都要做起达唐安来了。也有的学生喜欢看波斯顿和屠场那类厚重的东西,他们并不觉得格格不入。孔德自己刊行的孔德校刊,是把学生的作文成绩作基本稿件的,绝不像普通中学学生之滥调与庸俗,可是在先生出作文题时,也真是难关,无论在黑板上写出多少题目也不能对了学生的心理,终于还是自家想了自家的题材。若是说解放,此亦其一端。然而中国的事难说的实在多,到现在还是盛行着“人生两大之间”或“美丽的云儿向我微笑了”的句法与套子,似乎较之桐城义法,更逊一筹,和教师及学校当局提起改良读书和写作的方法,也只有付之耳边风了。于此怀想所谓“孔德风”,便有更深的怅惘。

去年回北京在市场看书摊,忽然见到一册光社年鉴,(注)翻开看看,乃是刘半农先生送给马幼渔先生者,写着“幼渔二哥”的字样。里面有好几幅孔德学生的照片,是李召贻先生摄的。(这些孩子现在都在哪里呢?)双凤凰砖斋主人与孔德的因缘很深,两位双生的公子小姐育伦育敦(在英伦所生)都是孔德的学生,公子育伦是大有父风的人物,我曾教过的。天华先生的孩子也是孔德学生。这册子在别人看起来很平凡,但在我则大有兴趣,只花了五块钱即买妥,回到家中细阅,正是旧历除夕,北京虽是故乡,而自己的家庭却远在江南,一盏灯,一个人,寂寞而凄清,不免提起笔来在扉叶上写了一段感伤的话,现在书不在手边,也倒记不清是什么了。只是觉得这十年的岁月,是怎么样可惊!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骨肉田园,固早不在话下,旧游之地,同门师友,何一不可系人梦思!而且许多苦难,也还来日方长,若真的后之视今,亦如今之视昔起来,则此种无谓的个人主义文字,亦未尝不可作来者叹息之资也。

(注) 光社乃刘半农先生所组织之业余摄影团体,其年鉴为中国美术摄影集之嚆矢,亦值得纪念者也。

 

(原载《天地》第一二期。黄恽先生提供)

 

Filed under: 纪庸文学, 怀孔德 — 雨文 @ 2008年10月18日 7:5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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