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纪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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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庸与樊仲云

黄恽

  樊仲云是个奇人,最奇的是抗战结束后,樊仲云竟下落不明,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从人间神秘蒸发了。据胡兰成回忆,抗战初起,胡兰成和樊仲云均在香港,樊任国民党的《国民日报》主笔,胡则在报上写文章,两人既是同乡,情谊也最深厚。这么两位浙东同乡,在一个非常时期结束之后,仿佛心有灵犀,一个成功脱逃到日本,几十年后还在文化界掀起不小的波澜;而另一位,同样逃过了战后的通缉和审判,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真有些匪夷所思。

  樊仲云,1899年生于浙江省嵊县,早年毕业于嵊州一中。1923年参加文学研究会,先后任商务印书馆编辑、新生命书局总编辑,复旦大学、中国公学教授。此人出道很早,成名也早。1927年前后,他还加入中国共产党、出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到了1935年,樊仲云主编有国民党CC背景的《文化建设》月刊,就在这个阶段,远在塞外古城宣化的纪庸与樊仲云发生了联系。

  纪庸,生于1909年,1935年时,他还不过 26岁。自从北师大毕业之后,纪庸教过小学,也教过初中,1934年,他应张志广校长之聘,来到当时的察哈尔省立宣化师范学校任教。1935年秋,纪庸看见上海出版的《文化建设》月刊有征文启事,要求写些学校教师的生活杂感。于是,纪庸就写了一篇《教学生活漫谈》,不久在《文化建设》193510月第二卷第一期刊出,这篇文章可以看作纪庸的处女作,意义重大,不是说此前纪庸就没有刊出过文章,因为他是一向喜欢“弄弄笔墨”的,却一直“苦于文章没有出路”。这次成功,使他的写作注入了激情,随即,纪庸又按照《文化建设》的“小学教员的希望”征文要求,写了《希望呢?奢望呢?》一文,刊于同年《文化建设》12月出版的第二卷第三期上。经常写稿的人都知道,投稿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天女散花,广种薄收;第二个阶段则是有的放矢,按需分发。纪庸去应征文,还不过处在第一个阶段的初始。随后,纪庸就收到主编樊仲云的亲笔信,对这位年仅26岁的师范教师的文章奖勉有加,并直接提出要请他做《文化建设》的特约通讯员。纪庸遇到樊仲云究竟是他的幸运还是不幸,这且不说,至少纪庸从此登上了文坛,而樊仲云在某种意义上也确实是纪庸的“伯乐”。从此,纪庸连续给该刊撰稿,而樊仲云对纪庸的赏识有增无减,甚至还推荐他写了一本三万多字的《察哈尔与绥远》,这是纪庸写作出版的第一本著作。

  二十多年后,纪庸在他的自传中说:“以后樊逆做了汉奸,我也依附于他,其因缘种于此时。”这是那个时代的表达,如果放到现在,我想,纪庸对樊仲云还是有感激之情的,识英雄于风尘之中,是不容易的,边塞小城的一介教员,慢慢成长为散文家、史学家、教授,如果没有樊仲云这一番援之以手,恐怕会有更多周折吧。

  樊仲云对纪庸更大的援手还在后面,1941年,樊仲云倒向汪伪,出任汪记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中央大学校长,这时的他,又想起了纪庸,请纪庸担任教育部秘书,专门负责处理樊仲云的日常文牍。纪庸从而进入大学任教,成为大学教授。

  再说做了中央大学校长的樊仲云,却因学生风潮和涉嫌贪污下了台,此后就没了影踪。很少有人知道,樊仲云是研究过预测学的,他写过一些有关二战后的预测与展望的文章,还在《古今》上刊发相关文章,他似乎有点先知先觉,这样说或许有点唯心,但唯心的樊仲云就在历史舞台上一转身,忽然就消失了。

  顺便说一句,有人说过,樊仲云与徐志摩有虎贲中郎之似,徐志摩死后,有人在上海看到樊仲云,几乎怀疑是徐志摩复生,生生地吓了一大跳。

  

日志日期:2007-12-3

(转载自黄恽先生博客《瞻之在前 忽焉在后》

Filed under: 纪庸评介, 纪庸与樊仲云 — 雨文 @ 2008年01月08日 11:1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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