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纪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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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之文章*

纪庸

《世说新语》纪录汉末迄晋末之名人佚事,为南朝宋太祖之甥、临川王刘义庆所辑。分“德行”、“政事”等三十六门,不仅为史学要籍,且文词斐亹,至今传诵。

此书之撰述,当非出于刘义庆一人之手,据梁刘孝标注解中所引书籍已可证明。又如同一人物,而称谓不一。例如谢安,或称“谢公”,或称“谢太傅”,或直呼谢 安,即其显证。唯每条作者虽非一人,而文章风格,大体一致;且此种风格,影响及于当时史籍甚大,即如《搜神记》、《异苑》,以及《高僧传》、南北朝各时代 正史等,无论为六朝人所撰,或经唐人修改,均具有与《世说》近似之格调。故“世说体”可谓当时叙事文之代表。此外,可以代表美文者,即昭明《文选》。此两 书在形式上虽有不同,但在倾向上颇相一致,因系同一时代之产物也。(注)

《世说》之文章有何特色,可举例说明之。

[例一]华歆、王朗俱乘船避难,有一人欲依附,歆辄难之,朗曰:“幸尚宽,何为不可?”后贼追至,王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为此耳!既已纳其自托,宁可以急相弃耶?”遂携拯如初。世以此定华、王之优劣。(“德行”)

文中特色,即在助字使用之频繁。所谓助字,即不属于主语、述语而专门附加他语之上,以表补助之功效者。如“有一人欲依附”之“有”、“欲”,“俱乘船避难” 之“俱”,以下“辄”、“幸”、“尚”、“何为不”、“后”、“欲”、“所”、“本”、“所”、“以”、“正”、“耳”、“既已”、“宁可”、“相”、 “耶”、“遂”、“如”……等均是。前代叙事文中,如《左传》、《史记》、《汉书》等,助字之使用决无如是之多;司马迁之文章,其助词已不多,但班固仍嫌 欠简洁,凡《汉书》与《史记》同一人之传纪,必比《史记》更简,即助字尤少。

中国旧日文法所谓实字,包括名词、代名词、动词及形容词;此外为助字,亦即虚字。虚字之增加,表示文章之屈折。以本文而论,“华歆、王朗俱乘船避难”,主语 已有两人,“俱”字之意已在,实可省略。“有一人”之“有”字亦非必要。“辄难之”之“辄”,仅表语气之屈折,删去亦无甚关系。下文“宽”字上,若就极端 省略言,“幸尚”二字亦可省去。“何为不可”一句,本意即“可”,“何不”两字,双否定即成肯定,在古代修词观点,未尝不可谓“费辞”。后贼追至,可简缩 成“贼追至”。“本所以疑,正为此耳”,可改为“本疑为此耳”,“本所以疑为此”……等,在文法、修词上均更简练。“既已纳其自托”,“既已”二字,意思 全同,实为重复。“其自”二字,“其”指所纳,“自”指行为之来历,而主要意思仅指纳托,不过此二字均为动词,若无实体词(名、代)跟随,似太无着落,音 调亦欠美,因此增添此二字。“宁可以急相弃耶”为反诘语,“宁可”、“耶”专表反问语气。“以急”之“以”,表原因,系介词,可省。“相弃”之“相”为意味最轻之助字,删去亦无大影响。“遂携拯如初”之“遂”,最可省略。“如初”之“如”字,似不能省。

由上所述,《世说》文字中之助词,或在文法上可省,或在修辞上可省,但《世说》中类此者颇多,较之前代史籍,此实为其最特异之处。兹再举一例,以广其证:

[例二]支道林许谢盛德“共”集王家,谢顾谓诸人,今日“可”谓彦会,时“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难常,“当共”言咏,“以”写“其”怀。许“便”问:主人有庄子 “不”?“正”得“渔父”一篇,谢看题,“便各使”四座通。支遁“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于是”四座“各”言怀,言毕,谢 问曰:卿等尽“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谢后粗难,因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秀逸。“既自”难于,“加”一起拟托,肃然“自”得,四座 “莫不”厌心。支谓谢曰:君一往奔诣,“故复自”佳“耳”。(“文学”)(“号中为助字”)

以此种文字与《史》、《汉》相比,即觉《史》、《汉》之风格更近于原始。字、句以及写一人之行为状态,往往不借助字,而需要吾人于字里行间之暗示中求之。《世说》则不然,充分利用助字以求表达,较之《史》、《汉》,实通畅多矣。

因助字之多,在另一方面又表现文章格调之舒缓,似使读者多得欣赏之余裕。全句均系实字,与口语习惯不合,故能使人感觉沉重,而无屈折之余裕。盖实字均代表一 具体概念,概念与概念之间,若无间隔,心理殊为不安。加以中国语系单音字,为发音便利及音调悠扬,增加助字,实亦深有必要,此即足以说明《史》、《汉》以 后之《世说》增添助字之故。

再说常在《世说》中发现之助字,在今日是否仍然通行。

先言[例一]中“宁 可以急相弃耶”之“相”字。“相”字表示双方行为平等之意,唯《世说》中之“相”字,则意义极轻,不复有此涵义,其用法以“相弃”式之例为最多,此种用 法,近代中国语已颇少,仅有“相信”、“相思”、“相好”等词。但在日本语中施用反较多,如“相成候”、“相催度”等是。盖初用“相”字,尚存本义,及后 用法趋滥,仅为凑成字数,以合为“复音词”而已。与此类似者,又有[例二]中“许便问”“便各使四座通”之“便”字,及“故复自佳耳”之“复”字,此二字之意义,已与秦、汉时大不同。“便”字之口气,较秦、汉时为轻,近似近代之“就”字;“复”字本为“再来一次”之意,但此处并非如此,几无任何意义,仅用以缓宕口气,增加读者之余裕。

与“相”、“便”、“复”等字略异其趣者尚有

[例三]林公云:王敬仁是超悟人。(“品藻”)

兹言“是”字。秦、汉时代,如此用法之“是”,殆不可见。《史记》中,仅《儒林传》辕固生对窦太后云:“此是家人言耳”一例,但《汉书》即改成“此家人言矣”。(王力氏《中国文法中的系词》一文,举《刺客列传》“此必是豫让也”一语,谓为后人传写之误,所见甚是。)可见秦、汉时代之文字,用在主语下之 “是”字甚少。如上述一例,在《史》、《汉》中,必作“王敬仁超悟人”之形式。主语、补足语混为一团,本欠明晰;至《世说》时代,加一“是”字,可谓一大进步。

上述各助词,尚可在前代史籍中略窥渊源,至于在旧日全无依据者,如:

[例四]始渡江,见王大将军,因夜坐,大将军令谢幼舆,见谢,甚说之,都不复顾王,遂达旦微言。(“文学”)

“都不复顾王”之“都”字,乃强调否定之字。“都不”、“都无”,在《世说》中最常见。等于现在语言之“并不”、“并没有”。秦、汉时代,“都”字依此用法者,难觅其例。否定本系绝对的,在副词上更加助字,强调否定,现代语言虽非罕见,古代当以《世说》为较多。

此外尚有“定是”一词,亦颇特殊,多用以表意外之感情。如:

[例五]襄阳罗友大韵,……在益州语儿云:我有五百人食器。家中大惊其由来清(言贫也)而忽有此物,定是二百五十沓乌。(“任诞”)

“定”字此种用法,在《史》、《汉》文中未见。“定是”之意,等于今语“敢是”,有惊异之意,类此材料,不胜指数。总之,此种随意驱使助字之风格,为《世说》所独具。而助字之中,较之前代,每具新意,则亦《世说》所特有。推求此种语法之由来,大率为当时流行之口语。有至今依旧存在,如“是”字;有已改变,如 “便”之为“就”,“都”之为“并”,“定”之为“敢”,均可在活的语言中寻得例证,唯“相”字则几已死亡。现代中国语与中国文异趋,盖自古以来,文字即 不随语言变化,直至《世说》,始将流行之语言入文。

语言与文字脱节,其最大之关键,即在语言中助字之增加,久而久之,遂与文字大异,如[例一]:“华歆、王朗俱乘船避难,有一人欲依附。”译为今语,为:“华歆、王朗一块儿乘着船去避难,有一个人要来依附他们。”又“后贼追至,王欲舍所携人。”译为语 体,为:“后来贼人追到了,王朗就要舍弃他所携带的人。”均可见助字增加之趋势。助字增加,为中国语言演化之途径,《世说》之文章,既系追随此途径而行, 故《世说》中凡属词类,“以复合”为常。如“依附”、“既已”、“言咏”、“叙致”、 “精丽”、“才藻”、“奇拔”、“才峰”、“秀逸”、 “意气”、“拟托”、“奔诣”等,此种二音复合语,亦即表示语言之进步。盖单音系统文字,为求音调之配合及避免同音异义字,每感词类复合之重要。以《世说》与今日语言相较,今日之复合词、显然更多,如前文所示,“舍”成为“舍弃”,“携”成为“携带”。又如同一段中“宁可已急相弃耶”,“相弃”之相字, 实为使声音稳定,不然,将使人感到过于急促。以下“故复”、“都不”等字,皆有配成复合词之作用在内,即“王敬仁是超悟人”之“是”字,亦未尝不具有此项 副作用。以今语为比,如言“我是中国人”,其音节实为“我是——中国——人”而非“我——是——中国——人”也。由于《世说》中复合词之多,尤足证明其问 题与语言接近。

以文就语,在中国文学史上实一意义重大之事。自古中国语文即分两橛,孔子曾言:“言之不文,行之不远。”(见《左传》)可见语文分离,由来已久,后世所谓 “古文”,即由此而产生,文必摹古,始得称为佳作。民国以来之文学革命,亦正为此而生。殊不知远在南朝,《世说》即已走上革新之路矣。

分析此种特色之由来,大约不出下列原因:

1.清谈之流行。《世说》所代表之时代,适在清谈盛行之际。清谈家之言语,均须费思索,彼等经常讨论之对象为“老”、“庄”、“易”,时称“三玄”。上引[][]两例,可见当时人对“老”、“庄”与玄谈之爱好。清谈亦曰“清言”,当其轻挥麈尾娓娓而谈之际,自有不少助字加进,(清谈之纪录,如《嵇中散集》、郭象《庄 子注》、张湛《列子注》等书中多有之。)将此种话语移植书中,于是文字中之助字增多。如“自”、“本”、“正”、“固”等字,均为表现一种沉吟意味之助 字,似为清谈中所最不能免去者。

此种助字尚属无意识的,另有若干话语,其助字本身即代表一种深远之哲学。中国典籍中,本有以一二字断片以代表一哲学观念,例如《公羊传》。魏、晋时代之清谈家,每每一二字即含有极玄远之意味,例如阮瞻问王衍“老”、“庄”与圣教之异同,王衍答:“将毋同”。“将毋”二字加于“同”字之上,即表现颇大之屈折与含蓄。此种屈折含蓄之语言,代表其哲学修养。《世说》中,此种隽语随处可见。[例二]“故复自佳耳”之本意,于“故佳”二字,加以“复自”,即显出无限屈折。[例一]之“本所以疑,正为此耳”,“本”、“正”两字,亦充满哲学意味,此或系《世说》中助词过剩之另一原因。

第二,助字增加之动机,在造成文体之新形式。《世说》中,四字句及由四字延长而成之六字句甚多,盖四个音节六个音节成一句为语言之自然要求。如前所云,词类 以复合二音为最稳定,故叠成四音,或更广成六音,实为词类复合后句法必有之现象。因此,在不足四字或六字时,即须衬以助词。清谈时爱用之“自”、“本”、 “正”、“亦”、“复”等堪吟味之助字,以及赋有新意义、新功用之“相”、“是”等字,在《世说》中大量应用,或未尝非此之由。例如[例一]之“本所以疑,正为此耳,既已纳其自托,岂可以急相弃耶!”句法,无非要凑成四、四、六、六之句式而已。(耶为语尾助词,可不计。)此一意义,恐较前述哲学之意味尤为重要。

兹再举一例,以具体化上述之理由:

[例六]道壹道人好整饬音辞,从都下还东山,经吴中,已而会雪下,未甚寒,诸道人问在道所经,壹公曰:风霜固所不论,乃先集其惨淡,郊邑正自飘瞥,林岫便已皓然。(“言语”)

此处所言之“整饬音辞”,正足以说明《世说》使用助字甚多之理由。而且道壹数语,岂非最好之例证?本文前云与《世说》并驾之《文选》,其所选之文章,虽与此异趋,而有殊途同归之处,即指此书。

总之,《世说新语》之文章,代表南北朝之风格,为中国文学史一大流派。亦可谓对《史》、《汉》时代文章之一大革命,因其一方面表现一充满哲学意味之社会背景,一面亦代表一种新文体之诞生,实与六朝之整个精神相一致。 唯此种四字六字之句法,日久亦渐成为束缚的、不自由的,于是始又有唐代之古文运动。此运动虽以复古相号召,其实乃为再来一次之革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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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世说》一书,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称为《世说新书》,至宋黄伯思《东观余论》始称《新语》,故一般咸认为《世说新语》之名,昉于宋代,古人则以迳称《世说》者为多。(见《隋志》。《南史》《刘义庆传》亦云:“所著《世说》十卷”,可证)至其作者,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云:“《世说》文字,间或与裴(启)、郭(澄之)二家书所记相同,殆亦犹《幽明录》、《宣验记》然,乃纂辑旧文,非由 自造。《宋书》言义庆才词不多,而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则诸书或成于众手,未可知也。”所述甚明,不必再引他说。

*本文原是日本吉川幸次郎作,载《东方学报》第十册第三分,译者删其繁芜,加以改编补充而成此篇,附此声明。

(原载1948年《国文月刊》第64期。黄恽先生提供)

Filed under: 纪庸文学, 《世说新语》之文章 — 雨文 @ 2008年01月21日 10:33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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