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杂文随谈
散文 杂文随谈
果庵
去年太平书局曾出版过一种现代文随笔选，就和平区流行的刊物报纸等选了约二十家近六十篇的散文随笔，辑为一集。今年仍然计划续刊，委托我负选文之责，最近我和李荷山君合作，总算弄出一个目录来了，在此物力困难之秋，能够出版与否，尚不敢知，这也只算作了此心愿而已。
近来批评散文的人特别多了，意见大都是不满意，指摘，无论如何，这也是好现象，散文是引起一部分人注意来了。其实，像上面所说的散文选，乃是很夸大的说法，这如何就可以代表全部的现代呢？我们应当注意，在文化人心目中，并没有分了什么界限，我们总不该以一隅代表全体的。科学一点，还是像近顷上海所出的《Ⅹ人集》的说法好。至于内容呢？岂只散文是不能满人意，其他文艺部门，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可以满意的来！
生活在这世界，还要拿笔墨换饭吃，不免有点低能。我常常想起古代诗人与学者，他们在乱离之中，作了很好的诗，例如杜甫，几次陷于贼中，几次要被戗死，所以才写了《北征》《咏怀》《羌村》等等诗篇，让我们异代同遇的人在二千年后还洒着同情之泪，他的遭遇虽然可悲，为了文艺，未尝不可以说是幸运。如今的时代，比起天宝那时候，又艰难了不知若干倍，可是我们尚未看见那么动人心魄的作品，就连内地在内，也不曾听说有什么最新最流行的东西，只有某作家因贫困自杀可，某作家因肺病卧在医院求助的消息，不时传到我们眼中，听到我们耳里，这很显明的说出来，今日作家，只有呻吟在生活的重压之下，创造的力量恐怕是没有了，杜工部虽然很厄运，到底还有如严武这样的地方军阀收容他做自己的幕府，而我们所遇见的则连“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境界也没有，社会对于文学的看法是可有可无，当局对于文学的看法，是点染景物，文学者自己的估价，也是自己承认不行，遇见机会就跳行，在整个人类对于漠视冷淡之下，虽然诗文应当穷愁而后工，也因为负荷不起维持声明之源的米价物价而枯萎了，或是为了代价太小，不得不粗制滥造而呈现浮薄不堪一看的现象了。
这不是文学者本身的罪状，乃是社会的罪状，战争的罪状。
散文亦复如是。
然则散文的危机，亦即整个文学的危机，而是一时想不出方法来救药的了。只从文字本身挑剔多用了“也”字“耳”字，有什么用呢？从前有人说中国的思想问题，根本就是生活问题，现在文学的事，未始不可在生活上记下这笔帐，所以我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欲弄文学，先须生活。
散文与杂文，近来弄得含混不清。我总觉得纯粹的散文，应当也是抒情的，在中国还很少见。这是需要洗练的技巧于诗化的感情。譬如像Lomb与Isving，Isving也只作到“感想的”抒写，而不纯粹是感情。何其芳的画梦录有些近似，又那么造作周折，如看搽了过分胭脂的女人那么不舒服，南星的散文非常接近这条路，可是因为生活所迫，现在很少看见他作，甚至只弄弄翻译糊口了。这种万物静观皆自得的悠闲之理，在如是紧迫的时代，也十分不容易保持，就是有了这样作品，也将不为整天计算股票纱布行市的读者群所欣赏，另外一世劳苦痛苦的读者，或者没有读书的力量与可能，或者需要发泄更急切于欣赏，唯发泄也有不自由的因素在，于是转为沉默与不管，或是偶尔来一阵谩骂与牢骚。无论在什么地方，现在都不是有充分言论自由的时代，对于写散文及杂文，这是致命的打击，因为诗歌可以象征，小说可以指桑说槐，散文杂文则需要直言无隐的说出所以然，即便是含蓄的，也应当有一目了然的作用。在这里，散文的苦痛还没有杂文大，因为杂文乃是个重感想与说理。这个混沌世界，感想有不胜其说之叹，道理亦有朝夕不同之处。火车票不能买到，旅行者有感想，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懂得点哲学的人有感想且将衡量着传统的道理。推了开去，应当说的不是要汗牛充栋了吗？可是也没有，那就是中了言论要受限制的箭。言论不能随意，说理要看情势，作文章的人只有逃避，绕弯子，也许把昔日的升平，当作甘蔗渣咬个不休，也许东抄西掠的弄作古今中外的东西浇自己的块垒，于是被人骂了，清谈，滥调，浅薄。清谈是可以误国的，滥调浅薄是不值一读的，但是没有人能够原谅其背后之不得已，也并没看见一个大胆的战士，敢率直的陈述了大家的需要文章，——譬如像当年鲁迅先生那样，与打击者以打击。这么长久下去，批评的人尽自指摘，作文章的人还是照旧想不出什么办法，除非是不作。盖道理我们彻底的明白，感想也不是一点没有，有没有者，只是“可能”二字罢了。所以第二个要求，应当是写文章的自由。
上述的自由是指着周围的环境，但是如今横行霸道的不完全是环境，还有一种属于八股与义和团式的思想。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不是别人的问题。我曾在《谈道学》一文中说道八股亦□道学传统之可怕，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八股，不单是和平或抗战这种富有政治性的东西，另外还有具有莫名其妙的野心想要指导大多数人都走向一条路去的思想，好像如果不按照这个思想，就是犯罪。从前文坛也有同样的现象，但那终究还有个人的自由，现在则可以运用题外的力量使你的文章不能发表，或是凑成一群无聊的人来乱叫。我们看了不能不有些寒心，好像无论在什么方面都要变成帮会式的拥护一个人作英雄作首脑的样子，这一点我觉得上海到底是好些的，其他的所在，我不讲大家也会明白。思想应当是多方的，政治不妨单一，只要这些思想不是有恶劣影响便应当准许其发展。孔子所说攻乎异端斯害也矣，这攻字据焦理堂的解释正作攻击与反对解，异端者，殆即思想之多方，如果社会上需要一种思想，攻也是没用的，恰如不需要时勉强呼号也没用一般。自来文学乃是感情感想的产物，其嬗变受着社会经济等的影响，到了该变，自然要变，绝不必揠苗助长。通常是说文学应该具有Promotion的作用，但这种意向应该是文学者自觉的，不是强制的，强制的产品不能谓之文学，犹如应征的征文不容易有伟大的作品一样。这里不妨再以散文为例，从前有人提倡公安派的小品，也有人专作短剑式的杂文，载道与言志互相攻击，其结果还是不能一个力量吞并了其他的力量，载道者照常载道，言志者不妨言志。在社会力量没有把某一个主张淘汰了以前，很难说那个是对，那个是不对。所以第三，我要求自命为文坛指导者诸先生，还是少拿出一点成见来为好，虽然真正的批评我们还是要的。
写散文应当有两个条件，一是多读书，一是多观察。读书与观察无非都为的多通达事理。写小说虽然也要这个条件，但其目的乃在采取技巧形式与有丰富的内容。写散文的人，多少该有哲学者的风度，即使是白描的记载，也该当有了个性。对于观察，那当然需要多样的生活与遭遇，我不敢妄说，对于读书我感到今日写文章的同志真是欠缺。有人在那里反对抄书，诚然不错。但是懂得抄书的人或者还是上乘，有的人则连文法也弄不清楚，看那样的文字实在不如不看。近来散文的翻译可以说是一篇没有，文化食粮的贫乏，也正因为读者群的饥渴，文字出刊不无粗滥之处，而愈是粗滥，越没有人肯沉潜学问，培养自己的见解。若是说散文的危机，恐怕这一点倒是最可虑的。世界上有不少小说家是不学的，却很少散文家不学。读小说的人多半是在那里作冒险旅行，读散文的人乃是思想与情绪之散步。不用说思想是要根底，即技巧形式不也要黽勉去学习吗？我可以大胆说对于散文家，读书比天才与经历更重要，这话不知有些微是处否？
（原载1945年《读书》月刊第二期。黄恽先生录入。文韬先生提供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