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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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父亲(八)

——父亲的藏书

最近宋希於先生发现了一些散失在坊间的原纪庸先生的藏书,并把照片传给我们,看到书上精致的“渔阳纪氏藏书”的印章,想起父亲当年爱书的情况,心中真的是五味杂陈,感慨良深。孩子要我写写关于父亲藏书的回忆,我却很惭愧,因为对此知之甚少,对藏书的价值等,更是懵懂无知,但还是尽量把我能记起的写出来,虽然知道由于我的外行,所写的未必有什么价值。

由于自上学起,母亲就对我要求很严(母亲说,她自己没好好念书,很后悔),养成了比较自觉的学习习惯,父亲又长期在外工作,所以他对我的学习从不过问。但在我读初一时,实中校刊上登了我班同学潘克明的一篇作文(此君后来果然读了中文系,好像在南开大学任教),觉得写得很生动,那天下班,就要看我的作文。我还记得当时作文簿上有6篇作文,我很希望父亲能找出一篇他满意的;不料他看完后没给任何具体的评语,而是把作文簿还给我,有点意兴萧索地说:“文字还通顺,也没有错别字,但是毫无才气,你将来还是学理工科吧。”我倒没觉得失意,只是从此心中确定了学理工科的方向。加之父亲购书兴致最高、也最有收获的时期是1940至1945的前半年,我的年纪还小(7-12岁),父亲也未向文史方面引导,所以对他的藏书就很无知了。

父亲没有当时一般文人的习气,他不吸烟、不喝酒、不打牌,即便有时须赴一些无法推掉的饭局,也从没有过醉酒或深夜不归的情况;工作之余,他的兴趣就是读书和逛书店。无论在北京、南京还是苏州,他最先熟悉的就是书店,假日外出,除了极少的人际往来(比如全家去过樊仲云家一次,会见到京的周作人、陶亢德等,平均一年也不过一两次),都是去书店,浏览群书,找到有用的、有价值的,经过讨价还价能买下来,是很大的乐趣。有时价高下不了决心,会去上两三次,最后终于咬牙买下来;因为和一些书商较熟悉,也会让书店为他保留一下,等拿到稿费,再去买来。有一次,我看到他应该是买了心爱的书回来,坐在书桌前反复把玩翻阅了一会儿,站起来,选了图章,郑重地盖上,现在回想,那应该是他心情很愉悦的时候。他的藏书章我记得除“渔阳纪氏藏书”外,还有一枚“果庵珍赏”,应该是用于碑帖之类的,此外还有没有我就不知道了。

经过认真的回忆,我只能记起父亲的藏书有以下几方面:

  一、古代、近代人的笔记或文集、日记

好像过去的文人有个习惯,随时把自己的见闻、读书心得或思想见解记录下来,积累既久,可以整理成集,有条件的就刊印公之于世。我觉得这类书不少,但我因不懂记得的不多,其中多是线装的,如《夷坚志》、《坚瓠集》、《梵天庐丛录》、《越缦堂日记》等;还有民国时期铅印的,有好多本装帧相同的,好像是一套丛书,是宋元之际、明清之际一些史料,我只记得《甲申传信录》、《南烬纪闻》等几种,翻过几页《甲申传信录》,好像是关于明亡前后的的事,还有一本书里面有和珅抄家的清单。我想这一类书可能记载了不同时期的社会风俗、文人或名人言行、朝野事件或轶闻、朝代更替的有关事情,既可从中获得知识和一些好的思想观点,又有很多内容是正史所不载,也可以和史书互相校证,发现一些问题;从《吴门表隐》发现严禁聚众叫歇碑的线索就属于这种情况。还有一部《清稗类钞》,是有关清朝的野史的汇集,铅印、字较大,一共有几十本(48册?)。也有当时人的笔记,我知道的有《花随人圣庵摭忆》、《凌霄一士随笔》,后者是从报纸剪下自己装订的,因为不是刊印的书籍、而且剪裁得非常整齐、加牛皮纸封面细心装订成十余册,我觉得也是父亲的手泽,所以处理后事后就把它带回了长春,文革初始,母亲害怕,把它和其他可能犯禁的东西(比如他们两人印有青天白日旗的毕业证书等)付之一炬;否则,也逃不过抄家一劫(抄家时,连我床上的被褥都翻了起来;落实政策时,所有被抄走的东西,除了我的日记和工作笔记外,荡然无存)。最近看到《凌霄一士随笔》已被多家出版社印行,因为其中有很有价值的清末民初的史料。

有两套完整的文集:《鲁迅全集》和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包括饮冰室文集和饮冰室专集,好像共有四十几册或更多)。

他对各地、尤其是北京的风土民俗有兴趣,我记得相关的书有《帝京景物略》、《北平风俗类徵》。

 二、碑帖、图册

主要是历代著名的碑帖,我记得好像许多是上海的艺术珍赏社(?记不清楚了)印行的,我不懂版本,只记得是宣纸线装,字迹和风蚀破损的痕迹都很清晰,好像有的版权页上有“珂罗版精印”的字样。也有一些关于金石碑帖的书,我只记得《金石萃编》一种,这些书和碑帖中,有多处父亲手书的批注,好像主要是通过书和碑帖的互校或多种书的查证找出碑帖拓印时遗漏或脱落的字、书中记述或考证的错误,或提出疑问、记述自己的观点等,我手里现存三本:李阳冰《拪先茔记》、李邕《李思训碑》和赵孟頫《六体千字文》,我很奇怪当初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的抄家壮举,怎么会遗漏了这样的“四旧”,大概是混在我的专业书籍里而被忽略掉了。

有两种我最惋惜的,一部日本编印的《书道全集》,共34册,每本都有硬纸壳的函套,占据了一个书架的最上层,很显眼;按日本人做事的风格,内容应很完备,可惜当时没有打开看过。另一个是一套图片,单页不加装订,装在硬纸函套内,也是日本出版的,是中国的塔,我记得当时看过页码,是600张左右,重磅铜版纸印刷,正面是塔的照片,反面是建筑图,一半是外观的建筑图,标有尺寸,另一半则是内部结构图,当时不知道哪些是有名的古塔,如应县木塔、大雁塔、六合塔、保俶塔等,所以只是无目的地翻阅过,每次总是感慨为什么中国的塔,让日本人收集、观测得这样仔细,却没见过中国自己的类似成果;我觉得这部图集现在仍有其价值,只不过不知流落何处,能否被有效地使用,思之痛心。

三 、文史工具书、参考书

父亲备有一些文史方面的工具书和参考书,字典我记得的有《辞源》、《辞海》、《联绵字典》(因为这本字典的编者署名为“衡山老儒符定一”,很特别,所以记住了,我看过里面都是些双声叠韵字,不知为什么要编这种字典)等,都是民国时期刊行的老版本,因为《辞海》的扉页上有父亲用钢笔写的“韦堂自用”字样,所以我在65年把它带回长春;从所写日期可知,韦堂是他被打成右派后取的别号,这个别号当不仅有通常佩弦佩韦的涵义,还包含着深深的痛苦与后悔。这本书居然在抄家时倖存下来,可能是因为精装的封面被当作我的专业书了。有一部中华书局铅印的《四部备要》,只有四厚册,不像现在印的上百本的线装本,但内容应是一样的,应是经、史、子、集各一册,我查了近年出版的《四部备要》,包括的内容很多,但记忆中父亲很少查阅。

我记得的还有《通鉴纪事本末》和《明史纪事本末》,因为当时邻居没有同龄的玩伴,作业不多,有时没事就翻翻父亲的书架,首先看的是《鲁迅全集》里的小说和儿童读物(有翻译的《小约翰》、《表》等),后来偶尔翻到《通鉴纪事本末》,是四字标题的历史事件,觉得像是一个个故事,就看了几则,后来发现《明史纪事本末》文字更浅显易懂,看得更多些,所以就记得这两种,其他都没有印象了。

四、其他书刊

在藏书中,当时流行的书刊不多,他平时去的也主要是经营中文旧书的书店。有几种刊物,《古今》比较全,但好像并非订阅,而是逐期购买的,后来又有《天地》,还有一种《万象》,是综合性的文艺杂志,所以有些文章我还能看看。有什么报纸则不记得了。

当时出版的书倒不多,有周作人的几种散文集,不记得名字;有苏青的《结婚十年》、《浣锦集》,但好像没有张爱玲的著作,可能因为父亲不大看小说。《孽海花》和《续孽海花》,我翻过几页,不感兴趣,就放下了,但因文字比较生动,还记得是写傅彩云(?)观剧,武生演员在抛帽时故意抛到她身上的情节,不知记得对否;还有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我倒是读完了。此外不记得还有哪些书了。

2019年9月 Kings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