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性欲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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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性欲描写

果庵

(上)

近来有人谈到女子何以不敢作大胆的情欲描写问题,这倒很有趣味。不过我觉得这里应该提出个先决问题,就是性欲描写到底应该不应该?

文艺作品是感情的“净化”,并不是一切东西都要形之楮墨。文艺欣赏是要与“利害”及“肉体的欲”之概念绝缘,超然立在无我无彼的境界,(这是叔本华的学说,远在光绪三十一年王静安先生已在倡导,(注一)近则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注二)又扩大其说)。譬如我们看夏禹玉长江万里图,我们只是欣赏那气势的浩瀚,山川的雄伟,这谓之“壮美”;但我们决不会计较到旅行的苦痛,水利的开发等等,又如我们看一幅改七芗的美人,也不过赏其娟秀明媚,华致幽雅,决不存娶了她做太太的野心,这叫做优美,与壮美恰是一体之两面,为文艺作品之两大分野。无论具有优美或壮美的作品,他所给人的都是醰然的深隽之味,而不是利害或舒适与否之感,他所满足的是灵的需要,不是物质的追求。所以:

“what in life doth only grieve us,

That in art we gladly see.”

“在生活上最使人悲痛的,

在艺术上越使人爱看。”

这话非常有道理。

反之,有一种足以引起人在肉体上的感触而使人不获自安的,则是“诱惑”,而不得谓之欣赏。譬如看仇英的秘戏图,看金瓶梅的猥亵部分都是,他所给我们的,不是灵的美感,而是肉体的刺戟,我们说,这样具有诱惑性的东西,在艺术品中要算下乘,甚至要摒之艺术品之外。

并不是我有道学先生的头脑,实在我们觉得泾清渭浊,不可混淆。中国大约是猥亵描写最发达的国家,飞燕外传中的“三尺寒泉侵冷玉”是尽人都知的,杨慎所伪造的杂事秘辛也为一般人所击节。而金瓶梅,肉蒲团,蟫史一类的书,更早在禁书(注三)书目之中,近来因为迎合低级趣味的胃口,也大量翻印了。实在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一看可以生厌的,绝不会引起人的美感。以金瓶梅论,其优长绝不在“大闹葡萄架”,而在写西门庆这样一个家庭的罪恶,与夫人情反覆,妇女小人的勾心斗角。这乃是象征一个时代的某种Type,原不仅西门氏的家庭为然。大凡淫亵书籍,总以明代为甚,这也就看出明人生活最糜烂,而亡国灭种的坯子特别多。

(下)

远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薄伽丘写十日谈,已有若干猥亵部分,后来这书的英文版均被删去,不得发行,有人骂英国人太好戴假面具,自然主义是专门暴露人间罪恶的,左拉的罗贡·麦加尔丛书中的“娜娜”,有许多大胆的描绘,当时也颇为一般人诟病,但我觉得这书还没有什么了不起,(请参阅王了一君译本)。较之劳伦斯的“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不晓得相去几万里了。但劳氏是自有其哲学的,他觉得英国人绅士气太浓了,太不顾人情了,所以要在这里大致其讽刺。用原始的野蛮的“人性”把大礼帽燕尾服打倒,这是英国社会的“虚伪”逼他使然,可是这书后来竟不能在英国发行。

自“金瓶梅”到“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作者的意旨都不是叫我们欣赏男女性交,而是要暴露一种人间的丑恶,(不过前者以淫为丑,后者以虚伪为丑罢了。)

假使我们买椟而还珠,那恐怕根本未了解作者的原意。性欲并非不能描写,但是也要经过“净化”,譬如说红楼梦何处不可以说与情欲有关,但我们绝不是把他与金瓶梅等视。西厢记的酬柬在全书中并不见得是好文章,倒不如长亭送别引人入胜吧?心理分析派的学者佛洛特说:一切艺术表现皆是性欲升华,他在“心理分析引论”(注四)里首先以梦的成因来解释,但是,这儿却有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升华”。我所说的净化作用与升华差不多,林黛玉以眼泪表现他的情意绵绵,贾宝玉以出家表现他的爱情的解脱,都比现实的性欲描写有力量。

诗词曲最容易陷于情欲描写,所谓绮语是也。但是诗,词,曲的好处,仍在使情感醇化后的表现,比如李煜的“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并不是好句子,倒还是“故园不堪回首月明中”,和“流水落花春去也”脍炙人口。关汉卿春情一半儿词,更不如天净沙小令有“词境”;而元微之的会真诗卅韵,也不见得比连昌宫词或悼亡四首有更动人的力量!这就是说真美的境界是超然的境界,不是造作得让人肉麻,或污秽得让人不能忍受的东西。

文艺本来有Promotion 的作用,这话也许有人以为太偏功利,离“言志”之说甚远,但个人主张如是,也无可如何。所以,迎合低级趣味或巧立名目而掩护了罪恶的东西都不能要,为文艺净化计,我们该排除像一般出版物的丑恶描绘,至如已故叶德辉把素女经之类的淫书编成影梅庵丛书,而美其名曰古代优生学,尤其是该一脚踢开的。

准此,无论男作家和女作家,凡猥亵的描写,都似乎不必要吧?


(注一)商务版王静安先生遗书,静安文集,叔本华之哲学说,红楼梦评论。

(注二)开明版,朱氏此说,一面受叔本华影响,一面受克罗齐Grosse一派形式美学的影响。其论阳刚美与阴柔美一章可参看。论文艺欣赏为绝缘于利害的一点,事变前曾引起文艺界的论战。

(注三)参看蒋瑞藻小说考证。

(注四)参阅商务版高觉敷译本。


(原载1941年6月7日,8日《中报》。黄恽先生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