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纪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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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国的春天

——华北农民生活素描之一——

蛰宁

我们北方人真像不会再有春天,恰如我们不会再有自由一样。天气已到旧历三月,这该是暮春时节,我们闭眼一想那“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江南;玄武湖边该有几多王孙公子,龙华塔下该有若干裙屐连翩,真好似一个不可企及的梦境。我们这儿雪花还在飞着,炉火也没有停止,树上看不见嫩黄的枝条,草上显不出迷人的新绿,日历尽管一天天扯下,天气却不见有何改易,虽说是春寒,我也总有点疑心是“天道反常”了。

周作人先生说得好,北平无所谓春天,只好说他是冬天的尾或夏日的头。盖北方气候极无一定,今天已经暖得可以衣裌,但你得预防明天下雪!绥远一带有一个歌谣,颇能道出此种变化无常的现象;“早穿棉,午穿纱,抱了火炉,啃西瓜!”你看,我们现在就还没有撤去炉子,也许有的人还在穿皮袄,——其实呢,即在炎夏,塞外的人(尤其是妇人)也常常上身穿了粗白布褂子,而下面则是臃肿的棉裤。因此,假如你要想踏青以及皮瞰尼瞰(一作匹克匿克,译音也,见胡适白话诗——恽注)什么的,在这里只好打消兴致;就让忽然这一天天气晴了,你也莫喜欢,在晴天的午后或次日,一定要刮一场不可开交的风,有人说:“春风风人”,我真要向他提抗议,因我们一遇春风,除了睁不开眼睛和嘴里装满了沙砾以外,只好坐在屋子里听那“虎虎”和像“杀猪也似叫”的噪音而已。

在北平,随着天气的温暖,街上腾起不堪忍受的烟尘,除去清晨以外,天安门前的列道树以及紫丁香什么的,老是蒙着一层黄澄澄的土色。打太极拳的先生们的确活跃多了,他们脱下穿了一冬的皮袍,浑身“短打”,在中山公园前门绕到“龙爪槐树”旋圈子,不知道的人非以为他在犯神经病不可。太庙后身那些提笼架鸟的悠闲者更其悠闲了,消灭了冬日嘘出白雾的紧张劲儿,而嘴边挂上一枝“大粉包”。陪伴他们的是高古的灰色皇城,穿着过时衣服的年青女郎在不得已的状况下吊嗓子。(伶人练习嗓音,曰吊嗓子,必于清晨择空旷地方行之,先农坛,各城门外的护城河畔皆此辈荟萃之区。)

但这有什么意思?看不见绿的树,不花二十枚门票也看不见潺潺的流水,天空是铅色的,地皮的灰色的,积了一冬的垃圾和秽水都随着“阳气”而上升,胡同里开始让你呃逆了,不易调摄的温度开始让你闹长期的伤风了,呐,这就是“都市的春”!徐志摩先生在《你所知道的康桥》一文中有几句话说的顶有意思:

“住惯城市的人不易知道季候的变迁,看见叶子掉知道是秋,看见叶子绿知道是春;天冷了装炉子,天热了,拆炉子;脱下棉袍,换上夹袍,脱下夹袍,换上单袍,不过如此罢了。天上星斗的消息,地下泥土里的消息,空中风吹的消息,都不关我们的事。忙着哪,这样那样事情多着,谁耐烦管星斗的移转,花草的消长,风云的变幻?同时我们抱怨我们的生活,苦痛,烦闷,拘束,烦躁,谁肯承认做人是快乐,谁不多少间咀(诅)咒人生?”

我回忆我在北平过了几年,简直连叶落是秋,叶绿是春好像也不曾领略过,大率还先是冷气和热气直接刺激到皮肤因而感到季节的变化成分居多。可是,这话也太过了些,不是一到春天就有卖菜人推了车子卖“称斤菠菜”吗?你看那碧油油颜色,也怪可爱,但你若一想这不过由城外人辛辛苦苦种好再推到城里来卖时,你会更不自在些!乡村果然是绿色的,坐火车出西直门或彰仪门西便门都可以看见广大的菜园,娇黄的菜花,拉了水车走个不停的瘦驴,奈,这乡村的绿色,只装点了都市的街头,饱满了肉食者的肠胃。作为风景欣赏,固亦极端Poetie,作为民生问题来研究,您却只感到比冬天更大的阴郁了!

虽则如此说,乡村的一切到底是比较健全的,我想这种质朴有力的生活一旦不破坏,则中国的命脉还算一天没断绝。我生长乡村二十年,近来度了四五年都市生涯,到如今又回到乡村的怀抱,使我感到无上的亲切与依恋,若环境允许我,则我永远与这些老农老圃作伴,也未尝不是幸福的事。这倒也不是实行什么到民间去的口号,只不过觉得这个生活还醇真有味罢了。我愿在此,说说农人到底怎样度过他们的春天,假使你正在憧憬着“林肯赛飞”的汽车以及西便门外跑马场之类,则我奉劝您还是不读我的文字为佳!

上过小学的都知道自然教科书里讲春天插秧,这于北方的孩子们真是说梦一般渺茫,黄河以北的人们,有几个看见过稻秧?什么“秧针出水,排列成行”的话,当我在小学时读了只把他当唱歌般唱过而已。这足见中国教科书与实际生活相去之远,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我们自己才编出一种适合北方孩子读的自然教科书来,叫他们先把每天遇见的事物明白了之后再推到不曾看见过的东西;我想,那些以牟利为目的的大书局是不会想到这一层的,编课程标准的人更不曾顾虑及此,可是,而今这种改课本的工作却被殷汝耕作了!我觉得这种在文化工作上南北不能相顾的现象,真是国家统一的致命伤!

南人食米,北人食面,故麦子成了北方极重要的农产品。山东、河南、河北均是产麦极丰的区域。普通面粉,均自小麦磨出。小麦我们北方通称他为秋麦,因为要在秋天播种,隔了一冬,翌年夏天才成熟的原故。秋天米谷收获已毕,只要有沾足的秋雨,家家都要忙着种麦。冷寞的秋之原野中,点缀着许多牛马犁锄,农人们把种子深深撒在成垅的土中,就可以盼望第二年丰足的收获了。

庄稼人的春天,要从正月初一算起,初一以后给“长工”们一顿酒肉吃,名叫“犒劳”,吃了“犒劳”,就可等候通知上工,有的在正月二十日以后便上工,有的也许延至二月初,全看地里“活计”的忙否。趁着地还没有“反浆”,(冰浮土松也)就得把粪送好,一种笨重的大车,套上两三头骡子或牛驴,(用马的较少,骡为北方农户最重要牲畜)“大把使”摇起鞭子,把积存一冬的肥料(人粪、畜粪、草灰之类)陆续送到每块地的边上。清明节前后,麦苗已竟高三四寸,迎着东风在太阳光下摇摆,杨树和柳树都长了绿褐色的花穗,这时北地刚有一点春意。女孩子们也许把柳条折下,作成簪珥般的饰物,插在鬓发上,唱着:——

“清明不戴柳,

死了恋黄狗!”

先不用说“纸灰化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那些绮丽的诗句,我们只看这些无邪的乡下女儿的春装,就已心中不胜感触了。给祖宗烧过了纸钱,地里分外忙起来,起先是把堆好的肥料再摊开,约每十步远近放置一小堆,所以这时地面上好像堆起无数坟墓。至迟在谷雨以前就要下种。谷雨这两个字也和芒种惊蛰一样,用得真是妙不可言。因你一见了这个满含诗意的字面,一定会浮起“滑滑新泥耕春雨”的印象来。

北方的田,大都是“间作”的,间作者,即麦田与秋禾相间种植,前后成熟之意。譬如两垄麦中间,也许夹种一垄高粱,或玉蜀黍和谷什么的,其式如下:

这种种法,无非使作物间歇成长,土地可以终年不闲。但必须在种麦之先,预算好某地种某种作物,因为留下空垄的宽窄大小,是很有关系的。谷类可以密些,高粱和玉蜀黍就非宽松点不可,因它每棵占的面积很大也。种时,先用犁犁起一条沟,深度约在一尺左右,这种犁,我们故乡都管他叫“岔ㄏㄨㄛㄛ子”,是一个等腰三角形的铁刃,装在两旁有扶手的木架上,骡或驴在前面曳引,人在后面扶持,如果牲畜不驯顺,还得有一个人在前面牵了缰绳,那扶犁的很要一点手段,因为要将这条沟弄得又正又直,深度又适宜,是很不容易的啊!犁后面跟随了播种人,这播种更是一种极难的技巧,第一,他得有一把子力气,能够整日的在臂弯上提一只盛十几斤种子的柳条筐,第二,他得有把握把种子撒得一样匀整,不要过多,也不可太少,——太多了,苗长不起来;太少了,收获要吃亏。所以播种人大约都是“积数十年经验”的老农,苗儿出来以后,大家一定有一番批评,“你看××撒的种多漂亮,多匀净!”播种者听了这话,真好像吃了一剂清凉散。一个著名的播种人,常常二三十里以内的人都闻名的。

种已播好,后面就跟着一种小型的碌碡来碾轧,往往用驴子拖着,走起来吱喽喽响个不停;碌碡前面,有个成九十度角的木板,恰好可以将土掩上,随后再一轧,就成功了。

但是,我却忘记了施肥了,请你不要忙,等我再补说一下吧!那些肥料不是已竟分送到田里了吗,就在撒种之后轧好以前,有人用簸箕将粪盛起,轻轻撒在种子上面,这也要注意匀整。尤其是每堆肥料相距都有一定,你得设法叫这一堆刚撒完,就接上那一堆才行。但这却比撒种容易多了,故多半由青年农夫担任。肥料的分量也不是一致的,要看种类而定。最好的自然是人粪,其次是畜粪与沙土的混合物。还有那豆饼麻饼和榨取花生油以后的渣滓,都是上好肥料,这种东西,大约用量最微。我们乡下,因为睡在土炕上;土炕总是二三年就得拆易,这种炕土亦极佳肥料之一,盖因烧火时烟气凝结于上,与草灰有同等效力之故。近来则有“卜内门公司”的肥田粉,到处都贴了广告,几乎与“仁丹”并驾齐驱,乡下人用的也很多。我想这种漏卮,一定也不在少数。乡下人只知道将牛羊猪狗各种骨头廉价出售,却不知就是肥田粉的主要原料呢!

种子已经下了,最好是老天多给一场雨,那么出得一定顶“齐”。各色各样的作物在幼年时代的状态都差不多,没有几年在田中的经验,很难辨清玉蜀黍和高粱的幼苗,或者谷和黍的幼苗。古人讥评不辨菽麦为人中之蠹。殊不知若由幼苗辨别菽麦实在也是顶大的学问与经验!嫩苗出好了,那种蓬蓬勃勃的气象,真惹人喜欢。等到长成二三寸上下,就要薅苗了;何谓薅苗?除去不健全与过密的幼苗,以便作物成长也。这种工作,是顶累的,因为苗既幼小,势必至蹲踞地上始能工作。年龄稍长的人,受不住这整天匍匐而行的罪,因此薅苗都由幼年小工来做。各种作物苗的留法极不不定,有的要排成三角形,有的就排成行列式,若一个小孩能薅苗薅得顶好,他将来定会成为顶有希望的农夫。

第一次薅苗过去,有的还有二次三次;玉蜀黍,就常常如此。但也有根本不须薅除的,如“粳子”(北方旱田所种之稻)芝麻是。还有许多作物,根本不能与麦田间作,那就得在种秋麦时预留空地,通称白地,最普通的就是“花生”“瓜”“棉花”“甘薯”(俗称白薯)“马铃薯”(塞外最多,土人称“山药蛋”)各种花生是顶费工的东西,种植之前,须先雇人剥去皮壳,选取最大最实的种子,种了之后,又得顷刻不离人看守,因为乌鸦往往将已埋入土中的花生米衔走,故必时时加以驱逐。我幼年时也曾做过这种工作,掮了一枝火药枪,躺在一望无际的田野上,不管有没有乌鸦,也许一高兴就放一枪玩玩,或者丢下花生不管,却跑到河岸上打野鸭子去,那也不是什么希罕事!大约花生宜种在沙壤,而甘薯则适于山地。甘薯那东西更讨厌,只要天一下雨,苗秧下面就要生根,故天气一晴,立刻得用木杆把他挑起从这一垄搭到那一垄去,来一个大翻身,如果一偷懒,势必致长许多小块根,而不能成大块头的地下茎了。种棉花的手续比花生甘薯尤繁,我简直有些说不来;河北省保定以南大名以北是著名产棉区,天津报纸上所常说的“西河花”就指这一带所产的棉花。因为棉产极丰,故高阳蠡县等区有许多小规模的内地纺织工场,每年产额甚大,行销华北各埠,也颇为洋货之敌。冀东各县只有平谷县是产棉区,西河花大都是美棉,产量多而纤维不坚实,“平谷花”则系中国种子,俗称“小子儿棉花”。这种棉花价格较高,但纤维确极坚韧,故在北平等地很受欢迎。近来日方在平东大量收买棉花,甚至破烂棉絮也肯出大价,并在通县设立棉业试验场,教当地农民以种植之法,我想,这恐怕除去轻工业的需要以外,还有其他目的吧?

“昔闻东陵瓜,近在青门外,连轸距阡陌,子母相拘带。”“儿童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种瓜真成了隐士生涯,不免为人艳羡。其实种瓜也并不是什么舒服事,从暮春下种起,摘尖,拿蔓,定棵……不知要费多少事,到麦熟以后,才有瓜可卖。北地的瓜,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西瓜,一类是“香瓜”,香瓜亦称甜瓜,形小味甘,不若西瓜之多汁,种子极小,不能炒了吃。种瓜是顶费心的,也如种花生一样,因为这东西是生吃的,所以时时遭受损失,种瓜人必得在瓜田一隅,建一临时住室,从瓜的成熟期起,至瓜实已尽止,无论昼夜,都得栖止其中,俗称这种小房子曰“瓜铺”,瓜铺的环境顶有意思,四面都是绿森森的禾稼,有时叫哥哥金钟儿之类彻夜呜个不停,暑天卧在那用木板搭成的床铺上,受微风的吹拂,看夕阳冉冉落下,听买瓜人争价格,都是顶有诗意的事。我幼年时顶欢喜随了祖父到瓜铺上去,就因为不特可以尽量吃各种瓜,而且还有人给捉叫哥哥玩,可惜目下乡间土匪猖獗,常常拿瓜铺当绑票勒赎的大本营,于是只得裹足。在往日偷瓜本来算不了什么,我乡有一句俗谚说:

“偷瓜不算贱ㄗ

得ㄉㄞ捕也着捺顿打也”

可见乡人对此种罪犯之观念。但现在也与以先大不相同了,偷瓜人甚至拿了盒子炮,驾着骡车,公然到田里摘取,满载而去,这简直成了抢瓜,民生多艰,于此也可窥其一二了!

乡下人日子过得真不容易,春天东挪西借的弄了点种子,还得仗老天施恩,否则从三月就旱起,一直到五月,那你只见几棵枯黄的麦苗在田里挣扎,至于谷类,恐怕早已呜呼哀哉了!有人说“春雨贵如雨”,这也并不夸大。北方的河流大都水势湍急,舟楫之利都很少,灌溉是乡下人梦也梦不到的。虽则像察哈尔和绥远一些地方有时得到洋河与黄河的沟渠之利,但究竟是一小部分。乡下人只晓得“指佛吃饭,赖佛穿衣”。于是除听命运的宰割以外,真是一筹莫展。所以我说农民除了肉体的疲惫以外,还要加上精神的担负,这是多么苛酷的待遇啊!

生活过于呆滞了,农民也有他们的消遣与享乐。正月是顶闲散的时候,就有各式各样的赌博,个各种赛会:——高跷会(即秧歌),小车会,大头和尚度柳翠,骡儿会,龙灯会,跑旱船,少林拳,……样子多得很;不过赛会要每家摊钱,近日人们自顾不暇,哪有这种闲心,所以也就很凋零了。春种已过,又到了各市镇庙会的日子,这自然就是社戏,不过社的形式早已不存,而完全变成活人享乐的机会。你如读过鲁迅先生的《社戏》,就可以知道农民们怎样着了迷一般的去看戏。在南方,听戏多是坐了船去,在北方则代之以车。社戏的时期大约是一个镇市一样,设法不使他雷同,譬如A镇三月二十二日是药王庙会,B镇四月十五就是天齐庙会,这样不特爱看戏的农民可以轮流往观,一处不放空过,就是赶庙会的小商人也可以由此到彼,逐他的蝇头微利了。

社戏日子到了,工人们要放一天工,且要吃一顿较讲究的饭,有的还给些零用钱,谓之“逛庙钱”,逛庙就是看戏。乡下人到了城镇,其目的不在听或看戏,要紧的就是“逛”,逛即游玩之意,因他们所需的并不像生活在大都市的人们一样,看惯了车马水龙电灯霓虹管,又想到什么西山八大处颐和园之类地方去吸新鲜空气,他们过田野生活过腻了,需要热闹一下!所以你如到了乡间的庙会,你将骇怪那么人山人海的嚣杂,这种“野台子”玩意,如何能听?殊不知乡人所注意者初不在作派唱工,而是某个摊头卖的洋布顶好看,某个饭棚子馅饼顶好吃,于是在自己饱了老饕之后,必得要给自己的“山妻”买回一些过了时的首饰,大红大绿的花布,若有小孩子呢,随了父亲去逛庙是不成问题的,即便不然,也要给他们买点心爱的物事回去。至于戏呢,前些年风行秦腔,保定一带,还有昆弋班子,(但这东西根本太贵族,故目下已日趋没落,除一般雅人韵士,殆已无人能够欣赏了。)近二年因皮黄的极度发展,也渐渐流入乡村,而最近则奉天一带的“落ㄉㄠ子”(俗名蹦蹦儿)乡间极为盛行。(即白玉霜一派所唱之戏)此种靡靡之音,诲淫诲盗,实无教育上的价值,只以词句鄙俚,做戏的人又处处迎合观众的低级趣味,于是遂大大风行起来。考此种戏的起源,大约原的一种民歌,亦如凤阳花鼓之类,故其声调反复如一,并无变化,而内容也多涉男女狎媟之辞。早年我们乡下都很看不起这东西,普遍称皮黄或秦腔为“大戏”,即隐然以此为“小戏”也,唱不起大戏,才凑合一台(乡人称演戏一次曰一台,因须筑台而演也。)蹦蹦儿近日则通都大邑也群趋如鹜,北平专以演这种戏为业的三庆园,门票售至三四角,而且场场满座,则白玉霜在上海大红特红,岂非无因乎?明之亡国,上下竞于淫邪,若明武宗等,都常在宫中自己扮戏,以致人心日趋颓靡,而五代后唐庄宗更为伶官所弑,清之西太后,只知听戏作乐,这全是亡国之君所特有的现象;古人所谓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实际上这话乃倒因为果的说法,我以为只因出了妖孽,国家才会灭亡,若此刻民间的落子戏,以及大都市的探戈,卡尔斯登,岂不就是妖孽吗?

此外还有一种通行于冀东一带的民间娱乐就是“滦州影戏”。但他的演期,多半在夏日夜间,春天则很少。其演法,系于夜间张灯,刻纸为傀儡,由提线人舞弄之,另外有人演唱说白,几与戏同,特多演长篇说部,故更能吸引观众;顾颉刚先生在《文学》三卷一期曾有过很详细的考证,可参看,恕我在这儿不多嘴了。(今春熊佛西先生在定县农村试演取消舞台的真正农民剧,成绩极好,这种办法,大有提倡必要,不知一般民众教育家,亦曾注意否?)

美妙的春天一过,日子渐渐拖长了,太阳渐渐可怕了,放翁诗云:“起蚕初放食,新麦早磨镰”,原来匆忙的麦秋又来了!故我的叙述也就停止。

《文化建设》第二卷七期刘世仁先生的《华北经济之现状及其危机》一文说,华北农产:(廿三年度)小麦占全国总产额百分之二十六,棉花占全国总产额百分之四十二强,大麦及杂粮占全国总产额百分之十四,豆类占全国总产额百分之二十,胡麻占全国总产额百分四十四,花生占全国总产额百分之四十三,我们看了这庞大的数字,再想想这九千万忍苦负重的农民,徜徉在西山或龙华道上的贵介公子们你们忍心将这些宝藏昏昏聩聩地断送了么?

四月十七日狂风中写完

(原载19365月《文化建设》第二卷第八期。黄恽先生提供)

Filed under: 纪庸文学, 北国的春天 — 雨文 @ 2007年12月19日 8:2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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