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之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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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之再出发

–在学生互助会讲演词

纪果庵讲 陈祥孙记

各位同学,今天敝人来此间与各位谈谈,觉得非常高兴,上星期贵会负责人到我的学校来,要我对各位讲点关于青年修养的问题,讲到修养两字,实在很难说;就是我自己,怕也有待于修养吧!而别的话我们要想说的,又有许多不能说;我在中大担任的是学术思想,那么现在就来谈谈我们古老的儒学吧!

今日中国的社会,不可否认是多方面陷在病态中,因为要矫正这些错误起见,于是许多什么主义之类也遂应运而生,而本来的儒学呢,差不多已成为历史上的陈迹。但是中国过去最少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其所以能这样久地发展下去,而且战胜不少外族的侵略,也无非有着一种不可磨灭的思想作骨干之故。这种思想也就是我们生活的支配力,然则我们的传统思想是什么呢?佛教吗?历史上在魏晋时代这种思想确乎曾盛行一时,但其后就逐步溶入孔孟之道而成为其部分了。道教吗?现在社会中还有着道士的遗留,并且敬神祭鬼也极普遍地流传在民间,然而这也不足代表中国人的主要思想。此外,如墨子、杨朱、名、法诸家,又都在战国以后不久便渐渐地衰歇了。如此说来,我们的传统思想就舍儒家而莫属。近代西洋的各种思想源源输入,固然他们也各有所长,堪为我们效法;但亦侭可不必舍己之田而耘人之田。所以儒家思想虽已成为历史上的陈迹,也并不见得就此而没有研究的价值。

各位生长在这个时代,对于古旧的典籍或者不会有兴趣去翻,那么新出的杂志也许能多看点。二年前周作人先生曾发表过一篇《中国的思想问题》;他说:中国人的思想追根穷源始终脱不出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在政治上的目的是什么呢?简单的说:那就是要求民生安定而已。这在孟子中很多看到1,孟子去游说各国的时候,必先举出一个理想政治来;例如他所说的:“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不负载于道路,七十者衣帛食肉。”这类学说,粗看起来似乎十分平庸;然在座的诸位大的有的二十多岁,小的也有十几岁,我自己是三十多岁,试问你们自有生至今,过真正安定的日子到底能有几天?推而上之,就是诸位的父母尊长又能享过几日的安定!有人曾经作过这么一个极有趣的统计:他把自周朝期迄清末三千多年的历史排比起来,其中终年没有战争的,总计不过六十多年——甚至有人说只得十余年的。这初听似乎很骇人,但返回来看现在我们所要求的是什么呢?只不过是想叫米跌一跌价罢了!然而只这一点事实上就不可能,那么我们所受到的痛苦是否已到达了顶点呢?更大的或许还有。于此可见即使最低要求的“安定”,也实在很难得。所以周先生说如果能安定民生后任何主义任何思想在中国便都不成问题,同时他又提出了儒家思想的两要点——不能损人利己,也不能损己以利人。所谓不能损人利己者,大的如国际间侵略,资本家的攫取,公务员的只知搜刮,商人囤积;甚至于办学校如我们者,也往往有拿赚钱为目的之流,便都不足取,都非儒家思想。至于不能损己以利人呢,很容易惹人误解,我们要知道儒家之所谓利人之“人”连自己的“己”也包括在内;换句话说:能损己而于人于己都有益的话,就可以去做。用数学公式来表示,就是(牺牲之价值>利己之价值)时,便可牺牲。这有如在论语、孟子中常常见到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等就是。反过来说,:譬如有三个人闹恋爱,其中一个因为感到失望而自己去跳白鹭洲燕子矶,那么,这可算是损己利人的了,可是未免把生存的价值估计得太轻,有损于己,于人、尤其是大多数的人,实在并无若何好处,如此便失去了损己的价值。所以杀身而足以保卫国家,舍生便可能安定千万民生的话,诸位也大可效法。否则,就是误解了“利人”的意义。

讲得太远了,我们现在还是再来归到儒家思想的本题上。儒家思想的创始者、继承者,大家都知道是孔子、孟子、荀子等。他们的学说当然是由于时代的反响,这时代与三千多年后我们所处的时代,固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不过那时社会的离乱颠沛也大有同于今日者。譬如孟子到齐、梁则有人问以大饥,此外问内乱外患的也很多;而孔子甚至于困于陈蔡。因此杜甫诗中有“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及古人所说:“孔席不暇暖,墨突不得黔。”都十足表现其生活的不安定,所以他们的呼声,遂处处拿“安定民生”为前提;荀子说:“苟有之于中,必不求之于外。”也就是这个意思。回顾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虽然国家的经济、行政等结构都与孔孟所处之时代有差异,但所受到的痛苦跟他们又有什么两样呢?

我国人拿圣人的头衔来尊崇孔子是由来久矣,但对孔子的儒学,却很少能有进一步的研究。现在我们来看孔子到底是何等样人呢?孔子大家都知道他是鲁人,鲁国在周朝是周公之子伯禽的封地。而那时的文化中心却在河南,河南是殷商六百多年的旧都;这点在甲骨文字中已足证明。而周朝的建国是在陕西,《孟子》上说:“文王居岐山之下。”岐山便是如今的陕西。当周朝初起时,他们的文化是较低的,但高文化的民族屈服于低文化民族,在历史上成为一条惯例,所以当周民族东向河南发展的时候,商民族也便被迫来到山东——就是后来的鲁国,他们虽然失去了国家,但故国之思还是有的,当周成王之世,成王年幼,周公辅政,因此这里遂有了管蔡之乱,他们所推奉标榜的,便是商后武庚:这很明显地看出来是含有民族思想的复国运动。后来周公用倾国之师平定叛乱,知道这里是大患所在,再不放心叫任何人来管理这地方了;于是名为由自己统属,实则派遣了他的儿子伯禽去代替。是时,与这民族性特强的鲁毗连的就是卫跟宋二个小国。周朝为要安慰殷人的故国之思,所以便在宋立起商后来,又拿卫地来封了康叔,用来监视他们。在此种情况下,宋的立国是够可怜的,当时人们对于这些无名有实的亡国奴,更是十分地看不起;像《韩非子》中的“守株待兔”,《孟子》中的“揠苗助长”和“质章甫至楚”等等的故事,便都是属于宋人的;而故事中的主人翁又差不多全是呆鸟。亡国之民的为人轻视,也可想而知。和这宋国有同样命运的,那便是夏后的杞国,所以,“杞人忧天”,也正和上面几个故事具有同一原理。如此说来,孔子是鲁人,也就是商人之后,换句话说,便是深具亡国之悲的一个。他的先人正考父,是商人,故孔子临死时嘱其弟子说:“余殷人也。”他愿意拿商朝的葬礼来葬自己,那么孔子的苦闷也不言可知了。孔子那时代离商纣失国的时候已有五六百年,他尚且惓惓不忘至此;这只须看他编纂的《诗经》中颂的一部门就含有周颂、鲁颂和商颂,这颂是当时民族用来表扬他们祖先的功德的;周颂、鲁颂的收入《诗经》是当然的,但亡国已有五六百年之久的文献,还有什么保存的价值呢?从这里自然更可以窥见孔子的隐衷了。大家一向都知道孔子是“尊王攘夷”的,这在表面上看来,也颇相像;实则孔子他的理论差不多就跟当时的政治不相吻合,他有他的理想政治。这说得明白点,也就是不满于现实;所以他告诉他的弟子们说:“你们看我的春秋,要注意到其中的微言大义呀!”所谓微言大义,正是他的隐衷所在。他又曾说:“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这尤其显示得明白了。所以后来的今文家就尊崇孔子是“素王”,说他有王者之实,而无王者之名。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孔子所处的环境,从横面看是兵荒交迫之时,打纵面的一方面瞧,则是亡国之民。这种环境是不是值得我们注意呢?各位也都明白,无用我再来申述;所以儒家思想从这一点上看,亦有从新加以再研究的必要。

儒家思想的本身,自孔子定六经起一直到目前为止,所有目为儒家著述的虽极多,但真正能祖述他中心思想的却简直没有,汉人定儒家为一尊,使人们的思想局于一隅不能有所发明,已竟是很不对;更坏的又有宋儒出来主张代圣立言,否则就是“非圣无德”,拿孔孟做偶像崇拜。但他们的行事呢,又都是“无事袖手谈性命,临危一死报君王。”的迂阔懦弱行为;然而能够如此已经算好的了,甚至平时满口忠孝仁义,临变却多卑辞屈膝的。因此才引起了后人对儒学误解和的反对,所以我现在要从另一方面来解释我们这旧有思想。

第一、儒家是讲人情的,孔子对他的学生曾参说:“参乎,吾道一以贯之!他虽没说明这一以贯之的是什么,但曾子退下去对同学问他底话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这忠恕就是近乎人情之谓。恕字也即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推己及人。忠呢,浅显点说便是对得起自己良心,对得起良心,就对得起别人;换句话说:那也就是合乎人情。至于那些反乎人情的事,孔子就多不主张,甚至更进而反对的也有;他曾说:“大德不踰闲,小德出入可也。”又说:“人之生也直,枉之生也幸而免。”这直字,就是真诚不虚的意思,亦即人情之 所当然。凡不合人情的事,非但不合儒家思想,并且也行不通的。譬如我办的学校,在南京是相当严格的,但学生并不如外人所说的那样呆板,仍旧可以闹的、笑的、打球的,只要场合、时间对,就可以;个人的自由当然可能充分发展,不见得一定要管得成一块块木头才算好。孔子又最不喜“巧言令色”,孟子也说:“ 胁肩谄笑病于夏畦。” 这类语不由衷的话、假装的笑容都不是本于人情的,所以他们就反对。而《论语》 中的:“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与之。” 这在现在人看来也许无所谓,但讲起人的本性来,虚伪得未免太过火了,故孔子也是不赞成的。由此看来,儒家绝不是如宋儒那么顽固迂阔。现代的人,迂阔诚然是没有了,可是又太无纲纪,处处都是损人利己的勾当,这对于儒家思想,更是相去太远了。

第二、儒家具有实事求是的精神,例如古时老子、庄周 等的思想,高则高矣,他们可以出尘,而儒家则不得不入世。但如果真要想引用老庄的学说,恐怕又是与实际相差太远了。孔子是主张“正名”的,譬如这桌子上的花瓶不能叫它作茶杯,茶杯也不能唤作花瓶一样。他说:“觚不觚,觚哉!觚哉!”觚是盛酒的器具有棱的一种,要是这棱没有了,还叫什么觚呢!这是事物中的小焉者,至于正名的大义,那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例如政府不以民众福利为前提,官吏只知拿剥削为能事,老实讲就不能叫做政府和官吏。所以有人问孟子说:“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回答说:“于传有之。”又问:“臣弑其君可乎?”孟子道:“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这说明了有其名必须有其实,否则便是民贼,便可以人人得而诛之。所以孔子处处以正名为先,正,就是校正的意思,也即是实事求是的说法。

第三、要有合理的精神,合理精神在儒家叫做“义”,反于义的就是利;这利说得透彻点便是自私自利,正是我国人的大病所在,也是儒家反对的一大标的。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又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所谓不义者便是不以其道得之的富贵;所以他又有:“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的解释。拿浮云来比拟富贵,一方面是表示轻视的意思,另一方面却也可以看出:不以正道得来的富贵,就像浮云般的不能持久。所以孔子他宁可“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地过他的清苦生涯。而他的学生颜回所以能“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而不改其乐。”也正是受了这部分思想的影响,才能把精神的要求胜过物质的欲望。孟子推广此义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在家国多事。民生凋敝的时代,你们每个青年都须要有这样的精神才好。至于现在一般人所以不能合理,也无非是为了利欲熏心,把他们的理智真性都遮没的缘故。董仲舒说:“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句话应当是今日的药石。

十八世纪以来,西洋各国极度地提倡功利主义,这是拿人类的集团利益为前提的功利主义,对于人类的文明,也许能有很大的进展,但它的末流,就往往太着重在那个“功”字上 了,现在天上的飞机声,你们听到了吧!新近中大教育系来我校小学部做一种心理测验,我听见有人问一个孩子说:“你知道飞机是做什么用的吗?”小孩子答道:“扔炸弹!”再问他:“还有什么用吗?”“有!还可以用来侦察和打仗。”这些天真的小孩子,他们心灵中就没知道飞机可以运输,可以旅行,可以递信。这因为他自己并没经历过呀!大人们告诉他的也不是这个呀!同于此的,火药在诺贝尔发明之初,也只是想用来开矿或掘地道;但现在呢却用来毁灭人类了,这都失去了他们的本来意义;然而他们的最初出发点,也本是谋大众幸福;其流弊犹至于此。那么一个国家的利己主义,如果长此发展下去,真何堪设想!古人说:“见利思义。”而今人却“见利忘义。”为了要挽救这些颓风起见,所以我们要使儒家思想再出发!要使儒家思想再出发!

 


纪英楠注:【1】这一句似有语病,可能是记录问题或有漏字。

(原载《中大周刊》1944年11月20日第131期,2-5页。宋希於先生提供书影。纪英楠先生整理录入)