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纪庸
<<返回首页

纪庸与《文化建设》月刊

黄恽

《文化建设》月刊是193410月创刊于上海的一种文化时政综合刊物。这本杂志有着“两陈”CC派的背景,由“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主办。在创刊号中,陈立夫在首要篇幅刊出《中国文化建设论》,随后便是吴铁城、吴醒亚撰文大谈中国文化,已经昭示了它的后台是谁,并且其根基是如何坚实。《文化建设》月刊到19377月因抗战而停刊,前后存在三年不到的时间,共出版34期。

《文化建设》月刊开始的封面设计是一些青铜器的拓片图案和宝塔图案,似乎预示着中国文化的某种内涵,这些图案含有中国古代文化精华的意蕴,却也容易被人解读为一种复古的倾向。《文化建设》月刊的一个最大亮点,就是在第一卷第四期(19351月)推出了有十位教授共同署名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这十位教授分别是王新命、何炳松、武堉干、孙寒冰、黄文山、陶希圣、章益、陈高傭、樊仲云和萨孟武。在这篇宣言中,他们制订了这样的文化建设方针:

  不守旧,不盲从;

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未来。

这虽然只是十位教授在一本杂志上发表的宣言,但请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个宣言,这是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全盘西化”或“照搬苏俄”的全面反思,也是中国学者本体意识的觉醒,不守旧就是反对全盘复古,不盲从就是反对全盘西化。此宣言甫出,就引起了全国学术界文化界关于中国文化出路的大讨论,后编集出版《中国文化建设讨论集》(马若芳编、何炳松序,上海国音书局1936年版)一书。在我看来,这一宣言的意义不可低估,它的发表在当时引起无数非议与攻击,似乎有些不合时宜,然而到了今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目前逐步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和中国本位文化的独特性,早在70年前就有人痛切认识到了。有一个时期,我们把自己的文化丢了,却不知道拿什么文化来替代,这样试试,那样用用,总是发现不那么贴合,引起文化界思想界的大混乱与无所适从,直到现在,才会发现文化的根本不能丢,必须首先是自己,才可以“拿来”。

如果说《文化建设》月刊还有什么亮点的话,那就是纪庸的文章,打破了该刊呆板的论文型面目。纪庸在《文化建设》上“登陆”,应该归功于该刊的主编樊仲云。是他,从大量征文中发现了远在塞外古城宣化的一个师范学校教书的纪庸,从此纪庸,一个“苦于文章没有出路”的“喜欢弄弄笔墨”的才二十六岁的年轻教师,开始登上了文坛。

纪庸是在《文化建设》连刊了两篇征文后,收到主编樊仲云的信的。樊仲云以他对文章的鉴赏力,看出纪庸潜在的写作实力,在信中,不但对他的文章赞赏有加,而且提出了让他当《文化建设》的特约通信员的请求。从此,为纪庸的创作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从193510月第二卷第一期起,纪庸以果轩的笔名,开始在《文化建设》刊发文章,到停刊至,果轩的文章有:

  《教学生活漫谈》(《文化建设》第二卷第一期教育生活一断片征文)

  《希望呢?奢望呢?》(《文化建设》第二卷第三期中小学教员的希望征文)

  《没落的“年节”——北平新年杂写》(《文化建设》第二卷第四期新年杂景征文)

  《动荡中的“文化城”》(《文化建设》第二卷第五期)

  《石晋亡国小纪——读五代史后写》(《文化建设》第二卷第七期一段悲壮的历史征文)

  《我理想中的一个“中型”刊物》(《文化建设》第二卷第十二期理想中的杂志征文)

  《塞上风物杂记》(《文化建设》第三卷第十期)

  这仅仅是表面所见的纪庸文章,在纪庸的自传中,他谈到《文化建设》中还另有笔名蛰宁和么麽所写的文章。细检全部《文化建设》,署名蛰宁的文章有:

  《“冀东”管窥》(《文化建设》第二卷第六期)

  《塞上散记》(《文化建设》第二卷第七期)

  《北国的春天》(《文化建设》第二卷第八期)

  《塞上散记勘误》(致仲云信)(同上)

  《“麦秋”与“大秋”》(《文化建设》第二卷第九期)

  《平津纪行》(《文化建设》第二卷第十期)

  《北平见闻随笔》(《文化建设》第二卷第十二期)

《危城琐语》(《文化建设》第三卷第五期)

署名么麽的有:《羊头狗肉谈》(《文化建设》第二卷第九期不合理的学校教育征文),如此合计,共有15篇文章(勘误一信除外)。纪庸出现在《文化建设》上已经是总第13期了,从上面的统计可知,有几期都是有两篇同时刊出。

这些文章,从内容看,有谈教育的,有关于时局的通讯,有谈地方风土的,有谈办刊物的,有文史掌故,还有纯粹的纪实散文,涉及的范围相当宽广,可以看出纪庸笔触的广度与深度,这是一个刚登上文坛的年轻人的首次亮相,已经是那么的摇曳多姿了。这些文章,一改《文化建设》高头讲章式的论文面目,大大增加了可读性,使刊物焕发了别样的异彩。

纪庸在作于1958年的自传中说,《文化建设》中的文章他是不看的,这句话大可回味。首先,这是他试图与《文化建设》中其他的作者作区隔,毕竟里面满眼都是国民党官僚与学者;其次,又表现出他的自信,以他的眼光,那些空谈文章是他不屑一顾的。然而《文化建设》和主编樊仲云对于纪庸的写作生活却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点也是毋庸置疑的。

附记:此文写就后,接到雨文先生的信,说文化建设中署名霭士也是纪庸先生的笔名之一,证据是,纪庸先生出版的第一本书《察哈尔与绥远》,在文化建设出版的时候,就是用的这个笔名。这是一个铁硬的证据,不过这个笔名在纪庸先生58年的自传中没有提到。

黄恽于20071210日志

(转载自黄恽先生博克《瞻之在前 忽焉在后》

Filed under: 纪庸评介, 纪庸与《文化建设》月刊 — 雨文 @ 2007年12月11日 10:43 PM

返回首页>>

联系我们:admin@jiyong.net 本站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Powered by Word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